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秋天，那是我告别中学时代的最后日子。也许，我与当年很多红卫兵的经历有相似之处，其实并不一样。
经过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我读过苏格拉底的作品，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那么苏格拉底为之而奋斗的理想是什么？
我也读过雨果的作品，他说“人类的心灵需要理想甚于需要物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超过物质需要的理想吗？
伏尔泰告诉我们：“在理想的最美好世界中，一切都是为最美好的目的而设。”那是他的无知或谎言。
伏尼契更是说：“一个人的理想越崇高，生活越纯洁。”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人的活动如果没有理想的鼓舞，就会变得空虚而渺小。”
如今回想起来，这些关于理想的理想化说词，并不能指导我们去为自己找到一条真正可行的人生道路，人的理想志向往往和他的能力成正比。但是一个人的能力可以培养，却无法都能发挥作用。有时能力越大，结果受害也就越深。文革中被打倒的那些功臣、文化名流，难道没有能力？没有知识？离开了中国特色的社会背景，所有关于理想的说词，其结果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关于梦想，纪伯伦说过：“我宁可做人类中有梦想和有完成梦想的愿望的、最渺小的人，而不愿做一个最伟大的、无梦想、无愿望的人。”也许，将理想化作梦想，更实际些，既然是梦，那就是虚幻的、空浮的，梦醒之后，一切依旧。也许会有梦想成真的事发生，那又会有多大的概率？人生如梦，社会如梦，世界如梦，人只不过是世界梦工厂里的一颗螺丝钉，需要将你拧在哪里就拧在哪里，不需要时，就可抛弃，就可扔进炉火中重新融化。
那年，老三届的孩子们被告知，你们可以真正地走向社会了，你们将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或做工，或务农。
文化革命的本意或许是为了让所有的人过上平等的富裕生活，打倒封、资、修，让全中国人民迈向天堂般的共产主义。但整个运动过程，从起步时就充满了血腥的世袭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对儿混蛋，高干子弟盛气凌人地穿上军装，挥舞皮带，臂缠袖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血统论的指导下，那些工农子弟再现了父辈们打土豪分田地的威风，他们只知道“龙生龙，凤生凤”，却忘记了“老鼠的儿子只会打洞”。
很快，这些曾经疯狂的红五类子弟，遇到了大麻烦，他们的父亲一个个在运动中倒下了，为了不甘心让自己落下黑七类子弟的命运，他们团结了起来，成立了一个“联动”组织，这些组织成员，为了保护世袭的荣耀，又拿起了武器，甚至可以鞭打自己的亲生父母，背叛曾经高喊过的“三忠于”口号。
一个六六届的初中生，一个在生理上还没有真正发育成男人的孩子，一个自小失去了父亲关怀，在混乱不堪的社会中长大的人，能懂得什么是自己的理想吗？我的父亲在与共产党的敌人浴血奋战中，去追求过自己的革命理想，结果在共产党发动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倒下了，连他的尸骨也未能让子女看上一眼。我已经不属于红五类子弟，但也不承认自己是黑七类子弟，那么我是谁家的孩子？为什么一个孩子的成长，首先要以家庭出身、阶级成份去划分？
文化革命在深入，血统论依然在横行。在红卫兵被充分利用之后，应该解散那些组织了，他们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且还可能引起新的集团产生。
掌权的和重新掌权的人，共同作出了一个规定：让红五类子弟优先报名参军，事实上很多高干子弟已经穿上了军装，昂首踏进了兵营；也可以用推荐的名义变相保送他们上工农兵大学。红五类子弟还可以优先进入工矿企业，非红非黑子弟可以到社区街道工作，唯有黑七类子弟只有一条路可走，到农村去，那是可教育好子女改造自己的光明大道。“工农兵大学”，顾名思义，就明白了黑七类子弟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力。
我想起了雪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
我准备放弃过去，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这个世界已不再属于我。我找到了校长，我对他说，我决定到农村去，我想在春播夏种中去收获属于自己的秋天，平静的走完一生。
校长惊讶地望着我，那时，我已18岁了。
校长有点急了：“不，你不要这么想，你可以分配到厂里去工作，你现在还是校革会的成员，校领导和教师都认可你，你保护过大家，你也团结了很多同学……”
我长大了，已经有了自己的主张。人的一生如果没有理想的鼓舞，就会变得空虚而渺小。但理想一旦失去了，有时会更明白自己应该去做什么，因为理想不是自己确定的，而是别人设计的，那些理想只是属于别人，并不属于自己。每个人都应该靠自己去选择生活道路，这种选择决定着自己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受看作生活目的的本身。
校长没能说服我，他居然去了我家，对我母亲进行劝说。校长明确地告诉我母亲，校革会同意将你的儿子分配到上海工厂里去工作。
当母亲告知我校长来找过她时，我没有激动。我平静地对母亲说，哥哥已在上海工作，如果我不去农村，那么妹妹连进社区街道的机会也没有了。我的主意已定，我不需要感谢，我也没什么可以让人感谢的。
那天，我独自来到了母校，校园里静得出奇。我去风雨操场转了一圈，那里安置了几张乒乓台，因为我是自带午饭上学的，后来是自带生米在学校里蒸饭的，所以那些回家用餐的同学，总是委托我帮忙先抢占好乒乓台。有时，我也帮助他们去抢占篮球架。这些同学都长得比我高出一个头，有得已像男子汉了。这些同学回家吃完午饭后，就会匆匆赶回学校，第一件事，就是让我和他们一起打乒乓或打篮球，我不喜欢运动，原因是个子太矮，打乒乓球时，够不上近栏网的球，他们会特意放长球给我；打篮球时又特意将球全抛给我，说多打篮球会长高个。有一次，我接篮球时吃了个“萝卜干”，右手中指小骨折，至今还长得有些弯曲。
没想到，我的付出有了回报，在文革时期，他们是我的真正朋友。只要我一出现在校园里，他们就会围着我嬉闹，听我讲故事，讲历史。无形中这些人高马大的同学成了我这个学生孩子王的护卫，没人敢欺侮我。
我要感谢的是那天发生的事。在上海市公安和消防发生武斗后不久的一天，一些在武斗中被追击的人逃进了我所在的中学。我正在校门口出黑板报，我立即上前阻止这些手持棍棒的人闯进校园。他们就对我挥舞起棍棒，我左闪右躲，避开了袭击，同时随手捡起一根课桌断腿作自卫。正在学校操场打篮球的同学们赶来了，一场搏斗就此开始。这时在校的教师已经通知驻扎在学校马路对面的“文攻武卫第五指挥部”，那些武装工人冲进校园，驱赶了在武斗中被追击而逃进了我校的那些人。
学校重新恢复了平静，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在随手捡起那根课桌断腿作自卫时，没注意到那根课桌断腿上留有一颗钉子，这钉子居然被我握在手里，至今右手掌心近第二指的下方还留下了一个“Y”型的疤痕。
后来，我也曾去过“文攻武卫第五指挥部”参观，原来这里的厕所最有特点，据说一泡尿可以直通黄浦江。又听说袁世凯曾经在这幢洋楼居住过。洋楼的邻舍就是孙中山故居。不久前，我才第一次去孙中山故居参观。我离开母校，已是事隔三十多年了。
母校给了我太多的回忆。
学校北墙篱笆外，就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故居。那时园内有一个树桩搭建的“门”字型架子，不知是干什么用的。但我会溜进园里将这个“门”字型架子当作单杠练习，想让自己快快长高。我和同学也常会溜进小园拍照。
校园东墙外是复兴公园，只用篱笆隔开，同学们将篱笆挖了个洞，常到公园里去玩。只有我可以自由地进出公园大门，原因是我的身高只有1米19公分，符合公园规定的免费入园标准。公园也不是对我才那么仁慈，他们最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免费让我们这些学生进入公园，条件是免费为公园义务扫秋天里的梧桐树落叶。
母校的分校设在皋兰路。当我坐在分校的教室里上课时，目光总会隔着窗户去看对面那幢小洋楼，那就是我曾经的家。父亲受到政治运动冲击后，全家被赶出了这幢洋楼。透过窗户，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正在我度过童年时代的房子里玩耍，我的心总不会平静下来。
即使那条不足400米的皋兰路路面，也会留下我的记忆，在夏天的时候，烈日将柏油路面烤得发烫，我和邻居的孩子们会光着脚丫在滚烫的柏油路面上赛跑。
还有神秘的东正教圣尼古拉教堂、卫立煌、虞洽卿故居……记忆从未离开我的脑海。
但是，我在初中毕业时决定离开这里的一切，因为这一切已永远不属于我。我坚定地报名上山下乡。
校长劝阻不了我，就问我：“你想到哪里去？”
我说去黑龙江，那里属于东北，我父亲曾经为解放东北出过力。但我的希望破灭了。
我说去新疆，那里离上海最遥远。我的希望又破灭了。
校长痛苦地对我说，我实在没办法帮助你了。因为，因为……那里是边疆，是军队式的管理和要求，你的出身情况不符合政策规定……
我突然长大了，我意识到文化革命的终极目标仍然是沿袭着专制的世袭传统。上下五千年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没有不与等级制脱离的文化，穿戴讲等级、饮食讲等级、建筑讲等级、出行讲等级，即使革命成功了，父母的职业也可以用顶替来继承延袭，在一个充满等级而不平的社会里，我又能相信什么？
我仍然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由于出身原因，还是由于校长的帮忙，不得而知，最终我选择了去上海近郊农场，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也结束了我的中学时代。
不过，最令我难忘的是，当我的执意决定不肯改变后，校长通知我：校方推荐你参加学校毕业分配领导小组工作，因为你对同学们的表现情况了解很多，在毕业分配时，你有发言权，建议权。事实上，我有的却是决定权。
曾与我在文革时期风雨同舟的同学，不论家庭出身，我都在他们的名字前打了勾，他们都分配在上海工厂里工作，而且是当时最好的大型国营企业，如江南造船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重型机械厂、上海电机厂，出身较差的同学，也能分配到针织厂、钟厂、搪瓷厂……唯有我最好的同学吴煜，做出了与我一样的决定，他坚定地选择了上山下乡，去了地属安徽的上海黄山茶林场。
令我难忘的是有些从不到校参加运动的女同学，居然会找到我家里，哭着向我诉说家中的困难，希望我能让她们分配到工矿企业工作。印象最深，也是我干得最出格的一件事，那是一个不知名的女生，她不是我的同班同学，她找到我后，只说了一句话：“我出身不好，但我记得你说过的那句话‘我们都是同学’，因此参加了你领导的学生组织。”我的心被剌痛了，当然，我向校方作了建议，她最终没有被赶出上海大都市。我不会食言，但我也没想到自己会做出如此决定。
回顾整个文革时期，我只走完了一半的路程，另一半路程是在农场度过的。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在动乱的文革时期，我还是个孩子，我就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决心和想达到的目的。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永远是世袭的专制社会，也不相信什么以血统论为基础的血缘治国。
太阳升起了，我终于搁下了笔。望着窗台上放置的瓶插野花，春花正在阳光下吐出淡淡的芳香。从凌晨三点多起床开始写作，现在已是上午八点半了。时间在静静地流淌，人生在沉淀中慢慢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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