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文化对阿拉伯大食的影响
唐朝的长安是常居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其规模、面积和繁华都独步于世界，超过了同时期的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法兰克福帝国首都亚琛、倭马亚西班牙帝国首都科尔多瓦。大批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学生、僧侣、使节前来求学，西亚的波斯、阿拉伯乃至拜占庭的商人和宗教人士也出没于长安里闾。
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朝灭东突厥，与波斯萨珊王朝接壤。
公元633年，阿拉伯帝国开始对波斯的征服，637年，攻占其首都泰西封，逐渐将战线推到了唐朝西部的边境。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萨珊王朝叶斯德苟特三世遣使向中国求援，时唐太宗筹征伐高句丽，故敷衍谢绝。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波斯彻底亡国。
龙朔元年（661年）波斯卑路斯王子向唐廷乞援。调露元年（679年），以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领兵护送波俾路斯前往波斯建国。裴行俭送至安西一带即行返回。俾路斯在吐火罗一带逗留。景龙元年（707年），俾路斯的儿子泥捏师无奈返回唐朝，被授予左威卫将军。数年后，泥涅师病卒，波斯萨珊王嗣绝。
公元715年，拔汗那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东南）内部政变，阿拉伯倭马亚王朝武力干涉，拔汗那国王不支，前往唐朝安西都护府求救。安西将领张孝嵩认为：“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率唐军一万余人，西出龟兹（今新疆库车），长驱而进，推翻拔汗那国傀儡政权。唐开元三年至五年（715年-717年），葱岭以东的喀什噶尔被倭马亚王朝大将屈底波所攻陷。开元七年，粟特人的昭武九姓向唐朝求救。唐朝没有反应。
波斯萨珊王朝灭亡后整整一百年，唐朝终于与阿拉伯展开了决战。公元751年，唐朝因石国“无藩臣礼”，对其宣战。安西都护府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奉命率兵西征。俘获石国国王那俱车鼻施，送至京师斩首。石国王子逃出，求助于刚刚改朝换代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高仙芝欲先发制人，统帅番汉三万兵马西进深入七百余里，至怛逻斯城（进哈萨克斯坦东南江布尔城），同阿波西林所率大食联军相遇。双方交战五日，随同前来助战的葛逻禄部众倒戈，背叛唐军，致使唐军失败，战死或被俘者二万余人，所剩不过数千。高仙芝见取胜无望，遂率残兵败将撤回安西。是为“怛逻斯之战”。五年之后，唐朝爆发“安史之乱”，从此再也无暇顾及西域。
汉族文化在渤海国的传播
隋唐时期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是在多层次上展开的。由于这一时期中原汉族封建文明已进入高度成熟期，而周边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汉族文明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就成为当时文化交流的一个主要方面。
末五代战乱之中，幽、涿一带的许多汉人为躲避战乱，涌入契丹地区，把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进一步传入契丹。幽州人韩延徽入契丹后，成为阿保机的谋主，不但教给契丹农耕、营建等技术，还帮助阿保机确定君臣名分，制定国家的各项制度，对契丹国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粟末棘辊人在营州附塞时，就从汉人那里学到很多东晤。渤海国建立后，农业和手工业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陶瓷烧制技术很高，“渤海三彩”颇负盛名，也是当时的贡物之一。
渤海的城市建筑，大多是模仿唇朝，上京的外郭城、宫城、皇城及坊市，布局与建筑风格与唐朝长安极为相似。
渤海国的政治体制也是效法唐朝，中央政权的核心是政堂、中台、定诏三省，及忠、仁、义、礼、智、信六部，其职掌也与唐中央的相应机构大体相同。
渤海还经常派遣留学生到长安来学习制度，有的还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如曾任渤海国相的乌熠度和其子曾先后考中进士，这些人回国后，对唐文化在渤海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
渤海还派人到唐求取各种典籍，如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渤海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十六国春秋》。汉字是渤海的通用文字，渤海人的文章大都是用骈体文写成，文句流畅，对仗工整。渤海人还会用汉语作诗，裴颞、裴璎父子不仅在国内颇有诗名，还被日本推为诗界“领袖”。
渤海人的绘画与雕刻也表现出浓郁的盛唐风格。1980年发现的孝贞公主墓中的壁画，人物形象、服饰与唐永泰公主墓中的壁画所绘檄为相似，体态丰颐，着色浓艳。贞惠公主墓出土的石狮，造型古朴洗练，与乾陵石狮极为相似。这是中原文明在东北地区广泛传播的实物见证。
满族采参历史悠久，隋唐渤海靺鞨人已采参朝贡，明末努尔哈赤发谕集体采参，清朝历代帝王收授长白山野山参，使采参成为满族人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满族采参叫挖“棒槌”，进深山老林挖参叫“放山”。进山要准备“索拔棍”、挖参钎子、棒槌索、快斧子、手锯、剪子、背筐、狍子皮、吊锅等器具和物品，放山帮伙一般人为单数，进山黄道吉日为初三、六、九或初八、十八、二十八。进山前要拜山神爷，准备祭品，如达子香、馒头、猪头、供果等；进山后先选朝阳地搭建临时住房，晚上拢火堆；采参的各类清规戒律皆有满族特色。挖出人参者次日还要带着酒、猪头肉、水果、香、纸、红布(挂兆头)到挖出人参的地方“敬山”还愿。
高句丽对抗中原引发的不朝战事
隋时东北亚地区居住着许多民族集团和民族国家，《隋书》将其列入东夷传而统称东夷，其中高句丽国力最为强盛并与隋接壤。高句丽立国有四五百年之久，已地跨鸭绿江两岸，西至辽水，领有今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建都平壤。其南端是百济，东南面有新罗，在朝鲜半岛上鼎足而立。
东夷各部族和民族国家均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种族上是近亲，其中契丹、室韦、奚、霫属东胡系统，他们与先前的乌桓、鲜卑、柔然及后来的蒙古为同族。高句丽与三韩的百济、新罗、任那及靺鞨属濊貊系统，与后来的女真、满洲人为同族。但语言相近风俗不同，高句丽与三韩主要为农业，其他则是游牧和狩猎民族。
中国古籍记载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殷商时，殷宗室箕子率众东走朝鲜，教濊人田桑礼教，建朝鲜国并受周封爵。但韩国有学者认为“箕子”可能只是古朝鲜人用自己的语言系统发出的王号之一，从而否定箕子东迁说。日本学者白鸟库基则认为箕子是虚构的人物。
但朝鲜半岛早在三千年前已有了王国应是有史可据的。箕子朝鲜传了40余代汉初被燕人卫满袭破，建立卫氏朝鲜。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出兵灭卫氏朝鲜，于其地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后又罢临屯、真番，以其地并入乐浪、玄菟。东汉末建安九年（204），辽东太守公孙康在乐浪郡南另设带方郡，三国曹魏于正始五年（244）灭公孙氏。这样，从汉元封三年（前108）一直到魏晋四百年间，中原王朝都控制着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实行和内地一样的郡县制度。先进的汉文化及典章制度由此直接输入朝鲜半岛，并影响半岛以外的其它地区。
4世纪时，三韩分别形成百济、新罗、任那三个王国，其中百济与新罗交通中国，特别是与南朝交往更多，任那则依附隔海相望的倭国以自重。
三韩以北的高句丽兴起于公元前37年，也是从濊貊部落中发展起来，创业主朱蒙在汉郡县管不了的长白山区建立政权，多次与汉朝发生战争。晋末五胡乱华之时，高句丽如五胡入主中原一样，也于公元313年乘机南下攻占乐浪郡，翌年又占领带方郡，不久将都城迁入平壤，使中原王朝直接统治朝鲜半岛的历史宣告结束。又跨过鸭绿江与立国辽东的鲜卑慕容氏前燕政权争雄，被慕容氏击败。前燕败亡后汉人冯氏曾奉高句丽人高云为主，后又自己取而代之建立冯氏后燕政权，而终被立国中原的鲜卑拓跋氏北魏政权攻破，其国人大批逃亡入高句丽，或有浮海远逃到今广东地区者。北魏在六镇叛乱中瓦解，中原东西魏分立，北周北齐禅代，及北周灭北齐，多次政治动乱与政权易姓，使塞外辽东无遐顾及，高句丽趁机向西侵蚀拓展，把疆域扩张至辽水边，成为东北亚最强大的国家。
千百年来，东北亚各民族均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吸收汉文化使用汉字并争先恐后通使朝贡于中国，其中继古朝鲜国而起的高句丽文明程度也最高，与中原关系也最为紧密。由于侵蚀吞并辽东，地跨鸭绿江，使高句丽成为多民族国家，境内除统治民族高句丽人外，还有大量被征服的汉人、鲜卑人、契丹人、靺鞨人及新罗、百济人等。
晋末丧乱，五胡入主中原，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在战乱中逐渐脱离中原的控制。
中国南北朝分裂对峙时，朝鲜半岛也三国鼎立，各国都结交与国来牵制敌手，利用各种机会建立自己的霸权。时南朝文化优于北朝，故百济、新罗及倭国多往南朝朝贡。
高句丽与北朝接壤，故向北朝朝贡多，但也常渡海通使南朝，北魏曾多次在海上擒获高句丽派往南朝的使者，但除诏书责让外，并不能阻止高句丽向南朝朝贡。
南朝亦有意与高句丽、百济往来，用以牵制北朝。高句丽曾阻止百济与北朝通使，为此百济曾请求北魏攻打高句丽，遭拒绝。
南北朝时高句丽频繁通使于中国，光派往东晋南朝贡献方物的使团就有30多次。刘宋元嘉十六年（439），一次就由海路贡献战马
800匹。派往北朝的使团更多达90余次，有时一年派两三次。另外，中原人为避乱逃亡到高句丽的也很多，给半岛带去农耕技术和思想宗教文化。高句丽很早就接受了儒家思想，国都平壤设有太学。约公元4世纪佛教也由中原前秦王朝传入高句丽，并再南传入百济、新罗和倭国。
百济与新罗也分别向南北朝遣使朝贡，学习中国文化，百济更成为中国文明东传日本的孔道。新罗则设置郡县，其文字、甲兵一同于中国。南朝陈时有新罗僧玄光法师，从天台宗三祖南岳慧思学习法华经，同智顗一起名列南岳门下28大弟子之一。玄光学成回国授徒，门下弟子也不少。
但朝鲜半岛诸国的矛盾冲突一直很激烈。公元5世纪时，高句丽联合新罗，百济联合倭国，在半岛曾进行了长时间的争霸战，倭国曾派兵渡海，以任那国为据点，与百济组成联军向北推进，结果被高句丽好大王击败。
公元562年，新罗吞并了任那，将日本势力逐出了朝鲜半岛。高句丽的势力推进到半岛南部，进一步统一半岛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又与新罗交恶。高句丽甚至想西联东突厥，与东突厥划分势力范围，以安抚西北契丹、靺鞨之众。高句丽在成为东北亚最为繁盛强大国家的同时，也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
其时的中国南北朝统治者和朝鲜半岛对立三方都希望对方长久的分裂，以求自已的发展与安稳。而隋统一中国，必然打破几百年来的东北亚地缘政治秩序。
高句丽北面松花江流域是靺鞨部族，嫩江和黑龙江上游一带是室韦部族，其西面是契丹、霫、奚等游牧部族，再往西蒙古草原上就是隋扶植的启民可汗东突厥政权。随着吐谷浑的灭亡及中亚西突厥的崩离，高句丽成为隋边境唯一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民族国家。
约在公元1至2世纪时，半岛南部濊貊族中出现许多部族国家，有马韩、辰韩、弁韩三大区域，汉朝官员通过乐浪郡与三韩打交道。按照中国传统的华夷朝贡体制，因高句丽王作为藩国主朝贡于中国，被南北朝及隋唐历代王朝封为高丽王，故又称其国为高丽国。
所以当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巡视东突厥在启民可汗帐见到通使于突厥的高句丽使者时，裴矩就说：“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认为辽东朝鲜均曾是中国的旧疆。
隋炀帝即宣旨要求高丽王来朝，“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 但是，朝鲜半岛南部却从来未被中原王朝征服领辖过。
隋炀帝北巡后又西狩，经通西域，万乘西出玉门关，并亲征青海灭吐谷浑，又遣使出海通使南洋、日本。其时四夷宾服，隋国力达于鼎盛，在开凿大运河等连年大役后，隋炀帝没有让民众休养生息喘一口气，而是紧接着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隋炀帝因高丽王不朝而于大业八、九、十年连续三年兴师百万，三次御驾亲征高句丽，却均归于失败，致使天下骚动，隋王朝也由极盛而剧转为败亡。
但在隋朝时，高句丽释波若，于开皇十六（596）入天台山从智顗学天台宗教义，“以神异闻”，学成后没有回国。朝鲜半岛与日本各国也派遣留学生、学问僧也来隋朝学习，他们“好尚经述，爱乐文史，游学于京都者，往来继路，或亡不归”。隋炀帝为此还在鸿胪寺专门设馆，聘请名僧，“教授三韩”，“训开三韩方士 ”。
隋文士杜正蒇所著《文章体式》被学人号为“文轨”，传入高句丽、百济，“亦共传习，称为杜家新书”。
中华文化不断地向东北亚诸国传布，到隋唐时已形成与汉字为载体的东亚文化圈。
隋唐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朝鲜半岛是中国的近邻，早在公元前4至3世纪，儒学和汉字就开始输入朝鲜。
隋唐之际，朝鲜半岛处于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并列时期。隋王朝和高丽进行了多年的战争，但文化交流是经常的。根据史书的记载，三国当时都有很多汉人，在文化上受容汉文化的影响都比较深。如高丽和百济人都读中国书史，百济人信佛教，采用南朝刘宋的元嘉历法，婚娶礼仪也略同中国。新罗是农业国，文字、甲兵、物产也同于中国。隋朝杜正藏的《文章体式》在高丽、百济极受欢迎，被誉为"杜家新书"，足见汉文化在朝鲜半岛影响之深。
从唐朝贞观年间开始，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大规模地展开。新罗、高丽、百济都派了很多留学生到长安国子学中学习，尤其是新罗，在学习唐文化方面迈出的步伐很大。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新罗王真德弟春秋来长安朝见唐太宗，还“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因赐所制《温汤》及《晋祠》碑(铭)并新撰《晋书》”。7世纪中叶，新罗得到唐朝的支持，灭掉高丽和百济，至公元735年统一了朝鲜半岛南部，大同江以南都归入新罗版图。于是，新罗更开始全面地吸收唐文化。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历法，并使用唐朝年号。耐时，开始按照唐朝典章制度对官制、财经制度、教育制度等进行系统的改革。在政权机构方面，中央设托了相当于唐尚书省的执事省，下设六部。地方上设氍州郡县。财政制度方面，实行丁田制和租庸调法。教育方面，在唐开耀二年(682年)，设立国学，簧卿一人，博士、助教若干人，其教学方法是“以《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公而为之业”。还仿照唐科举制，设立“读书出身科”，通过考试选拔人才。
新罗派往唐朝学习的留学生人数很多，在唐朝登宾贡科的就有58人，这些人对唐文化输入朝鲜半岛，贡献极大。唐朝还派人到新罗讲学，如开元二十五年(736年)，唐玄宗派邢王出使新罗时就说：“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
同时期，还有许多中国典籍输入新罗，经书、诸子书、《文选》以及张鹜、自居易等名人的诗文集，大量流入新罗。由于学校和社会广泛使用汉文汉字，使新罗在接受汉文化方面并不感到费力，许多新罗人用汉字写文章，如崔致远的《桂苑笔耕》20卷，收录他用汉文写的赋501首，五占七言诗100首，杂诗30首。《三国史记•崔致远传》还说他有“文集30卷行于世”，足见汉文学在新罗的影响之大。直到7世纪末，新罗人薛聪创造“吏读”法，用汉字作为音符来标注朝鲜语，
为以后朝鲜创造自己的文字开了先河。此外，唐朝的医学、建筑技术、种菜技术、乐器、佛教、道教也传播到新罗。中国文化全面地浸润到新罗文化的血液中，中国文化与朝鲜半岛文化由此结成一个有机的文化体系。
隋代中日互贡往来与文化交流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仅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有两千多年。
周秦时代的地理名著《山海经》上已有“倭属燕”的记载，公元1世纪的《汉书》也有中日交往的最早记载，公元3世纪成书的《三国志》开始为日本列传，详细记述日本列岛风土人情和中日通交的史实。然而，日本使用汉字的历史远比中国要晚，至于置史官以记言事则更迟。现存日本最古的史籍《古事记》、《日本书纪》，均成书于8世纪初，书中大量引用、参照中国和朝鲜典籍，甚至整段抄袭《艺文类聚》等类书，后人雕凿、敷衍、删改的痕迹明显。
日本大和时代后期，政局日益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日益激化，部民的反抗此起彼伏，严重地动摇了贵族阶级的统治地位，从而也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6世纪中叶，总揽朝政的苏我马子正与物部守屋为争权夺利，进行殊死的搏斗。公元587年，用明天皇驾崩，大臣苏我马子开始独揽朝政。公元592年，女帝推古天皇继位。翌年，立用明天皇遗子厩户丰聪耳为皇太子，并委以“摄政”要职。他就是被后人誉为“创造日本的十二人”之首的“圣德太子”。
精通佛经和中国典籍的圣德太子，不断汲取中国大陆文化精髓，试图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挽救日本社会危机，缓和日本国内矛盾。圣德太子在天皇的支持下，主动与隋朝交好，并参照隋朝《开皇律》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对内，如制定《冠位十二阶》和《宪法十七条》，大力提倡佛教，积极编撰史书等；对外，则改变向隋请封、称臣的态度，力图采取对等外交的立场遣隋通好，恢复中断一个多世纪的中日国交。于是，以小野妹子为首的倭使一行便出现在外国朝贡隋帝的行列中。
据《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六年（608）九月辛巳条载：辛巳，唐客裴世清罢归。则复以小野妹子臣为大使，（鞍作）福利为通事副于唐客而遣之。……是时，遣于唐国学生倭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学问僧新汉人日文、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惠隐、新汉人广济等并八人也。
这是关于日本派遣留华学生与学问僧的最早记载。日本史籍中一般把学习儒学者称为“学生”、学习佛法者称为“学问僧”。文中的“大唐”当为“大隋”，由于《日本书纪》成书于公元720年，相当于盛唐时代，唐日交往极为频繁，关系密切，故日本习惯将中国称为唐，犹如魏晋南北朝时代日本称中国为“吴”一般。
此次遣使虽是日本首次向中国派遣留学僧俗，但并非隋日之间的第一次使节往来。《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五年（607）七月条载有：
大礼小野臣妹子遣于大唐，以鞍作福利为通事。
这条记事是日本正史有关日隋交往的最初记载，但交往的具体内容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只知道翌年日本使节回国时，隋朝派遣以裴世清为首的使团随同回访日本。关于此次日本使节来访，中国方面保留下来若干记载，可补日本史料之不足。《隋书•倭国传》记载：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
此外，朝鲜史藉《三国史记》卷二十七《百济本纪第五 武王》九年（608）三月条记载：“隋文林郎裴世清奉使倭国，经我国南路。”补充了隋日交往取道百济的重要情节。关于上述推古天皇十六年九月的遣使入隋，《隋书•倭国传》也有记载：“于是设宴享以遣清，复令使者随清来贡方物。”
我们知道，隋代时倭国朝廷欲独立于中国的同心圆册封体制之外，不再向中国王朝请求封号。倭国来书使用天皇之倭名，有意避开中国授予的“倭王”称号，以示无意与隋廷建立君臣关系的意向。
然而这封以汉字为注音符号表记天皇倭名读音的国书，被理解为“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雞彌”，隋帝令所司访其风俗，又以“宗主国”的威势“训令改之”。至大业三年（607），倭国再次遣使朝贡，所携国书自称“天子”。这封措辞异常的国书引起隋廷的警觉，遂于大业四年（608）派遣文林郎裴世清使于倭国，以观其“国风”。
据《日本书纪》、《善邻国宝记》记载，裴世清当时带去一份国书，起首为：“皇帝问倭皇”。“皇”为“皇帝”之略语，隋廷不可能以“皇”称呼一位“属国”的君主。
裴世清宣谕而还时，倭国再派小野妹子随同入贡，此次使团除了大使、通事等官员之外，增加了学生、学问僧等8人。
倭王与裴世清相见，大悦曰：“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使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由此可见，倭王当时志在求教隋“惟新之化”。不难推测，所遣倭汉直福因等8人赴隋，具有吸收大陆先进政治制度之目的。当然，吸收大陆文化的途径是“佛教外交”。
就日本而言，这种交流是由国家主持进行的，故佛教交流确实是日本遣隋使的一个重要使命，担任输入佛法的无疑是这些远渡异国的学问僧。但就隋日关系而言，隋朝不会允许日本脱离国家间政治关系问题而与之开展单纯的佛教交流，“摄政王”圣德太子也不会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崇佛”心理，才遣使赴隋朝引进佛教，真正目的是为了以此为手段，用神权来伸张皇权，抵抗苏我氏的霸权，因而与隋朝的交往可以看作是一种国家的政治行为。
正是由于从隋朝引进制度的需要，日本派往隋朝的人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担负着学习隋朝政治文化制度方方面面的重要任务。他们在隋朝学习的年限很长，甚至达到二、三十年，回国後在日本政治改革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如大化革新的核心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鎌足的儒学老师即为南渊汉人请安，诛伐苏我氏大事就在其处商议；高向汉人玄理和新汉人日文在大化革新后担任国博士等等。大化革新的构想源于隋唐政治体制，而革新的中坚力量为留学归国的僧俗。
不过，隋倭交往虽然带有浓郁的佛教色彩，但这种在国家主持下进行的以佛教为内容的文化活动，归根到底是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的，因此可以称作“佛教外交”。这种佛教外交在国家主持下进行的。就日本而言，获取佛教经典，吸收佛教文化是日本遣隋使的一个重要使命，其真实目的乃是为了确保在朝鲜半岛上获得的既得军事利益；就隋朝而言，通过朝廷赠赐物品，帮助日本建造佛像及接收日本留学僧侣，也是隋朝对倭交往采取的重要政策，其真正目的亦是为了利用结交倭国来牵制朝鲜半岛。佛教外交之所以得到隋日两国的支持，是因为这种交往对双方均是有利的。
东渡日本的移民，大都身怀一技之长，因而受到日本朝廷的重用。大陆移民或其后裔被任命为外交使节，派往其祖先的故国的事例，屡见不鲜，似成惯例。无疑是由于他们具有熟悉中国事务的优势（包括语言、军事和风俗习惯上的）。在挑选遣隋使、遣唐使时，有不少大陆移民的后裔被任命为使节团的成员。
据记载，日本遣唐使在大量携归中国典籍的同时，也把日本人撰著的书籍传入中国。传为圣德太子所著的《三经义疏》，就曾被数度携入中国。
根据《隋书》可知，有隋一代，来聘、来朝的诸蕃夷计五十余国，隋文帝采取佛教治国的政策，实行弘扬和奖励，至隋炀帝时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隆盛。那些云集长安的求法留学僧，他们是如何接收教育的？据《隋书•百官志下》记载，大业年中，隋炀帝将鸿臚寺的典客署改称典蕃署（鸿臚寺还有司仪署、崇玄署），除设令2人、掌客10人等外，还按“有事则设”的规定设置了“四方馆”，隶属鸿臚寺，掌管接待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使者和互市事宜，同时特意敕选高僧在鸿臚寺担任教职。
受命在鸿臚寺担任教职的僧侣共有4人。
最初被选拔担当此任的是终南山悟真寺的净业，据《续高僧传》卷十二传五记载，他在鸿臚馆任职的时间为6年。就在净业辞任的同年，终南山玉泉寺的静藏可能作为其继任被敕选，于大业九年（613）奉敕入鸿臚馆。隋亡后，武德初年任玉泉寺住持，武德九年（626）去世，时年56岁。
在静藏奉诏入鸿臚寺的翌年，亦即大业十年（614），长安大庄严寺的神迥和弘福寺的灵润，也接受此任。他们两人生世不同，术业各异，却都成就卓然，被喻为当时“教授外蕃的双璧”。关于神迥，《续高僧传》卷十三传八记载：“大业十年召入禅定，寻又应诏请入鸿臚。为敷大论，训开三韩诸方士也。”由此可知，他入鸿臚寺后主讲“大论”,即《大智度论》，且教授的对象以朝鲜三国的留学僧为多。
长安弘福寺灵润与神迥同时被召入鸿臚寺，他俗姓梁，是累世衣冠的望族。少小出家，由于其寂年不详，按仁寿二年（602）23岁返回京师推断，大业十年（614）就任鸿臚寺时年仅36岁。
此后，像上述惠光、灵云、惠云等留学僧，虽然来华年代不详，但据当时留学僧的羁留时间一般至少十几年以上来类推，估计也是推古年间入隋的留学生。由此可见，推古朝的入隋留学僧们来到长安后，几乎都在鸿臚馆接受了净业、静藏、神迥、灵润的专门教诲，有时还担当往来应接的事务，在这期间无论在学业、信念、人格、修养和其他方面均深受中国高僧的影响，并且回国后仍铭刻于胸，身体力行，青史留名。
中日古籍对留学人员有各种各样的称呼，比较通行的是，以学习佛教为主的留学人员称“学问僧”，以学习法律、儒学、医学等一般学问为目的者则称“学生”。
日本朝廷派遣留学人员赴国外学习先进文化早已有之，最早是派往百济等朝鲜半岛学习佛教，但直接派遣人员直接到中国学习，则始于推古天皇十六年（隋大业四年，608年），而首批留学生的代表人物，便是随小野妹子赴隋的福因、玄理等人。留学僧俗惠日、福因等回到日本，他们在留学期间亲历隋唐交替，目睹大唐政治、经济、文化的鼎盛局面，因而力荐朝廷定期向中国派遣使团，以大唐为楷模重建日本。这与朝廷内部不满苏我氏独裁、要求打破豪族势力之改革派的思路不谋而合。在这种背景下，留学归国人员中的南渊汉人请安、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日文（旻）等，受到国内改革派的崇敬，成为推动大化革新的中坚力量。
此后，日本的中央集权体制，有了长足的发展，逐步向律令制转变。623年与福因同时回国的药师惠日，630年作为首次遣唐使团的成员再度来华，并在654年第三次奉敕入唐。这一切说明遣隋人员在早期的遣唐使团中扮演重要角色。
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礼尚往来，互通有无。自古中日两国的通交也是你来我往，十分频繁。史载第一个赴日的外交使团为《魏志•倭人传》所载曹魏派遣的张政一行。该次遣使是在邪马台国多次遣使之后所派出的，当时曹魏与邪马台国的交往频繁，十分友好，可以说是中日两国通交的第一个高潮。至隋时，随着两国交往的深入和“国书事件”的发生，中央政府派出的裴世清一行13人的访日使团，则是中国古代第二个代表中央政府正式访问日本的外交使团。
隋大业四年（608），隋帝遣鸿臚寺掌客文林郎裴世清、尚书祠部主事遍光高等13人随小野妹子一行出使倭国，他们先过百济，再至竹岛，又经都斯麻国而达一支国，然后从竹斯国到秦王国，向京师所在之畿内进发，倭王则遣难波雄成出迎。是年六月十五日，裴世清等人抵达难波津，被安置在新馆暂住。同时小野妹子向天皇上奏百济人掠走国书之事。经过群臣议决给予惩罚，天皇却免予追究。八月三日裴世清一行入京，倭王遣小德阿辈台及数百人仪仗鸣鼓角来迎，接着又遣大礼哥多毗并二百余骑郊劳。裴世清一行至斑鸠宫面谒倭王，“宣谕”后就馆。
《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六年（608）秋八月条载隋使裴世清“宣谕”面谒倭王之经过：
时使主裴世清亲持书，两度再拜，言上使旨而立之。其书曰：“皇帝问倭皇，使人长吏大礼苏因高（即小野妹子）等，至具怀。朕钦承宝命，临仰区宇，思弘德化，覃被含灵，爱育之情，无隔遐迩。知皇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和。深气至诚，远修朝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鸿臚卿寺掌客裴世清等，稍宣往意，并送物如别。”时阿倍臣出进，以受其书而进行。大伴啮连迎出承书，置于大门前机上而奏之。事毕而退焉。
其书中所记：“皇帝问倭皇……远修朝贡……”等字句，可见中国“皇帝”与日本“倭皇”是平等的称呼，“倭皇”并不代表是“倭王”。“远修朝贡”，则说明当时的“朝贡”，只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互贡”，并不意味着是“臣服”。
八月十六日倭皇宴请裴世清一行，裴世清一行离开倭都，九月五日至难波大郡，九月十一日起程归国。倭皇派遣以小野妹子为大使、吉士雄成为小使，携带着起首句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国书随裴世清一行“来贡方物”，随行的还有高向玄理、倭汉直福因和僧旻等留学生（僧）等8人。以上是裴世清一行访日的大致经过。
隋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一衣带水。
公元3世纪末，以大和(今奈良)为中心的畿内地区，兴起了一个大国。因位于大和地区，史称大和国。大和国于4世纪末至5世纪初基本上统一了日本。
公元413年，即大和国在朝鲜战败后的第六年主动和中国建交，一直到公元502年，曾先后13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自泰始2年(公元266年)至东晋义熙9年(公元413年)中国史书上中断近150年的日本朝贡记载重新开始，出现了中国史书上所谓的“五倭王时代”。
中日之间形成了朝贡关系。
倭五王时代，大和国势力强盛，经济发展，对中国各种物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想通过朝贡来满足需要。而当时朝贡是获得中国物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尽管中国政权更迭频繁，但只要有可能就力图保持这种朝贡关系。实际上，这不仅是进行贸易的一种方式，而且由于侵略朝鲜道到失败，日本想借中国的权威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这一点在第五、第十一次朝贡中尤其明显。
就中日关系而言，汉魏时代，日本（直至唐代，日本应称作倭国）积极要求汉魏册封，借助中国的权威，提高倭在国内诸国林立中的政治地位，加快统一的进程。
东晋南朝时代，倭国已经大致统一了九州、关西，势力拓展到了关东一带，并不断向北扩张。这时期，也就是《宋书•倭国传》记载的倭五王时代，“赞”、“珍”、“济”、“兴”、“武”五位国王，先后派遣使者到东晋、宋、齐朝贡，表求册封。
但是，应该注意到这时期要求册封的目的已经不同往昔了，主要不是着眼于国内政治，而是要加强国外扩张的地位。亦即倭国要求东晋南朝承认其对于朝鲜南部国家的统治权。东晋南朝断然拒绝倭国统治百济的要求，于是，倭国也就中止同南朝的联系。
然而，海上岛国离不开同大陆的联系，否则就会窒息而退化，故倭国密切同百济和新罗的关系，尤其注重通过百济吸收南朝的文化。因此，这时期倭国同大陆的联系是间接的，其文化虽然源于南朝，却带有百济的色彩。
七世纪伊始，日本恢复同隋唐王朝的邦交。然而，由于长期没有同中国的直接交往，故圣德太子主持的日本朝廷已经不再有向隋唐朝贡的意愿，所以，倭国给隋朝的国书以平等的口吻撰就，招致隋炀帝的不满，但倭国也没有因此而让步。
隋文帝开皇二十年 (600年)，日本第一次派出遣隋使。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一本欣慕大隋为“礼仪之国”，且又“霪兴佛法”，派小野妹子一行来华学习参观，隋炀帝派文林郎裴清回访日本。
在推古朝(574年一622年)时期，圣德太子主持改革，以儒教思想为指导，仿效中国制度，强化巾央集权，制定“冠位制”，用不同颜色的雹服来表示官吏之身份高低。在法令中还写入了“国靡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之类的话语，可以明显地看出以儒家思想为改革指导思想的痕迹。
到了唐朝初期，日本支持高句丽和百济对抗唐朝，在唐朝重建东亚国际关系秩序的斗争中，逐步走向唐朝的对立面，最终在百济的白江同唐朝爆发大规模海战、一败涂地。日本通过这场战争亲身体验到同唐朝的巨大差距，转而全面输入唐朝制度文化，特别是积极建立以律令为本的国家制度，建设“律令制国家”。
随着部民制的衰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日本皇室为汲取隋唐王朝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文化，为此，日本向唐朝派出大批“遣唐使”，其中人数最多的首先是“留学僧”，其次是“留学生”。为了更大规模地学习唐文化，先后19次派出遣唐使，有大批留学生、学问僧在中国接受唐文化的熏陶之后，回到日本，推动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迅速传播，为唐文化与日本文化的融通筑起了桥梁。
遣唐使团初期分乘2艘船前往中国，每船载120人左右，后期大抵乘4船同行。使团成员利用在唐一年左右的时间，积极学习唐代科学文化知识。遣唐使还起到了贸易使团的作用。遣唐使还有—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送留学生和留学僧入唐学习，接他们学成回国。所以说遣唐使对日唐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遣唐留学生分为留学生和学问僧，一般从有才华的贵族子弟和僧侣中挑选。留学生进入国子监所属六学馆之一，各自学习专业；学问僧主要在长安、洛阳等地各大寺钻研佛教。在平安朗以前遣唐留学生的学习时间都较长。由于他们学习时间长，又同中国人久处，所以不仅其文化知识，且在生活习俗上都深受唐的影响，为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
唐文化大规模移植日本，是从“大化革新”开始的。公元645年，在返日学问生、僧高向玄理和僧曼等的策划下，日本掀起了一场以“唐化”为目标的改革运动。在经济上，推行班田制、租庸调制；在官制上，从皇帝的年号、谥法、陵寝制官八省制，都是直接照搬唐制。京城设立太学，郡国设立国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甚至也分大经、中经、小经，也仿唐制进行考试。公元718年颁布的法律《养老律令》，其中有关官制、兵制、田制、税制、学制的规定，几乎都是唐制的翻版。“大化革新”后，日本仿照唐长安的布局营建首都，先后建成平城京(奈良)和平安京(京都)。
中国化的佛教也传入口本，并广泛传播开来。中国有什么教派，日本就有什么教派。许多日本学问僧都有很高佛学造诣，道昭从玄奘学法相宗，圆行从义真学密宗，最澄和圆仁学天台宗，空海创真言宗。天台宗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后，在奈良东大寺设立戒坛授教，被称为“日本律宗太祖”，“日本文化的恩人”。
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文学方面，日本人特别喜爱唐代诗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作品，在日本最受欢迎。
许多日本人也能作律诗，如阿倍仲麻吕(晁衡)在准备归国时，十分留恋自己生活多年的中国和中国友人，写诗云：
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长。
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他非常真切地道出了自己的依依惜别之情。
在8世纪中叶，日本就出现了第一部汉文诗集--《怀风藻》。9世纪初，又出现了模仿唐人张志和渔歌词的《渔歌》。学问僧空海在回国后，写成《文镜秘府论》6卷，这是一部论述中国诗文修辞和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
中国书法艺术也在唐代传入日本，并出现了号称“三笔”的三位书法大师：空海、橘逸势、嵯峨天皇。空海在长安从擅长八分书(隶书)的韩方明学习，获得“五笔和尚”的美称，据说他能用口及左右手足各挟一支笔，同时抒写五行字；橘逸势在中国从柳宗元学习书法，擅长楷书，行、草、隶、篆无所不能；嵯峨天皇学欧体，所书《李峤百咏》，结构严整，笔法俊逸，为书苑精品。
日本在隋代尚“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是空海仿汉人草书制定平假名，吉备真备取汉字偏旁制定片假名，假名与汉字混合使用，奠定了文字的基本格局。
在日本人的社会生活中，“唐化”的倾向也表现得极为明显。嵯峨天皇在弘仁九年(817年)曾下诏：“天下仪式，男女衣服，皆依唐制。”行唐礼，吃唐“果子(点心)”，用唐式餐具，听唐乐，观唐舞，甚至其休闲生活，也“好棋博、握槊、樗蒲之戏”。
围棋在隋代传入日本，藏在日本正仓院的螺如棋局，与安阳出土的隋代围棋为同一制度。中日两国高级别的围棋比赛也从唐代就开始了。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日本王子与唐第一国手顾师言对弈，“至三十三下，胜负未决”，最后顾师言险胜，足见当时中日围棋水平已相当接近。
被称为“足球的祖先”的蹴鞠活动，在唐初也传入日本，日本“大化革新”中的主要人物中臣镰子与中大兄皇子都喜爱这种踢球运动，当时分为三人场、四人场、八人场。
另外，随着夏历的传入，日本也出现许多中国传统节日，如七夕乞巧、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及四月八日浴佛、端阳龙舟竞渡等。
“唐风”已经深深浸透到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唐文化向日本的大规模移植，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进步，也促进了东亚地区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至9世纪后半期，中国先后发生安史之乱和黄巢农民起义，唐王朝摇摇欲坠。当时日本贵族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对外趋向消极。宽平6年(公元894年)，新任的遣唐使营原道真(公元845年—公元903年)引用在唐学问僧中蹈的报告而上奏天皇，以“大唐凋敝”，“海路多阻”为理由，建议停派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这建议，两国关系遂告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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