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自己的初中时代，恰逢文革，课本上那些课文的作者，他们都自杀了。
仅在1966年的文革初期，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邓拓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在5月17日晚，他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第二天自缢身亡，成为在那段非常的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人。以死抗争的在京著名人士，还有著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老舍，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了；著名文艺评论家陈笑雨在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投永定河自尽了；自16岁开始就师从徐志摩、闻一多写诗的考古学家陈梦家，自缢身亡；曾问教于王国维、黄侃、梁启超门下，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刘盼遂，自杀身亡。
我生活的大上海，同样出现了一批宁死不屈的文化名人。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李平心，于1966年6月20日自杀；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叶以群，在同年跳楼自杀；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的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是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在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于那年9月11日晚上，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
但从初中课本中读不到的是：同样是文化人，却有不同的人生选择。张春桥和姚文元都
属于文化人，著作不少。但在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和组员姚文元，都去北京工作了。11月，张春桥、姚文元托人带口信给徐景贤：上海市委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执行了错误路线，要他带头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徐景贤积极响应，他也是个文化人。
中国有句古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意指秀才只能纸上谈兵，实际无用。中国最有名的农民起义：黄巢、李自成、太平天国，都与落第秀才造反有关。黄巢和洪秀全本人是落第秀才，李自成的主要谋士宋献策也是落第秀才。这些最著名的造反都失败了。《水浒传》描写秀才造反的有两个人，王伦和吴用。他们的造反也都先后失败。其中白衣秀士王伦领导造反，是梁山事业的创始人。但他自己没有武艺，智谋短缺。他自知这些弱点，所以妒忌贤能，因为排斥林冲而暴露无遗，臭名远扬。最可笑的是王伦不懂如何掌权，如何培育和经营骨干队伍、团结和使用人才，所以手下没有强将，更无贴心之人。当林冲尖刀相逼之时，王伦疾呼：“我的心腹都在那里？”结果无人敢于和能够相救。有的人同情王伦，说王伦没有大的罪恶，不该遭到杀害。殊不知强盗窝里没有温良恭俭让的儒家道德传统，有的只是你死我活的勾心斗角。
张春桥、姚文元和徐景贤，都熟读《水浒传》，当然不甘重拾王伦遗风。
1966年12月18日，徐景贤带领写作班子的人，造了上海市委的反，提出“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的口号，并发表《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造反声明——让上海市委“后院起了火”，“心脏开了花”。由于徐景贤打头阵，上海市委机关各部门的造反派纷纷起来，他们同徐景贤的造反派一起组成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联站”)，徐景贤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联络站的首领。徐景贤领导的“机联站”，“发号施令，人少权大”，他们又积极和王洪文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以及其他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向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进攻。
徐景贤带头造反，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还说，“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几个口号的提法有区别，好！”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毛泽东亲自审定元旦社论，进一步推动了文革。
在1月4日那天，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了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在讲话中，诬陷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打倒了，并与刘少奇、邓小平并列，成为文革中被打倒的最高国家领导人，当时遍及中国大地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保卫毛主席”。
同日，张春桥、姚文元身着军装，以调查员身份从北京回到上海。他们在接见徐景贤等市委写作班子的造反派时，张春桥说：写作班子的造反，在上海、在全国的影响都比较大，推动了全国省、市一级的党政机关干部起来造反。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来，是中央文革派我们来的。我们两个来了，当然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联络站就作为我们的工作机构。我们到上海来的任务，是做调查研究，然后向中央报告；所以我们不想介入上海的具体活动，同时，我们到上海来的消息，暂时也不想公开。
接着，张春桥、姚文元又接见了王洪文等人，张春桥说：“上海的200万产业工人，是我们的基础。上海的工人阶级要能够左右上海的形势，工人运动不要受红卫兵，特别是外地学生的操纵。”张春桥特别强调说：“现在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要害部门都控制起来，包括海港、铁路、电厂、水厂、煤气、电话等。”
4日当天，《文汇报》社被造反派夺了权。5日，造反派又夺了《解放日报》社的权。夺权那天，张春桥向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鼓动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
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徐景贤为头的“机联站”和以王洪文为头的“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召开了约有百万人参加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大会的文件和发言，都由张春桥、姚文元审查过；大会召开时，张、姚在他们秘密住处收视实况转播。在这次大会上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市府领导人被揪到台上去，还有上海数百名局以上干部陪斗。会后，市委、市府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权力落到了张、姚等人手里。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揭开了所谓“一月风暴”的序幕。
在夺权大会上，还宣布了三项通令：
一、宣布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7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
三、请求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级干部坚守岗位。
为了取代中共上海市委，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又于1月8日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从那一天起，上海的党、政、财、文等大权，就实际地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几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手里了。
对此，毛泽东于同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组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由于毛泽东的赞扬，导致全国掀起了夺权之风。
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上海11个群众组织《告上海人民书》，毛泽东亲自加编者按说：“这是一个大革命”。
1月11日，经毛泽东授意，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文章，文章说：“他们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文章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在12日举行的上海欢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誓师大会上，曾通过一项《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站的倡议》，其用意就是想以各群众组织的联络站作为新的上海政权机构的组织形式。这时又传来了最高指示，夺权后建立的领导机构，要有军队的代表、革命干部的代表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三者参加，显然各群众组织联络站的形式不符合这个要求，所以它不能成为新政权的组织形式。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6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全国许多城市打出“红色恐怖”的口号，不仅造成如张志新、遇罗克等冤案，以致“造反派”滥杀无辜的现象在北京、湖南等不止一个地方频频发生。
1967年1月15日，我国著名的爱国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不堪忍受非人的迫害逃出中国大陆，经香港，辗转来到美国弟弟的家中。中国公安部将此作为要案，于1967年5月成立了“马思聪专案组”,马思聪出逃乘坐的电动拖船“002号”是这个专案组的代号。马思聪夫妇在大陆的所有亲戚都被审查，有的被投入监狱，帮助马思聪离开北京的贾俊山、倪景山也被捕。他们当中，后来有的被判刑，有的被迫害致死，可谓株连九族。
1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红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由此，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也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更加剧了文革全面混乱的局面。
但是在1967年1月19日至1月20日的中央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这实际上是文革初期中国共产党内一次公开的抗争。
到1967年2月，文革已进行半年多，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夺权狂潮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导致工农业生产进一步破坏。中共元老派领导人对文革从怀疑到不满，发展为批评和抵制。在政治局碰头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老帅们同中央文革成员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毛泽东不能容忍老帅们对文革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开了七次批判他们的“政治生活会”，给他们扣上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风运动”等大帽子。老帅们被迫在会上作检讨，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老帅们同中央文革成员进行面对面的两次斗争，后来被称为“二月逆流”。
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各地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打击迫害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各级官员、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浪潮，使全面夺权斗争发展得更加剧烈。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改变了原来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总的错误方针，从而带来了许多可以想见的消极后果，激化了一些地区的矛盾，使武斗和动乱加剧。
事实上，上海“一月风暴”夺权斗争，也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全国各地，组织繁多，派别林立，对要打倒的权力，往往是争过来，夺过去。上海也是这样。
1月6日，上海夺权后，还经过多次反复。诸如，1月15日以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为主的夺权；1月22日“上三司”的再次夺权；1月24日红革会的夺权，实际上是“夺印”，夺走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机关，以及上海10个区的区委和区人委等23个单位的大印。“夺印”并不等于夺权，但夺了印带有很大的危险性，要是有人在出国护照上盖上钢印，可堂而皇之地跑到国外去；对此，张春桥、姚文元十分担心。他们想方设法做“红革会”的工作，要他们把印章交给上海警备区，再由警备区交回各单位，并提出召集上海各造反派开联席会议，商讨上海各造反组织如何联合夺权，以及新的政权机构形式和组成问题。经过曲曲折折的争斗，上海的“新”政权才初步稳定下来。
1967年1月底，以徐景贤为首的上海各造反派在起草夺权宣言时，想到了巴黎公社，提出要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写进上海的夺权宣言，主张“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等等。初稿写出后，即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这个宣言的起草，显然是受到毛泽东的话和中央文件的启发。毛泽东曾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
这就是上海“一月风暴”和北京“二月逆流”的初始。但历史无情地复原了真相，“一月风暴”实际上可称为“一月逆流”，而 “二月逆流”则可称之为“二月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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