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朝贡制度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并在手工业部门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不少作坊中最初“以机杼起家致富”，然后各“家致数万金”，甚至有的到“百万金”（张瀚：《松窗梦语·异闻记》）。同时，两极分化在加剧，有的人失去了生产手段，只能专门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们“得业则生，失业则死”，靠“计日受值”为生，与机户的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商品货币关系。（《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一》）这些都说明，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与这种变化相应的是贡品制度上的诸多变化。
明清时期的贡品经济，进一步成为连结汉民族和各少数民族关系的纽带。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汉藏关系进一步密切了，汉藏关系在唐代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在宋代，这种关系一度有所淡化，而到了明代，关系的密切程度不但有所恢复，而且大踏步地前进了。这种发展充分表现在：西藏政教领袖对明中央政府的联系采取了主动的态势，这在进贡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汉藏一家的观念，经过几个世纪的考验，现在树立起了认同意识。明建立没多久，1393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西藏的朵甘部族就向明政府贡马，表示对这个新生政权的支持，1412年（明成祖永乐十年），西藏的大乘法王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明王朝的京城，贡上佛像和佛祖的舍利。这在汉藏关系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到1579年（明神宗万历七年），西藏阐化王又来贡，向明王朝贡画佛、铜佛、铜塔、藏刀、甲胄等。到了清代，这种关系更加坚定和稳固了。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清对西藏局势采取了稳定政策，清政府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进行了果断的平定，并派选颇罗鼐经理西藏事务，又在西藏设置了两个驻藏大臣。驻藏大臣的设置，标志着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进一步加强了。另一方面，西藏一些有远见卓识并深明大义的政教领袖，坚决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早在清王朝创立之前的1639年（清太宗崇德四年），达赖、班禅就联名贡献方物，并称太宗为“曼殊师利大皇帝”，“曼殊”
者，“妙吉祥”之谓也。使节达到盛京，太宗亲率五大臣迓迎于怀远门，这是清和西藏亲善之始。1647年（清世祖顺治四年），也就是清王朝刚建立的第四年，达赖和班禅大师就向清中央政府献上金佛和念珠。这种明显带有宗教色彩的进贡，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而且，当时的达赖亲自到京，“讽念经咒，以资福佑”。过了六年，即顺治十年，清朝中央政府就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恒喇达赖喇嘛”，正式确立其在西藏的地位，此后，历代达赖喇嘛要经中央册封，已成为定制。比之稍后一点，中央又册封了班禅。可见，贡品对联结汉藏，以及汉与其他少数民族关系上起了很大作用。
明清时期贡品的地域范围比历代都大。有一种观念显然是错误的，似乎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历来是崇尚闭关自守的。不对。正如孙中山先生正确指出的：“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开放的民族。”除清末外，明清时期的开放，应当说是空前的。那时的贡品，不只来自南洋，还有不少来自西洋。当时，一方面，通过南洋这个口岸与更广阔的地域联系。这时南洋进贡的物品，往往带有一个“洋”字，这些实际上来自西方的转手货。比如1783年（清高宗乾隆五十一年）暹罗（泰国）贡西洋毡、西洋红布；1787年（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缅甸贡洋布；1790年（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暹罗进啰啰呢（荷兰出口）。1795年（清高宗乾隆六十年）缅甸贡洋枪。十分明星，这与前几个朝代南洋向中国的贡品，是有别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贡品，正是贡品，把中国进一步推向世界，这是时期，走进贡国的名单中，出现对中华这个泱泱大国来说还相当陌生的国名：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等等。这种用贡品把中国与西洋串连起来的速度应当说是很快的。1613年（清圣祖康熙二年），和兰（荷兰）贡刀、剑、马。1670年（清圣祖康熙九年），义国（意大利）贡金刚石、珊瑚等，还有丁香、金银花露、大玻璃镜。1694年（清圣祖康熙二十三年），俄罗斯入贡。1719年（清圣祖康熙五十八年），英吉利入贡。1727年（清世宗雍正五年）葡萄牙贡方物。1764年（清高宗乾隆二十九年），西洋贡铜人十人，能演《西厢》。1889年（清德宗光绪十五年），英吉利贡自鸣钟。1901年（清宣统元年），日本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通过上述进贡，中国人的眼界打开了（一定程度而言），而西欧国家也开始对中华帝国有所接触。
必须指出，这一时期的贡品也渐次商品化了，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进贡，是双向的，实际上成了国际贸易的一种方式与手段。日本进贡船不断航行于海上，目的是来换取中华的物产，交换基本上是等价的。朝鲜，1637——1850，二百一十三年间，以各种名义向清廷派了六百一十五个进贡使节团，平均每年达二点八五次，它表面上是“朝贡”而来，实际上“朝贡”与“回赐”所得是相当的，这显然是属于商品的交易了。
明清时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进行野蛮的原始积累并得到初步发展时期，这也反映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贡物中。明代以降，在与南洋的交往中，出现了大宗的贡黑奴这种奇特现象。
1378年（明太祖洪武十一年）：“彭亨（马来亚）贡番奴。”
1381年（明太祖洪武十四年）：“爪哇贡黑奴。”
1382年（明太祖洪武十五年）：“爪哇贡黑奴。”
1388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暹罗（泰国）贡番奴”；“真腊（柬埔寨）贡象奴二十四人”——指专门饲养大象的奴仆。
1406年（明成祖永乐五年）：“婆罗（文菜）贡黑小厮”。
以黑奴为贡物的情况以后还有一些。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家把黑人当作可随其摆弄的物品。因此，就把他们当作贡品送给了中国的统治者，这在他们看看，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从人道角度看，只是世界历史上极其暴虐可悲的一幕。
清代末年，为了抵御欧风美雨的侵袭，清政府禁止天主教的传布，并实行严格的海禁，“禁佛郎机人不许入广东省会，荷兰之入贡亦只令在馆贸易。”（《粤海关志·卷十七》）之后，又进一步推行了闭关锁国政策，自此以后，国外“入贡”杜绝，反映了封建末世败落景象。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