丝绸之路：大唐西域贡道
古代中国与西方各国问的交通，历史非常悠久。即使执公元前126年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开始算起，到隋代也已有近7个半世纪的历史，就是在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时代，中原南北诸王朝也一直与西域保持着联系。隋唐王朝的政治大统一，为中西交通辉煌时代的来临，创造了条件。
汉唐时代的“西域”一词，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域”主要指我国新疆地区，广义的“西域”则凡通过“丝绸之路”所能到达的地区，如亚洲中部、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都包括在内。
隋唐使用“西域”概念，一般是广义的，特别是中亚地区，通常是西域的基本范围。
隋朝中两交通的开通，是从隋炀帝“通西域”开始的。隋文帝时代，张掖是内地与西域接触的前哨。隋炀帝即位后，十分注重开拓西域，他派裴矩前往张掖主持“通西域”的工作，裴矩是个很有办法的人，史书上说他对西域诸胡“啖以厚利”，“导之入朝”。
大业中，西域“相率来朝者”达三十余国，既有位于我国今新疆地区的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阒，也有在今中亚的康国、石国、锻汗、挹怛、史国、末国、吐火罗、曹国、乌那曷、穆国、曹国等。裴矩在与西域诸胡的交往中，经过“寻讨书传，访采胡人”，丹青楷写，完成《西域图记》三卷，这部书详细考辨西域诸国，记载了各国山川地理、风俗物产等情况，记下了西域的三条交通干线：北道是自敦煌出发，从伊吾北经蒲类海、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蒜国，达于地中海；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锻汗、苏对沙那国、曹国、何围、大、小安国、穆国，至于波斯湾；南道从部善、于阀、朱俱波、喝檠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曹国，至北婆罗门，达于印度洋。
《西域图记》一书是针对当时中原对西域“诸国山川未有名目，至于姓氏风土，服章物产，全无纂录，世所弗闻”的情况而撰写的，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对隋唐中西交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
隋炀帝“通西域”，为唐朝西域的开拓作好了铺垫。唐初，西域受西突厥的控制，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派遣侯君集平定了高昌，在西州交河城设安西都护府，统领西域内附诸族。显庆二年(657年)唐军征服西突厥阿史那贺鲁，西突厥汗国灭亡，其领地纳入唐的版图。
臣属于西突厥的中亚诸国也望风归附，唐西部边疆拓展到两河(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及波斯北境。唐设昆陵都护统西突厥五咄陆部，设漾池都护统西突厥五弩失毕部，还在天山以北设金山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金山以西，巴尔喀什湖以南，两河流域以东的广大地区，治所在庭州，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在庭州置北庭都护府代替了金山都护府。景云二年(711)北庭升为大都护府，与安西大都护府并列，安西大都护府只领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管辖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及葱岭以西诸部：北庭大都护府镇抚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远至两河流域的西突厥十姓诸部落及各蕃国，仍统昆陵与漾池两个都护府，唐朝在西部边疆的统治体制基本确立下来。安史之乱以后，关陇失守，东西阻隔，但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仍控制着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大约在贞元七年(791年)之后，安西、北庭最终沦陷于吐蕃。
唐朝西域的开拓，对中西交通的发展意义深远，其中最主要的是保证了西域“丝绸之路”的畅通，即裴矩在《西域图记》中所讲到的从敦煌西去，分北、中、南三条干线而达于西海的通道的安全。
“丝绸之路”不仅沟通了中国内地与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推进了中西经济与文化的合作。其实，“丝绸之路”在军事上也是一条重要通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还是一条贡道，大量的朝贡物品和回赐礼品，正是通过这条贡道进行运输传递的。
西域的拓展，“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唐朝的声名远播异域，外国使者频繁地到中国来“朝圣”。
西域内附诸国来的最多。据《册府元龟》统计，在贞观元年(627年)至大历七年(772年)，康国(撒马尔罕)使臣来长安朝贡31次，石国(塔什干)21次，安国(布哈拉)17次，曹国(撒马尔罕西北)10次，米国(撒马尔罕东南)9次，史国(碣石城)7次。另外，吐火罗(在阿富汗境)朝贡约35次，拔汗那(费尔干纳)朝贡约27次，扁宾(克什米尔)朝贡约8次。
南亚、西亚甚至欧洲各国也不断派使着到唐朝来，据粗略统计，大食(阿拉伯帝国)遣使来华达37次，五天竺(印度)共遣使来华19次，师子国(斯里兰卡)3次，拂棘(东罗马)7次。西班牙在上元元年(760年)也曾派出一支18人的访唐团体。
“海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
在隋和唐前期，中西人员往来，主要是通过西域“丝绸之路”。
安史之乱以后，陇右及安西、北庭先后沦陷，东西阻绝；而与此同时，海船制造和航海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唐朝的经济重心也南移，扬州成了当时最繁荣的城市：这些因素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
综观公元7—10世纪的世界，唐朝是当时最发达、最强盛的国家。隋唐时代官方统计的最高户数在900万户以上，实际上当超过1000万户，人口在5000万以上。从版图上说。唐代与汉代相比，“东不及而西过之”。在交通上，继陆上丝绸之路之后，海上对外贸易获得长足进步，而南北运河的开通。更是加强了国内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关系，意义殊为重大。而同一时期的印度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日本的发展也远远落后于中国，阿拉伯世界正处在扩张时期，拜占庭与西罗马帝国(6—11世纪)则进入衰落时期。西欧8世纪进入封建社会，即查理帝国时期，进而分裂为东西法兰克福王国。可以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强大国家。
《新唐书•地理志》保存了唐代地理学家贾耽的《皇华四达记》的部分内容，其中“广州通海夷道”条下记录了由广州到波斯湾的航海路线和船行日数等具体情况，也就是所谓海上丝绸之路。
大体上说，是从广州出发，沿越南海岸南下，穿越马六甲海峡，绕过苏门答腊，西行至狮子国，再沿没来国(印度马拉巴)海岸北上，抵达新头河(印度河)口。从此沿波斯湾海岸西行，经阿曼湾到达波斯湾头，最后溯幼发拉底河至阿拉伯首都缚达城(巴格达)；另外，也可从没来国海岸横越阿拉伯海，到达东非沿岸和亚丁湾等地，然后再趁季风沿阿拉伯海岸进入波斯湾。全程航行至少需要3个月。
中国商船在公元前二世纪时就已驶达印度，到五六世纪时便能航至两河流域了。隋唐时代造船业极发达，有一种名叫“苍舶”的大船，长达20丈，可载六七百人。中国商人乘船频繁出没于南洋诸国及印度、波斯等地，运销中国的瓷器等，所以海上“丝绸之路”有“陶瓷之路”的别称。海上丝绸之路载去亮洁的中国丝绸和瓷器，同时也运来域外的骏马和珍奇，那时的中国正处在亚欧国家经济和文化贸易的中心地位。
另外，还有“草原丝绸之路”。隋唐时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很多是通过北方草原各族作为中介而实现的。当时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中有很多中亚胡商，他们转运物品，走的就是草原道。
此外，还有两条通往南亚的陆路，一条是从柘东城(今云南昆明)西去，过太和城(今云南大理附近)至永昌(今云南保山)，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腾越附近)，入骠国(缅甸)，经万公(即孟拱)，西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图(亚萨姆西部)，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又西至摩揭陀国(巴特那)；另一条是从甘肃经青海，入西藏(即文城公主入藏路线)，然后越喜马拉雅，过尼泊尔至波特那。
大唐时期的民族文化与朝贡文化的交汇
隋唐时期，周边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的人员往来极为频繁，“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屡见。商人、留学生汇聚京师，还有许多突厥人、回纥人、昭武九姓胡人，长期滞留内地，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对内地人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贞观四年(630年)平定东突厥，许多突厥人入朝为官，入居长安者数千家，突厥人的生活习惯对唐人感染极强烈。
史载唐太宗长子承乾，“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贵为太子的承乾，对突厥人的生活方式如此痴迷，可以想见突厥习俗当时在长安所产生的影响之大。
承乾还曾“学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寻撞跳剑，鼓稗声通昼夜不绝”。这也是当时“长安胡化”盛极之时。
到开元时，“胡风”更盛，“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宴饮也以“胡姬压酒”为时尚，佯，、烧饼、胡饼、搭纳等“胡食”，极受唐人欢迎。从驾宫人骑马，“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的仕女从而仿效，胡装盛极一时。
回纥装也曾极受欢迎，后蜀花蕊夫人《宫词》有“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之句，说明回鹘妇女紧身装颇得妇女们的青睐。
唐代风行的打马球，又称击鞠，它是藏族人民在我国体育史上的重大贡献，唐时由吐蕃传入内地。唐太宗曾在安福门观看“西蕃”人打马球，景云中，金城公主入藏时，吐蕃球队还与唐皇家球队举行过一场盛大的比赛。唐玄宗时代，马球运动也风行民间。
纵观中国历史，唐人的社会生活丰富多彩，臂鹰半猎，驰马击剑，赋诗沽酒，跳舞唱歌，杂技百戏，色彩纷呈。这和唐人吸纳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是有一定关系的。这些民族民俗得到了朝庭的认可，甚至成为边疆贡物的特殊种类，也就更加推进了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的融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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