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时期的贡使解读
唐代载籍中对汉族以外的人们多笼统称作“胡”，如胡人、胡雏、胡儿、胡兵、胡贾、胡僧、胡客等等，不一而足。这是一种很含糊的称谓，它既包含了生活在历史上的中国之外的几乎所有的外国人；也包括了生活在历史上的中国之内，与唐朝从属关系不确定，或属于不同政权的中国周边地区的民族；在很多情况下，还指称生活在唐朝境内，已经归属唐朝，但人种与汉族不同的各民族的人群；甚至有时还指前代就已移居唐朝境内，已经完全汉化的非汉族人群。
唐朝的外来人中，有许多都是通过官方途径进入唐朝的。主要包括使臣、质子、贡人等。这些人有些是王室成员甚至国王本人，有些是身居高位的外交使臣，也有些是打着使节旗号的商人，更多的是作为物品贡献给唐朝的各色伎艺人或奴婢等等。这些人的身分高下极为悬殊，在唐朝受到的待遇也各不相同，从各个不同的层面构成了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据唐代政书记载，从唐初到玄宗开元年间，曾向唐朝朝贡，即与唐朝有过外交使节来往的“四蕃之国”近四百，其中“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三百余国，开元年间尚存者还有70国。除了少数属于中国境内周边各族建立的政权外，这些国家或政权与唐朝的使臣往来，构成了唐朝官方对外交往的主要内容。
唐朝政府规定，外国使节至唐，先由边境州县核查使团人数、物品等，使团随员多留在入境地等候，边境州县为使臣及副使二人颁发牒文，乘驿传到京师。接待使节的工作主要由鸿胪寺典客署负责。
唐朝将有贡使关系的国家分为五个等级，不同等级国家的使节有不同的待遇。使节初至，先由典客署“辨其等位”，确定不同的接待礼节。
对使节的食物供给有不同的名目，“常食料”之外，还有“设食料”和“设会料”，都按使节所在国不同等第配给。
陆路使节有“度碛程粮”，海路使节有“入海程粮”，程粮的供给主要依据路途远近，根据旅途所需时间的长短来供给。
武周证圣元年（695年）颁发的诏书称：“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当时就是依照了这样的标准。
除了饮食之外，对外国使节日常起居所用什物、患病、死亡等也都有具体的规定。来唐的使节有许多带有贸易的性质，有些干脆就是由商人组成。
假如携带物品为“药物、滋味之属”，由少府监或市令选择“识物人”确定价值高下；假如是驼马等物，则由殿中省及太仆寺验阅，良者入殿中供御用，驽病者入太仆充群牧；假如是鹰、鹘、狗、豹之类无从估价的物品，则由鸿胪寺决定价值多少，当使节返国时，由朝廷以“赏赐”的形式付给相当于“贡物”价值的物品。
外国使臣（包括君主）至唐，最重要的仪式就是接受皇帝召见。
唐朝对迎劳（遣专人慰劳）、戒见（遣专人通知召见日期）、奉见（正式召见）、受表（接受国书）、受币（接受礼物）、赐宴等都有非常明确而繁缛的规定。
与食料供给一样，接待礼节也视国家的大小或强弱而规定了不同的等级，如在接受国书或礼物的仪式中，“大蕃大使为设乐，次蕃大使及大蕃中使以下皆不设乐悬及黄麾杖。”
除了例行的召见之外，外国还要参加唐朝廷组织的一些重大庆典活动，如在高宗麟德二年（665年）和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举行的两次泰山封禅活动中，都有大批外国使节参加，前一次随高宗前往东岳的有波斯、天竺、罽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从，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参加玄宗东封活动的则有大食、五天竺、昆仑、日本、新罗之侍子及使节，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乌浒之酋长等。
使节来唐，大多都在名义上接受唐朝官职，最常授予的官职为果毅都尉、折冲都尉、中郎将、太仆卿以及诸卫将军等职。
出于对唐朝文化的钦仰和其它原因，外国使节中有些自愿留在了唐朝境内定居。如康国大首领康某，“因使入朝”，留在唐境内任检校折冲都尉，并娶翟氏为妻，于天宝八载（749年）终于东都福善坊，留有嗣子康从远。
有些使节后来甚至代表唐朝出使本国。如波斯人阿罗憾（Abraham），在高宗显庆年间（656－661年）充使入唐，仕唐为右屯卫将军，并曾代表唐朝为“拂林国诸蕃招慰大使”，出使西域诸国，在拂林西界立碑。后于景云元年（710年）卒于东都私宅。其子俱罗（Korah）仍然保留了胡语的名字。又，新罗“行人”金思兰出使唐朝，“恭而有礼，因留宿卫”，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被唐朝“委以出疆之任”，以太仆卿赐同正员的身分出使新罗。
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河陇，西域道路阻绝，安西、北庭前来朝廷奏事的官员以及西域朝贡使节滞留长安，日用所需供给，使朝廷不堪重负，贞元三年（787年）检括，得4，000人，预备停止供给，但遭到西域国使臣的强烈反对。
李泌献策，建议由唐朝组织使臣，或假道回纥，或经由海道遣返本国；有不愿归者，“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这时诸国客使在唐朝境内已滞留了三十余年，最多者达四十余年，结果没有一个人愿意返回本国，于是朝廷将诸国使臣分隶左右神策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每年节省经费达五十万缗。
除了真正的客使之外，这些检括出来胡人有许多都应该是打着“朝贡使”名义的商胡。本世纪50年代在西安发现的波斯人苏谅妻马氏墓志称，苏谅官职为“左神策军散兵马使”，苏谅其人很可能就是波斯流亡政权派遣出使唐朝的使节的后代。
《东城父老传》称，玄宗时“都中无留外国宾”，而到元和五年（810年）时，情形为之大变，“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这种局面的形成，与贞元三年（787年）之后大批西域诸国使节留居长安当然不无关系。
大唐时期的质子解读
人质制度，是一种将人作为抵押的制度。最晚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在我国就已经出现了人质，并一直存在到了18世纪中叶。
所谓人质，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对内的，即那些驻守边疆或出征在外的文武官员以其亲属作为人质，用来保证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另一种是对外的，即或由不同的国家或政权互相交换人质，以保障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或是由弱国向强国、战败国向战胜国单方面输送人质，以保证弱国或战败国对强国或战胜国的忠顺。
单方输送人质，并不单纯意味着双方间只存在强弱或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有时单方输送人质主要是为了维护双方的友好关系或贸易关系。
人质多由输送方的儿子充任，所以多称作“质子”；又因为人质多在唐朝宫廷担任宿卫官职，有时又称“侍子”。
武则天时，“四夷质子多在京师”，左补阙薛登就此上疏直谏，请求禁绝侍子。
玄宗开元十年（722年），朝廷又正式颁布诏令，将“诸蕃充质侍卫子弟等”，放还本国。薛登提出的理由是入侍质子受唐朝先进文化熏染，返国之后，一旦与唐朝交恶，将会对唐朝自身形成威胁。而唐玄宗在诏令中强调的理由则是向风慕化，应以诚信为主，质子长期离乡背井，借居他国，违反了安土重迁的原则。这些意见或措施的提出，受到了当时具体政治环境的强烈制约，并不具有典型的意义。但就唐朝的实际情况而言，质子制度一直是在对外交往中实行的一项重要的制度。
据文献资料反映，新罗、康国、何国、石国、米国、迦湿弥罗国、护蜜国、吐火罗国、天竺诸国、波斯国等，都曾向唐朝派遣人质。充当质子者主要是输质国国王的儿子、弟弟，子侄，个别还有以国王本人为质者。
质子承担的官职主要为中郎将、果毅、折冲等职。充任质子的时间一般都很长，有些甚至是世代为质。米国质子米继芬，其父米突骑施“遐质京师，永通国好”，历任辅国大将军，行左领卫大将军。米继芬“承袭质子”，继续在禁军宿卫，永贞元年（805年）死于长安醴泉里私第，终年92岁。何文哲是何国国王的后裔，因祖先在永徽年间（650－655年）入唐为质，遂留在了长安，何文哲卒于太和三年（829年），何氏后裔世代居唐已接近200年。
入朝质子在唐朝授官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质子所在国的“蕃望大小”，一是质子本人在本国的官职高下。积累年资，质子官职还可以迁转。
在开元六年（718年）吐火罗国质子阿史那仆罗抱怨授官太低的诉状中，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仆罗本人是吐火罗国王阿史那般都泥利的弟弟，在本国任特勤，被遣入唐为质。仆罗在诉状中称：“仆罗兄前后屡蒙圣泽，愧荷国恩，遂发遣仆罗入朝，侍卫玉阶。至愿献忠殉命，以为臣妾。仆罗至此，为不解汉法，鸿胪寺不委蕃望大小，有不比类流例，高下相悬，即奏拟授官。窃见石国、龟兹并余小国王子、首领等入朝，元无功效，并缘蕃望授三品将军，况仆罗身恃（特）勤，本蕃位望与亲王一种比类，大小与诸国王子悬殊，却授仆罗四品中郎。”并提到后来天竺质子瞿昙金刚等“数改转，位至诸卫将军”，而他本人自神龙元年（705年）授左领军卫翊府中郎将以来，经14年没有迁转。玄宗敕鸿胪寺“准例定品秩，勿令称屈”。可知质子官职的授受和迁转都有成例可援。
此外，质子在唐还可由试官迁授正官，如当时任“试光禄卿、紫金鱼袋”的新罗质子金允夫在开成二年（837年）的诉状中称：“本国王命臣入朝充质二十六年矣。三蒙改授试官，再当本国宣慰及册立等副使。准往例，皆蒙特授正官。”于是被授以武成王庙令。细味文意，金允夫要求“特授”正官，是因为根据以往成例，凡担任唐朝使节出使本国者，都可授正官。
金允夫两次充当唐朝使节出使新罗，表明不仅留居唐朝的外国使节可以反过来代表唐朝出使其本国，外国质子也可以唐朝使节的身分出使本国。元和七年（812年），新罗质子试卫尉卿、赐紫金鱼袋金沔为试光禄少卿、充吊祭、册立副使，随正使崔棱出使新罗。元和十五年（820年），新罗质子金士信也作为副使出使新罗，他在上疏中称：“臣本国朝天二百余载，尝差质子宿卫阙庭，每有天使临蕃，即充副使，转通圣旨，下告国中，今在城宿卫质子，臣次当行之。”表明至少对新罗而言，以入唐质子充任唐朝副使，几乎已经成为定制。
大唐时期的贡人解读
所谓“贡人”，是将人作为“方物”，即地方土产的一种献给唐朝廷，供皇室或贵族官僚玩赏。
一般而言，这些人大都具有迥异于常人的特点。如武德、贞观间（618－649年），扶南国向唐朝贡献两位白头人，“素首，肤理如脂”。元和十年（815年），诃陵国贡献的僧祗童，则以肤色黝黑为世人所称道。
除了体质或生理上异于常人外，贡人经常还具有非凡的技艺。唐代最常见的贡人是一些从事歌舞或音乐职业的伎人。如宝历二年（826年），东国贡舞女飞鸾、轻凤，以荔枝、金屑、龙脑为食，“兰气融冶、冬不纩衣，夏不汗体”。歌声一发，如鸾凤之音，百鸟翔集；舞态艳逸，非人间所有。此事固然未必尽实，但这类传说是在大批才能优异的音乐、歌舞艺人，被贡献给唐朝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产生的，从更深的层面上反映了唐朝普遍存在着精通歌舞艺术的贡人。
在贡人中还包括一些骇人耳目的杂技艺人和魔术师。
如睿宗时（710－712年），婆罗门国献人，“倒行以足舞，仰植铦刀，俯身就锋，历脸下，复植于背，觱篥者立腹上，终曲而不伤。又伏伸其手，二人蹑之，周旋百转。”技艺高超，使人瞠目。
又如贞观年间（627－649年），西域献胡僧，能以咒术使人生死，太宗挑选飞骑中身体强健的战士试验，结果“如言而死，如言而苏”。
研究中国朝贡史，对唐代贡人的研究也是一项特殊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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