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朝贡制度
秦汉时代实现了天下的“大统一”，彻底改变了“君不君，臣不臣”的政局，这在贡品上得以恢复“从下献上”、“各献异物”的体制。
在秦代，也许是由于这个封建王朝过于短命的缘故吧，进贡的史料十分匮乏。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当时进献甚少。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
文化、思想措施看，当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是强有力的，由此可想见，当时的贡献一定是绵绵不绝的。秦二世登极之时，曾说过一番颇有分量的话：“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史记·秦始皇本纪》）当时所指的“四海”，主要指域内的三十六郡，比大禹时的“九州”更广阔，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大片土地。在如此辽阔的疆域内能实现“皆献贡职”，实在可以称得上是极一时之盛。至于所贡物品，可能大致与《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述不相上下吧！
对于秦王朝的二世而亡，汉初的统治者是十分警觉的。汉高祖命谋臣陆贾加以总结，陆贾在他所著的《新论》一书中明确指出：“（秦代）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治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从陆贾所揭示的历史教训中，汉初统治者认识到：在当时条件下，只有轻徭、薄赋、缓刑，才能缓和各种社会矛盾，以利于自身的统治。这就形成了汉初统治者所谓的“黄老无为”政治思想和文景时期“与民休息”的各项措施。然而，以往的论者却都忽视了，作为“无为”思想的体现。除了轻徭、薄赋、缓刑之外，还采取了“止贡”、“不受献”之类的办法，这应当说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起了很大作用的。
汉文帝一登极，就宣布：“令郡国无来献。施惠天下，诸侯四夷远近欢洽。”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历史文献中，常有文帝“拒贡”、“止贡”的记载，可见其决心之大。离上述一道命令相隔二十二年，到了汉文帝后元元年，，那已是他统治的后期了，汉文帝又一次申言：“令诸侯无入贡。”接替他登上皇位的景帝，在“止贡”上一乃其旧，又一次提出：“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这对于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增强汉初的经济实力，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种做法也似乎影响到了后汉的统治者，后汉的第一个皇帝不止一次地发出“止贡”令。史载：“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于天下已定，务用安静。”所谓“务用安静”，是与汉初的“黄老无为”、“与民休息”相一致的。因此，他一再提倡“勤约之风”，反对“进献”，自己则“身衣大练，色无重采，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然而，汉光武虽然一再强调“止贡”，可下属的“郡国”仍时有上贡者。于是，在光武十三年又一次下诏止贡：“往年已敕郡国，异味不得有所献御，今犹未止，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至乃烦扰道上，疲费过所。”（《后汉书·光武帝纪》）到了汉光武后的第三代，即汉章帝的时代，仍然严格地执行着“止贡”措施，章帝要求下属：“尔后百僚勉思厥职，各贡忠诚，以辅不逮。”（《后汉书·章帝纪》）这条史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贡”一般是与“品”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贡”的对象是物质性的东西，可是，这里章帝却要求臣属“各贡忠诚”，把物质性的东西提到精神的高度，要求“百僚”贡献出自己的忠诚，这不能不说是观念上的一大转变。
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其中包括“上贡”，汉王朝就显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这里的辨证关系似乎是：止贡，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为了积累财富，为大规模的举贡创造条件。史载，到了汉武帝时代，进贡兴旺起来了。“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福，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连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隽，闻天马、葡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以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汉血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汉书·西域传》）这段文字，巧妙地把获取贡物，与开拓疆域，以至民族交往，结合在一起了。事实也正是如此。没有疆域的开拓，就不可能有众多“外国”的“来贡”；没有民族的交往，贡物的进献也难成事实。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贡品对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是多么重要。可以这样说，张骞通西域的意义主要不在于政治和军事上，而在于凿通了中原同西域乃至更西地区之间的通道，尔后，大量西域物品，包括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蒜、胡桃等植物，良马、橐驼、各类奇禽异兽，以及名贵毛织品，源源而来，这些物品的进入，主要通过贡品的形式。佛教和佛教艺术，也在东汉时经过东亚地区传到西域，再通过贡经书等形式传到中国。这些，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进贡物种、数量的增加，进贡的途程也由单一的小路，变成了水陆并进。在这方面，应当说秦始皇有着不世之功。他统一全国并执掌全国统治大权之后，大搞其“整齐措施”，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整齐道路”即所谓的“去险阻”、“车同轨”。秦始皇花了很大代价修筑弛道，以秦京咸阳为中心修筑途经全国的行车大道。弛道一律宽五十步（六尺为步），（用铁椎筑土坚实，并在路旁种松树标明路线。）秦王朝虽然很快灭亡了，但秦代修筑的弛道，对陆路交通起了很大的作用，无疑也便利于陆路进献贡品。当时最著名的南海进献龙眼和荔枝，就是通过陆路的快马传递的，“十里一置，五里一侯，奔腾阻险。”（《后汉书·和帝记》）看来，陆路进贡速度要比水路快得多了。
物极必反。到了两汉的后期，中央统治者对地方及边远地区的索贡，成了搜刮民脂民膏的一种重要手段。据史料记载，到了东汉末年，“龙眼、荔枝及生鲜，献之。驿马昼夜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顿仆死亡不绝。”这就必然引起民怨之沸腾了。一个名叫唐羌的人，为民请命，冒死上书，“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贡膳为功，故天子食太牢为尊，不以果实为珍。”（《后汉书·和帝记》）唐羌其人的上奏引起了皇上的重视，“帝从之”，在形式上，似乎以后再也不搞劳民伤财的那一套了，而内里仍然进贡不绝。尤其到东汉末年，达官大臣以获取大宗贡品为快事，以满足其远也填不满的欲壑。那时，“其四方调法，岁时献贡，皆先输上第于冀（梁冀），乘舆乃其次焉。吏人赍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后汉书·梁统列传》）这时，将相臣僚、帝王之家，以猎取名特贡品为标的，并无代价地占为私有，那已经是末世景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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