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初期赏赐无度的朝贡制
研究中国历史，就应该研究中国古代的朝贡史，了解了中国的朝贡历史，也就能从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比较清楚地审视中国的历史，以及对今日中国之影响。一直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大中国观念，在大宋时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中国的朝贡制度在两宋时代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裂变，研究这段朝贡史，可令人重新审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包括什么是真正的文化软实力。
宋朝320年的历史，经历过18个皇帝，其中真正被世人所认同的可能只有太祖皇帝赵匡胤一人，其实不然，除去南宋三末帝年纪太小无法评价外，另外的15个皇帝都各有千秋，宋朝之所以能立足320年之久，与这些帝王的耕耘分不开的。
大宋太祖皇帝，名匡胤,各种史书总把他“神话”了。不可否认的是太祖确实功绩非凡，他不仅结束了唐以来的割据局面，为大宋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人自己也习惯把本朝太祖皇帝作为一面镜子来对比当时在位的皇帝，而宋朝的历代皇帝也以太祖为榜样，希望能做出如太祖皇帝般的丰功伟业。
在当时，元人是比较敌视大宋统治的，对宋史的编修工作也有众多苛刻之处，但是提到太祖的时候还是不禁感叹其神武。明代，一直是比较推崇宋朝，对太祖的评价基本上也是全部认同。
宋太祖曾制定了一些政治和军事上的措施，这些措施是十分有利于稳定刚刚建立不久的宋朝的，也很有实用效果。但为什么最终会导致宋朝的“积贫积弱”？其实，政策是要随时改变的。问题出在太宗以后的皇帝们太循规蹈矩，一成不变的继承太祖时指定的“家法”，即使是南宋初期国家面临着严重的亡国威胁时，还是紧抓过去的“家法”不放，难道这是太祖的错吗？
宋太祖皇帝其实也不是一个如史书上说得那么完美的皇帝。如在对国家统一方面，宋太祖给后代留下了无数隐患，南方的交址、西方的吐蕃、西北的党项，这完全是他在位期间可以解决的问题，由于宋太祖的宽容放纵政策，导致了这些少数民族十分轻视中原王朝，完全没有了汉唐以来那种中原王朝的尊严，尤其是党项和交址，给以后宋朝的国防，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至于应对崛起的辽，太祖把它视为最强大、最有战略威胁的对手，但始终不敢对辽动手，在与北汉的三次战争中深深体会到了辽的潜在威胁，这与他后来力主迁都长安有很大关系。到了太祖后期，基本上把收复燕云的期望放在继任者身上了。
另外在对待皇位继承的问题上，宋太祖也险些造成大宋内乱，虽然他偏向于传位于光义，但其内心是极不情愿的，毕竟自己的2个儿子都年过20了，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其内心深处是极其矛盾的，导致到最后也没有真正的解决好这一问题，自己也死于疑案之中。
太宗皇帝赵匡义是太祖皇帝的亲弟弟，太祖在位期间官至开封府尹，爵位至晋王，位列宰相之上。他曾为太祖登基费劲心机，与赵普齐心合力一起辅佐过太祖，对宋初的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太宗得到皇位后，励精图治，积极选拔人才，使其在位期间达到了宋朝的极盛时期，为后来宋朝的长期稳定和维护国家统一做出突出的贡献。
大宋初期的强盛，推进了朝贡制度的延袭发展。宋初的朝贡制度基本上是传承了唐朝的邦交政策。
据统计，宋代来华朝贡较多的国家和地区有：高丽41次，交趾45次，占城56次，三佛齐33次，大食40次，于阗34次，龟兹21次。与宋保持朝贡关系的海外国家还有注辇、蒲端、婆、渤尼、真腊、拂等。
所贡之物包括国王贡物、王室成员贡物、贡使及随行人员贡物等几部分。
主要贡品都是本国土特产，如高丽贡金银器、娟、布、马、刀剑、人参、硫磺；交趾、占城、三佛齐等东南亚国家贡象牙、犀角、玳瑁、珍珠、驯象以及各种香料、香木；大食贡玻璃器、水晶、织锦、香料；于阗、龟兹贡骆驼、马、玉器、乳香等。
宋朝对贡物采用“估价酬值”的办法，也就是对贡物估值以后，再回赐金、银、钱、丝织品等以偿其值。如绍兴二年(1132)，“占城国王遣使贡沉香、犀、象、玳瑁等，答以绫、锦、银、绢”。
值得研究的是，大宋王朝的回赐通常高于贡物价值，如乾兴元年(1022)，交州所进贡物估价为1682贯，皇帝下诏回赐2000贯。再如天圣六年(1023)，交州所进香药估价3600贯，朝廷则回赐4000贯。
北宋初期，对朝贡贸易不加限制，赏赐无度，以至各国贡使纷至沓来。在庞大的贡使队伍中，不乏借朝贡之名来华贸易的商人，他们在牟取商业利润的同时，还常常获得宋廷优厚的赏赐。史载“二圣(宋太祖、宋太宗)以来，四夷朝贡曾无虚岁”。
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中国人的“大中国”观念，只要你承认大宋王朝的一国原则，你愿意臣伏，就以“厚往薄来”礼仪，给你好处、利益，赏赐无度的回赠，实际上给大宋王朝留下了遗患。
“大中国”正统意识受挫下的大宋贡制转变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北宋时期有两篇文献相当引人瞩目。
一篇是石介的《中国论》，这是迄今为止可以看到的古代中国第一篇专以“中国”为题的著名政治论文，不仅因为作者是北宋学术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而且这篇论文中民族情绪非常激烈，甚至可以说非常极端，显示了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关于“中国”的焦虑。
另一篇是欧阳修的《正统论》，这篇论文在当时反应颇热烈，不仅因为作者是思想史、文学史和政治史上的一个枢轴式的人物，而且他的意见与他自己对前代历史的深刻认识和书写实践有关，历史的认识和书写，又关系到当时知识阶层对于传统经验与教训的梳理，以及对现实政治合法性的确认。
现代研究者从这些文献中普遍看出，古代中国相当长时期内关于民族、国家和天下的朝贡体制和华夷观念，正是在这一时代，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遭遇挫折的时候，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这显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实世界与观念世界的反差，即在民族和国家的地位日益降低的时代，民族和国家的自我意识却在日益升高，这种情况在中国思想史上可以说一直延续至今。
从安史之乱开始，由于外族叛乱及侵凌的刺激，加上科举制度的发达，社会上逐渐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进而产生中国文化至上的观念。基于上述原因，国人仇视外族及其文化的态度，日益坚决，相反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热爱，逐渐建立了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化
。事实上，宋以前“只有实际的正统之争，没有正统理论的出现” ，因此唐宋两代，关于“正统”的观念在表面上似乎相同，但在本质上却差别很大。
欧阳修《正统论》的写作，有四个背景值得注意，一是“大宋与前朝的统属问题”，二是“《春秋》学复兴的影响”，三是“纂修前史所遭遇的问题”，四是“北宋外交挫折的反应”。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国家如何定位的问题，作为一个国家，宋王朝究竟有没有政治合法性，这个政权如何得到传统与经典的支持，如何书写他人与自我的历史，其实，这都是由于“敌国外患”逼出来的问题，如果不存在这些“对手”，或者“对手”不足以使自己国家的存在意义有任何疑问，这些问题是不必要那么严重地提出来，那么郑重地来讨论的。
“中国”这个观念来历久远，传统的“华夷”之辩里面，这个华夏共同体的族群、区域与文化也一直被普遍认同，异国异族的存在这一现实也从来没有被否认过，“华夷”、“中国”、“正统”等等观念更不是这个时代才有的。
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至少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那个时代，也许更早些时候，中国人就在自己的经验与想象中建构了一个“天下”，他们想象，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大地仿佛一个棋盘一样，或者象一个回字形，四边由中心向外不断延伸，中心是王所在的京城，中心之外是华夏或者诸夏，诸夏之外是夷狄。
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与南夷北狄相对应的“中国”概念。在古代中国的想象中，地理空间越靠外缘，就越荒芜，住在那里的民族也就越野蛮，文明的等级也越低。这种观念和想象并不奇怪，西谚说“既无背景亦无中心”，大凡人都是从自己的眼里看外界的，自己站的那一点，就是观察的出发点，也是确定东南西北前后左右的中心，离自己远的，在自己聚焦关注的那一点后面的就是背景，我是你的视点，你也可能是我的焦点，但是可能你也是另一个东西的背景，我也可能是他的背景。古代中国历史的记录和书写者处在中原江河之间，他们当然要以这一点为中心，把天下想象成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大空间，更何况很长一个时期，中国文明确实优越于他们周围的各族。
古代中国人始终相信自己是天下的中心，汉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顶峰，周边的民族是野蛮的、不开化的民族，不遵循汉族伦理的人是需要拯救的，拯救不了就只能把他们隔离开来，中国人不大用战争方式来一统天下，也不觉得需要有清楚的边界，常常觉得依靠文化软实力就可以“威服异邦”，而此邦与异邦的地理界限也会随着文明的远播和退守在不断变动。
古代中国人的“中国”常常是一个关于文明的观念，而不是一个有着明确国界的政治地理观念。所以，凡是周围的国家，中国人就相信他们文明等级比我们低，应当向我们学习、进贡、朝拜。
中国古代的《职贡图》，画的就是各边缘民族的代表向中央王朝进贡，总是把中国人的皇帝画得特别大，而外族人的使节很矮小。这种观念多少给中国古代人的世界想象，带来一些弹性空间，使他们不至于为了异族的崛起或异文明的进入而感到心理震撼，可以从容地用“礼失求诸野”、“乘桴浮于海”、“子欲居九夷”等等说法，宽慰自己的紧张。所以，在充满自信的古代中国，很多儒家学者一直倾向于夷夏之间，分别在于文明不同，而不在于地域、种族，也就是以有没有“礼乐”、“文明”来区别 。显然，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由于相信天下并没有另一个足以与汉族文明相颉亢的文明，因此相当自信地愿意承认，凡是吻合这种文明的就是“夏”，而不符合这种文明的则是“夷”。
“大中国正统论”一直延续到唐代，到唐代中叶，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到了宋代，这种变化更是剧烈。宋代虽然出现了统一国家，但是，燕云十六州被契丹所占有，西北方的西夏建国与宋对抗，契丹与西夏都对等地与宋同称皇帝，而且宋王朝对辽每岁纳币，与西夏保持战争状态。
这时候的东亚国际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已经与唐代只有唐称君主、册封周边诸国成为藩国的时代大不一样了，东亚从此开始不承认大宋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
这个转变，使得传统中国的华夷观念和朝贡体制，在观念史上，由实际的策略转为想象的秩序，从真正制度上的居高临下，变成想象世界中的自我安慰；在政治史上，过去那种傲慢的天朝大国态度，变成了实际的对等外交方略；在思想史上，士大夫知识阶层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观念主流，也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转化为自我想象的民族主义。
宋朝时期，对于国际政治的实际策略，与对于世界秩序的传统想象之间，与过去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及朝贡制度，虽然是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但是朝贡制度不足以涵盖整个传统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关系。传统中国固然有一个很强的传统，来维持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要求邻国称臣进贡；但是另一个传统也不可以忽视，那就是与邻国实际维持的对等关系。
但是，汉唐以来，似乎从来没有多少平等的意识。“天下之中”和“天朝大国”的观念仍然支配着所有人对世界的想象。问题是大宋皇朝已经不像以前的唐帝国了，大唐气象不再出现，北方的辽和西北的夏，后来的女真与更后来的蒙古，始终像是笼罩着它的阴影，使大宋王朝的正统大中国论变得有些英雄气短。
宋太祖传说中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只是一句自我安慰式的大话。事实上，宋、辽间常用“南北朝”的称呼，大宋已经习惯并且承认了这一称呼。因此，宋人的观念是：“认知中原是一个‘国’，辽也是一‘国’。认知国界的存在”。表现在文件中，则常常有“邻国”、“兄弟之国”等名词。
当“正统论”、“中国论”被现实冲击后，宋朝的朝贡制度也就发生了急剧转变。这一转变也使宋朝的“积贫积弱”矛盾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远源宋朝的儒家闭关锁国攘夷论
几乎所有的史学家们都说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是源自清末，其实从中国贡品文化研究发展史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远源于宋朝年间的儒家学说“攘夷论”。
庆历二年（1042），欧阳修写了一篇著名的《本论》，提出全面而且是根本的变革方案，包括了“均财而节兵、立法以制之、任贤以守法、尊名以厉贤”，即兵（军事）、财（财政）、法（制度）、贤（人才）、名（秩序）五个方面，这种要求国家从根本上改弦更张的政治背景，如果仔细推敲，其实是在异域强大对照下的自我忧患。他向当时的人们提出一个不得不回答的尖锐问题：现在的国家，从表面看来一切都很好，但是，“南夷敢杀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强之王，北夷敢有抗礼之帝者，何也？生齿之数日益众，土地之产日益广，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国不尊，天下不实者何也？”他一方面说现在是“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但另一方面却话里话外又充满了危机感。
这种危机感在当时很普遍，正是因为外敌的存在和强大、汉族的焦虑和紧张，使得北宋春秋之学与攘夷尊王之学很兴盛，也使得庆历以后的那几十年里倡言改革成为风气。西夏和契丹，使得从来以为中国即天下的士人，真正开始意识到国家的局限，也深深地感到周边的压力。欧阳修在说到西夏时，虽然他很愤怒西夏“欲自比契丹，康衡中国，以为鼎峙之势”，但是，他也察觉到中国对于西夏，“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骇，举动仓惶”。
这时的契丹给大宋王朝的感觉，已经不是夷狄，而是敌国了。所以说，“契丹称强北方，与中国抗者，盖一百七十余年矣，自石晋割地，并有汉疆，外兼诸戎，益自骄大”。但是，宋人觉得更可怕的是，一些中国人采取的是鸵鸟政策，掩耳盗铃。张耒在《送李端叔赴定州序》中痛心疾首地说，“为今中国之患者，西北二虏也，……自北方罢兵，中国直信而不问，君臣不以挂于口而虑于心者，数十年矣”。他和苏辙的看法一样，苏辙也说，“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国之一病也”。而这个病，已经不仅仅是肘腋之患，却是病入膏肓了 。
现实生活中，大宋王朝的范围缩小，过去汉唐那种睥睨四方、君临万国的心理，在周边的压迫下开始发生变化。由于知道了“中国”不等于“天下”，面对异邦的存在，大宋王朝就得在想方设法抵抗异族的侵略之外，凸显自身国家的合法性轮廓，张扬自身文化的合理性意义。但是中国人的文化合理性意义究竟在哪里？
一些宋人开始认真考虑如何确认“正统”，以抵御“外患”，重建“道统”，以对抗包括蛮夷戎夷狄之文化侵蚀的问题 。
当大宋民族和国家边界意识形成后，直接后果是使汉族士人不得不严肃地面对“他国”与“异文明”，严肃面对的结果是两个，第一个是，他们开始对“出入境”加以限制，除了勘定边界之外，他们还要限制“外国人”的居住区域，要限制“中国人”的外出范围，即使在北宋较安定的时代，他们也对异域人的活动有相当的警惕。
天禧二年（1018），官方曾经根据朱正臣的建议，对于来中国进行贸易的“蕃商”进行限制。
景祐二年（1035），又曾经根据郑载的建议，禁止番客带妻儿在广州居住并购买物业，番商们不能在各地官衙附近购买房屋，这是为了在空间上对族别加以区分。同时，涉及技术性的书籍和通晓这类知识的士人，不能出境到异族区域，以免知识和技术的外传，对于图书的出口更是有了严格限制。
元祐年间，官方曾经下令“举人及曾聚学人并阴阳卜筮、州县停废吏人，诸造兵器工匠……并不得入溪洞与归明蛮人相见”。这一严厉的措施在两宋时期，一直被严格执行，知识与国土都一样地有了严格的边界。
对于外来的宗教、习俗和其他文明，士人又有了一种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反感，也有了一种深深的警惕，他们不再像唐代那样欢天喜地去拥抱这些新鲜的东西，而是怀着戒惧的心情对它们进行批判，他们对外来的宗教信仰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态度，对于祆教、摩尼教及其他教团的抵制和镇压，把几乎所有的异端宗教，包括可能来自异域文明的宗教都牵连进去。
北宋元祐六年（1091）布衣薛鸿渐和林明发“以妖妄文字”被根治，就是因为他们“教本自海上异域人，于中国已数十年，而近者益炽，故其桀黠至敢上书，以幸张大”，而私刻异教经卷、怪异信仰行为，都在被禁绝之列。
崇宁三年（1104）令各州收缴并焚烧私刻《佛说末劫经》；宣和二年（1120）令拆毁斋堂并焚烧私撰的《讫思经》、《证明经》、《太子下生经》、父母经》。以及屡次下令禁止炼臂灼顶、刲肉燃指或者舍身投崖等等，理由就是“毁伤人体，有害民教，况夷人之教，中华岂可效之”。甚至连现代认为是“文明”的火葬，也因为它来自异域文化而不合汉族文明，在士绅阶层和理学家如程颐、司马光、朱熹等人的不懈抵制下，被渐渐禁绝。
显然，宋代国家对于异族文明及其影响有相当深的警惕。也许，这与宋代始终处在异族的威胁下有关。对于异族文明的抵制，最普遍地表现在对固有文明的阐扬和夸张，北宋历史学上的“正统论”、儒学中的“攘夷论”、理学中特别凸显的“天理”与“道统”说，其实，都在从各种角度凸显着、或者说是重新建构着汉族中心的文明边界，拒斥着异族或者说异端文明的入侵和渗透。
一次，朱熹在与弟子的谈话中曾经相当严肃地指出：应当“辩得华夷”，即确立汉族传统。他痛心疾首地说，现在就连穿的衣服也还没有“复古”，他甚至不惜以当时皇帝为例进行批评，说“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甚至“今上领衫与靴皆胡服”。在他的历史记忆中，这个染上胡风的历史，可以从宋上溯到唐，从唐上溯到隋，从隋上溯到元魏。按照他的理解，中国文明已经被胡人瓦解了，或者说异域文明已经取代了汉族固有文明，所以横亘在他心中的一件大事就是确立“道统”，画清华夷之界，所以说，“而今衣服未得复古，且要辩得华夷”。
从这些历史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的远源来自儒家的“攘夷论”，其核心仍是“大中国论”和“正统论”，即所谓的道统观念。
正是在 儒家的“攘夷论”影响下，宋朝的朝贡制度发生了质的变化，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粉碎了中国的大国梦。
“怀柔远人”的宋朝贡制
宋代各蕃国所进贡物，主要是本国土特产，宋廷对贡物的种类名目，以及贡使的来华路线，即所谓的“贡道”，并无明确规定。各国贡使凭历代相沿的习惯和经验，根据地理之远近、交通便利与否选择登陆或进入地点。
宋中叶以前，高丽贡使主要在登州登岸，后改由明州出入。交趾贡使由广南西路的如洪镇入境。其他东南亚国家多从广州、泉州登岸。
西域贡使抵秦州辖境后，则由当地政府派人护送至京。阿拉伯国家在北宋时期由陆海两路来华，南宋时期则多由海路。
各国贡使在京期间，须履行一系列繁琐的朝贡礼仪。据《宋史》记载，其内容包括呈递本国表章，移交贡物，应诏觐见皇帝，参加庆典活动和宴会，代表本国国王接受宋廷封赏和官方文书等。有些国家的贡使还将本国习俗传入，并被宋朝纳入朝贡礼仪，如注辇、三佛齐贡使在觐见宋帝时，“以真珠、龙脑、金莲花等登陛跪散之，谓之撒殿”。
朝贡具有贸易和政治双重功能，宋朝政府除在贸易方面对贡物“估价酬值”外，还常对朝贡国国王、贡使进行额外赏赐，亦称“给赐”、“加赐”等。在政治上则对朝贡国国王、贡使予以册封。
仁宗(1023－1032)以前，“远国使人贡，赐以间金涂银带”。
天圣六年(1028)，三佛齐国王遣使朝贡时，“特以浑金带赐之”。
绍兴七年(1137)，三佛齐国王遣使“进贡南珠、象齿、龙涎、珊瑚、琉璃、香药。诏补保顺慕化大将军、三佛齐国王，给赐鞍马、衣带、银器。赐使人宴于怀远驿”。
接受宋朝封号的朝贡国国王除高丽、三佛齐国王外，还有交趾、占城、真腊、注辇、于阗等国的国王，其他则赐以诏书、冠带、金、银等。但因宋朝国势衰微，对上述国家的册封并不具君臣主从关系的真实内涵。此外，宋朝还授予各国贡使诸如“归德将军”、“怀化将军”、“宁远将军”、“郎将”等虚衔。
海外国家遣使来华朝贡，一般都要向宋廷呈递象征君臣主从关系的表章，称“奉表”或“上表”。元丰至绍圣年间(1078－1098)，北宋政府加强了对朝贡事务的管理，规定贡使必须携带表章，方许进京，还对有些国家的贡期、回赐等作了限制。
北宋初期，西域贡使、商人借宋朝政府招徕朝贡之机，不论有无表章，纷纷涌入京城。元丰初，宋朝颁诏于阗，“惟赍表及方物马驴乃听以诣阙，乳香无用不许贡”。又令“西南五姓蕃，五年许一贡”。
元二年(1087)，“诏立回赐于阗国信分物法。岁遣贡使虽多，止一加赐。又命于阗国使以表章至，则间岁听一入贡，余令于熙、秦州贸易”。
绍圣年间，知秦州游师雄上书朝廷：“于阗、大食、拂等国贡举，般次踵至，有司惮于供赉，抑留边方，限二岁一进。外夷慕义，万里而至，此非所以来远人也。”他的建议被哲宗采纳。此后至宣德年间，对由陆路来华朝贡的阿拉伯国家的朝贡次数略有放宽。
至于从海路来华朝贡的东南亚国家，因其朝贡规模远在市舶贸易之下，并受市舶贸易的制约，所以迟至南宋绍兴年间，才对个别国家的贡期有所限制，如许令安南三年一贡。
北宋时期，偶有朝贡国不按贡期遣使来朝，宋皇也会作出“怀柔远人”的姿态，下诏特许。
南宋时期，曾颁布一系列旨在限制、规范朝贡的法律条文，其中比较重要的除前述对擅载外国贡使来华的华人船主治罪以外，还有：“诸蕃蛮入贡托故不行，而押伴使臣保申不实者，徒二年”；“诸冒化外人入贡者，徒二年”；“诸管押、伴送蕃夷外国贡使计程，无故辄稽留一日，杖一百，一日加一等，至徒二年”等。违法者一经告发，朝廷视情节轻重，给予告发者10－300贯钱的奖赏。
从“怀柔远人”的朝贡制度变化，已经可以看出大宋的国势之衰。但宋人却说这是“厚往薄来”，是中国人的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当然要有大国风范。直到今日，仍有人这样认为，实为国之所悲。
以厚赐为代价的宋朝贡制变化之耻辱
在宋代时期，中外朝贡关系发生了特殊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在夏夷长期对峙和宋朝一直“积弱”的格局下形成的。
宋朝特别是北宋统治者非常注重朝贡的政治、军事意义，而置朝贡的经济利益于不顾。所以不仅对朝贡国国王封官授爵，对贡物“估价酬值”，还回赐国王、王室成员及贡使大量贵重物品。即所谓“厚其委积而不计其贡输，假之荣名而不责以烦缛”。这种情况直到南宋时期，才逐渐有所改变。
宋时朝贡的政治和军事色彩，在高丽与宋朝的朝贡关系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自公元894年日本停止遣唐使的派遣，历宋之世，中日之间一直没有官方往来，东邻之国中惟有高丽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与此同时，高丽先后称臣于辽、金，向其纳贡。因受辽、金制肘，高丽与宋朝的朝贡关系并不顺畅。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高丽大成王王昭遣广评侍郎李兴、副使李励希、判官李彬来宋朝贡。次年，宋太祖降制高丽国王，赐命王昭为开府议同三司、检校太师、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高丽国王。
淳化四年(994)始受制于辽的高丽，在受辽之册封，奉其正朔的同时，仍不时向宋朝贡。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诏登州置馆于海次”，以待高丽使者。
天圣八年(1030)高丽王派遣293人的庞大使团奉表来朝，“贡金器、银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铜器、黄、青鼠皮等物。明年二月辞归，赐予有差，遣使护送至登州。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
至神宗年间(1067－1085)，韩中朝贡关系再度活跃。对此，马端临评论说:“高丽之臣事中朝也，盖欲慕华风而利岁赐耳。”
这种变化，对正在实施变法的宋朝决策者来说，高丽频频入贡，为“结之以谋契丹(辽)”提供了千载良机，于是厚遇来使，与夏国使同等对待。高丽贡使旅途所居亭传，皆修葺一新，且“皆名高丽亭”。
元丰二年(1079)神宗又下诏“立高丽交易法”。此前，朝廷回赐使者，“须下有司估准贡物乃给”。而新立的“交易法”则认为估准贡物，“有伤事体”，因而规定“国王贡物不估直回赐，以绢万匹永为定数”。朝贡贸易的非经济性特征于此可见一斑。
元年间，朝中反对变法的保守势力主张断绝与高丽的朝贡关系，如苏轼在元四年至八年间(1084－1088)先后撰写《论高丽进奉状》、《乞禁商旅过外国状》、《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等公文，强调宋与高丽的朝贡关系“无丝发之利，而有五害”。但其主张未被朝廷采纳。
至腐败透顶的徽宗朝，为达“联丽抗辽”的政治目的，更加优待高丽来使，“升其使为国信，礼在夏国上，与辽人皆隶枢密院，改引伴、押伴官为接送馆伴”，再次提高接待规格，而其他朝贡国从未享受如此殊荣。不过，此时辽政权已处覆亡之前夜，北宋苦心经营的“联丽抗辽”的朝贡外交终成泡影。
北宋灭亡后，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朝廷在强敌金国的威胁下，抱残守缺，因不再对“结高丽以抗金”抱有幻想，对韩中朝贡关系的态度遂经历由冷漠到敌视的转变。
造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南宋朝廷对向金奉贡称臣的高丽的戒备和恐惧之心越来越重，以致于视其贡使为金国间谍。
绍兴六年(1136)，“高丽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赐金帛遣之，惧其为金间也”。是以高丽使臣被拒之门外。
绍兴三十二年(1168)孝宗即位时，也以同样原因拒绝高丽遣使朝贺之请。在此，朝贡的政治、军事意义，以另一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
另外，在与西域诸国的朝贡关系中，宋朝也隐约透露出以之牵制西夏的政治意图。
可悲的是，对于一再遭受屈辱的北宋统治者而言，发展中外朝贡关系，还有其羞于启齿的另一层政治意蕴所在，那就是“柔远人以饰太平”。每次战争失利之后，北宋统治者往往四处遣使，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以粉饰太平。
宋太宗曾发动两次旨在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大规模北征，皆以惨败告终。第二次北征结束不久，宋太宗便派遣8名宦官携诏书、金帛等前往海外国家，邀其朝贡。
北宋与辽朝订立“澶渊之盟”后，真宗与大臣演起“天书屡降”的闹剧，试图借神力洗刷耻辱，树立天朝的尊严。
这样，招徕海外国家前来朝贡，成为该出闹剧的重要一幕。在接下来的一系列祭拜、封禅仪式上，果然有不少外国贡使的身影。
大中祥符元年(1008)，为庆祝所谓的天书降临，宋真宗于泰山行封禅之礼，大食、三佛齐、占城等国贡使携带贡物参加了这一仪式。
4年后，宋廷又在汾阴行后土礼，应邀参加的有交趾、蒲端、三麻兰、勿巡、蒲婆等国贡使。
此后，神宗朝、徽宗朝皆曾鼓励海外国家前来朝贡。但在江河日下的形势下，此举徒具“壮朝廷之威灵，耸外夷之观听”的外表，却以巨额的赏赐作为代价。
宋朝时期的“厚赐”朝贡、邀请“朝贡”，其实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国耻。只要承认中原王朝，什么样条件都可以答应的外交政策，实在是令人匪夷。
宋代中外朝贡关系的颠倒转变
以积贫积弱著称的宋代，在古代中外关系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一方面，在广袤的北部边疆，先有辽、夏与宋争雄，后有金与宋为敌。期间，宋朝曾于“澶渊之盟”后向辽朝纳银输绢，于“绍兴和议”后向金国称臣纳贡，因而就宋与辽、金的关系而言，以往象征君臣主从关系的朝贡关系，已呈颠倒之势。
西夏与宋的关系虽不同于辽、金，受宋的册封并频繁遣使朝贡，但恰如司马光所说：“所以遣使称臣奉贡者，一则利于每岁所赐金帛二十余万，二则利于入京贩易，三则欲朝廷不为之备也。”
元人也认为，西夏“虽尝受封册于宋，宋亦称有岁币之赐、誓诏之答，要皆出于一时之言，其心未尝有臣顺之实也”。
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随着中国经济、政治重心的南移，海外贸易日益繁荣。除大批海外商人来华贸易外，许多国家遣使朝贡。据《宋会要辑稿•蕃夷》所载，宋代来华朝贡的国家有26个，朝贡次数为302次，其中，除东亚的高丽外，交趾、占城、三佛齐、大食等东南亚和西亚国家来华朝贡频繁。
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朝贡关系的特殊性，二是朝贡贸易经历了由鼓励到限制的变化。上述特征在朝贡制度方面皆有所反映。
北宋前期因统治者注重朝贡的政治功能和象征意义，导致了中外朝贡关系的扩大和朝贡贸易的发展。此后历南宋之世，统治者从实际需要出发，逐渐限制朝贡贸易的规模，朝贡的经济因素有所增长。与此相适应，朝贡制度日益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皆有朝贡事务的组织管理机构，其相关制度多为后世所本。
这种好大喜功的做法自真宗统治末年起，逐渐有所改变。
宋真宗，名赵恒，太宗皇帝次子，是宋代的第三位皇帝。
作为宋朝第一位皇太子，赵恒无疑是幸运的，宋朝经历了太祖，太宗两朝的经营，已经稳定了宋朝的统治，经济也朝着向上的趋势发展，国内无事，人口，耕地，财政积累都在不段增加。不过太宗留给真宗的却是一个危局，北部依然屹立着强大的辽国，西北有强悍的党项族扰边，东南的交趾时服时叛，国内阶级矛盾不段增加，土地兼并日益严重，都导致了宋朝的危局，宋真宗赵恒就是在此决定宋朝命运的时刻继承大统的。
“澶渊之盟”在真宗时期算是个大事件了。宋人把真宗对辽的战争看作是胜利，把“澶渊之盟”看作是外交上的胜利，其中不免有些阿Q精神，但是仔细分析也不无道理。金人、元人评价“澶渊之盟”也都较偏向于宋朝，毕竟在宋军先败后胜，而且有可能全歼辽兵的情况下做出的一个让步，当然当时的真宗也已经是惊弓之鸟了，对胜负没有把握，但是从各方面因素分析，宋军获得最后胜利的可能性要远远超过辽军。
当辽倾国南下，集中了全国精兵近30万，孤军深入，志在直捣东京，重演当初辽太宗灭晋的历史。
当时河北、河东都在宋军手中，辽以无路可退，只有向前，但在宋军的强烈阻击下不能继续南进，使其进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不过当时的真宗既无必胜的信心，也无继续战争的心思，这与太祖、太宗相比相差甚远。
“和”是其最大的动力，况且用当时不到宋朝0.5%的年岁收入来换取和平，对宋朝来说无痛无痒，而且最让真宗欣慰的是：有汉高祖刘邦贿赂匈奴的先例，自己也不算太丢面子。此时的真宗对辽兵也是惧怕不已，灭辽对他来说永远是个梦了。
真宗自从即位后，就一直想做个被后人称颂的太平天子，但是在武功方面他确实无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为了寻找平衡，在灭辽无望的情况下，他屡次搞大型的封禅行动，以次来证明国力的强盛。这是真宗另一大失误的地方，过分地虚荣使其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误区。
对党项的纵容也是其外交上的失误。真宗任其发展，不加任何节制，对党项一再退让，使其逐渐强大起来，为后代留下了无穷后患。事实证明，后来的西夏对宋的威胁和对宋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了辽。西夏已使宋在西北无立足之地，产马之地尽失，造成了两面受敌的局面。
不过真宗在治理内政上却有一番政绩，从根本上确立了文人统治的地位，使宋朝的文化得到的超速发展，各种诗人层出不穷，使周边国家对宋朝文化向往不已。当时的辽无论从经济和文化都无法与宋相提并论。
真宗非常勤政，对奏章的阅览常常至深夜，经常在半夜熟睡中想起批阅不对的地方，就马上起身再做修改，在真宗的努力下，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宋朝自太宗朝以来，防内松外的策略得以延续。文人的绝对统治地位得以加固，武将在朝廷里已无任何发言权，不仅位低于宰相，甚至在边界交战地区，决策权通常都在文官手中，武将只是执行任务的工具了。
虽然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受挫，但是宋朝经济、文化在真宗时期继续高速发展。
大中祥符九年(1016)，在市舶贸易兴盛的广州，当地官员率先提出了朝贡贸易的改革方案，得到真宗批准。
据《宋会要辑稿•蕃夷》记载，是年七月，“秘书少监知广州陈世卿言：海外蕃国贡方物至广州者，自今犀、象、珠贝、香、异宝听赍持赴阙，其余辇载重物，望令悉纳州帑估值闻奏，非贡举物悉收税算，每国使、副、判官各一人，其防援官大食、注辇、三佛齐、婆等国勿过二十人；占城、丹流眉、渤尼、古逻、摩迦等国勿过十人，并来往给券、料。广州蕃客有冒代者，罪之。缘赐与所得贸市杂物，则免税算，自余私物不在此例。从之。”
宋朝政府已开始通过限制进京贡使人数、严禁蕃商假冒贡使，以及削减贡物数量等措施，控制朝贡贸易的规模。
而且，除进京所携贡物估值回赐外，其余部分作为商品，纳入市舶管理制度予以征税，不仅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有利于市舶贸易的良性发展。宋朝的朝贡制度，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得不作了重大调整。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