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早期民主色彩的朝贡制度
在谈到中国的朝贡制度时，有人总会谈到所谓的“岁贡”问题。其实，“岁贡”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法。
在贡禹之时，可能贡献制度是最正规化的，但也不是一岁一贡。
当时正处于原始氏族制向阶级制转化的时期，在贡献制度上也反映了这种转变。一方面，“帝都”要求所属九州以及其他边远地区进贡，而且还会开列出一大串的朝贡贡品名单。在当时情况下，这些贡品是真正贡了上去的。另一方面，这里说的朝贡，也仅仅是提出了“要求”而已，并没有强迫的意思。相反，在不少场合而且明确规定了朝贡的随意性——可以多贡，亦可发少贡；可以扑克愿进贡，亦可以不进贡；可以岁岁进贡，亦可以二岁或三岁进贡。因此，可以说，这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多少带有一点民主色彩的“赐贡”制度。比如，扬州要朝贡的东西不少，有些是必须要进贡的，而有些则不一定要经常进贡，包括桔、柚等贡果类。
《史记》集解引孔安国言：“锡命乃贡，言不常也。”集解引郑玄言：“有锡则贡之，或时乏则不贡。”意思都有是说：如果收成好，就进贡；收成如果不好，则可以不进贡。可以说，初期的朝贡制度，有一点随意性和民主色彩。
贡品要进入“帝都”，在当时条件下，实在很不容易。早先秦时代，主要靠的是水路，这和当时陆路交通还很不发达有关系。从“九牧之贡”看，靠的全部是水路。衮州的贡品，“浮于济、漯，通于河”，青州的贡品，“浮于汶，通于济”；徐州的贡品，“浮于淮、泗，通于河”；扬州的贡品，“均江海，通淮、泗”；荆州的贡品，“浮于江、沱、涔、汉，踰于雒，至于南河”；豫州的贡品，“浮于雒，达于河”，梁州的贡品，“浮于潜，踰于沔，入于渭，乱于河”；雍州的贡品，“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
当时九州的地域可以说已经很广阔了，南北东西千余里，通过大江大河辗转运送到“帝都”去，非得有月余以至数月的时间不可。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如果硬是要“岁贡”，即一岁一贡，在当时条件下交通状况也不允许。
中国朝贡体系的雏形：畿服制度
古代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即建立在领土和主权平等、独立基础上的国家观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中国古代国家观念的写照。但在这种天下观中，各个地区的地位又是有等级的，就像一个大家庭尊卑长幼有序一样。
中国古代社会是等级制社会，这种等级制不仅体现在从皇帝到大臣的等级序列中，也体现在家庭长幼尊卑的序列中，还体现在居于统治地位的华夏和其它民族“四夷”的关系中。
早在尧舜时期，就有域外部落首领前来朝贡。商代的王都所在地为王畿，王都以外的居住区叫鄙。在商王朝控制的区域内，分布着许多邑，邑是商代社会的基层组织。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实行一种外服制，即侯、甸、男、卫四服，是地方向中央必须履行的几种服役制度，既是一种地方行政区划，又是一种经济剥削关系。商王朝还把其统治地区分为畿内和畿外两大部分。畿内是商王室直接统治的地区，畿外是众多方国分布的地区。
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末期，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是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这一体系常与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并称，是当时世界上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
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雏形是畿服制度。
早在中国商朝时期，统治者便已建立了“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的内外服制度，在这个制度当中，中国中原王朝的君主是内外服的共主。君主在王国中心地区（内服）设立行政机构，进行直接管理。在直属地区之外外服，则由接受中原王朝册封的地方统治者进行统治，内服和外服相互保卫。根据《尚书·大禹谟》的记载，九州之内的各地区，还负有进贡的责任。
周朝取代商朝之后，将这一制度细化，进一步发展出了五服、六服和九服的概念。特别是在《周礼·秋官·大行人》中，详细规定了各服的贡期和贡品的种类，还第一次提出了“九州之外，谓之番国”的概念，试图将这一制度推广到更广阔的中原王朝，尚未实际掌控的地区去。
商朝的畿服制度带有强烈的原始部落军事联盟色彩，而周朝由于确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界共主思想，将这一制度系统化和理想化，试图作为已知世界的准则。但是，由于周朝采用分封制度，后期又陷入诸侯纷争，所以这一制度基本仅停留在纸面上。
畿服的理论，则源自周代和秦汉时期诸如《尚书·酒诰》、《国语·周语上》、《尚书·禹贡》和《周礼》等几种文献中。它们由简至繁，内容也不断充实发展。
大体而言，畿服理论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按照地理距离的远近，安排中心与周边地区的亲疏关系，其中在《周语》和《禹贡》中存在五种中心与周边的关系，而《周礼》中存在七种或九种这种关系；二是按照这种地理距离的远近体现出的亲疏关系，来确定周边对中心的义务。这种义务以贡期和贡物的不同由内向外递减。以《周礼·秋官·大行人》中的记载为例，依照侯、甸、男、采、卫、要六服的顺序，贡期分别为一年一次、两年一次、三年一次、四年一次、五年一次和六年一次；贡物分别为祀物、嬉物、器物、服物、财物和货物。
了解了畿服制度，也就对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有了一个大抵认识。可以说，最初的朝贡制度，体现的还是一种友情式的、民主式的、随意式的进贡制，并非强迫性、专制性的硬规定。
“涂山之会”和夏朝的朝贡体制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夏、商时期疆域范围逐步扩大，所推行的朝贡体制具备将国内各民族整合成一体的功能，从而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初步建构起来。随后兴起的周王朝，推行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之上的分封制，不仅在我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革命，而且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史上，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作用与影响，它同与其结合在一起的朝贡体制，一同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夏、商时期的这些朝贡制度的实施，使得中国早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具备了实质性的内涵，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夏商周时期所形成的国家形态和文化形态，也为后世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壮大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
“统一多民族国家”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但我国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一般都没有对它作出明确界定。
历史上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至少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它是以政治、经济、文化相对比较发达和先进的中原地区为依托所建立的强大国家；第二，在疆域内世代居住着多个民族，并且都在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和治理之下；第三，国内各民族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的有机整合构成这个统一国家的基础；第四，无论其统治民族是否为汉族，其疆域必然涵括当时汉族人口的主要分布区。
事实上，秦、汉、隋、唐、元、明、清等大一统王朝，都明显具有上述特征。学术界一般认为，秦朝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正式形成的时期，也有学者主张，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早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形成。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于夏商周时期，大禹制定的朝贡体制和周公全面推行的分封制，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石。这些制度的实施，使得中国早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具备了实质性的内涵，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夏王朝建立于公元前21世纪，存续了400余年。其疆域范围，直接统治区当在今河南省中西部到山西省东南部一带，间接统治的范围则已达到淮河流域、黄河下游以及长江支流汉江上游的部分地区。这一范围虽然不大，却包括了多个民族，除主体民族华夏族之外，至少还有部分东夷和苗蛮等族人。
相传大禹及其前任酋长尧和舜，都曾大规模讨伐过南方的苗民。如《吕氏春秋》记载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大禹也曾“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 (《墨子·非攻下》)。至于东夷，则是夏王朝建立后重点扩张和征服的对象，《竹书纪年》对此记载甚多。夏王朝直接和间接统治的疆域内，有部分苗蛮和东夷之人是于史有证的，夏王朝可以说是今天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一个多民族国家。
夏王朝还进而通过朝贡体制，把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初步建立起中国早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夏王朝朝贡体制的运作，是先将王朝的统治区域，依距离远近或亲疏关系，划分成几大区域，然后规定各个区域的责任与义务。
据《尚书·禹贡》记载，夏代将其势力所及之地划分为五个区，即所谓“五服”，由内而外依次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甸服为夏王朝直接统治的王畿；侯服和绥服基本上是属于与夏人同为华夏族的各个方国所在的地区；要服和荒服则属于与夏天子有一定臣属关系的异民族方国或“四夷”部落。当时远近的方国和四夷部落对夏王朝的主要义务，就是“朝贡”，即定期或不定期地朝见夏天子并进贡地方物产。
《尚书·禹贡》就记载有天下九州，对夏王朝的贡赋内容。另外，传说大禹在确立王权后，为了巩固王权和强化周边四夷方国部落对夏王朝的臣属意识，曾经来到东夷之地的涂山，也就是现今淮水中游地区，大会诸侯，这就是著名的“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左传·哀公七年》)的“涂山之会”。与会各部酋长或首领均对夏王朝的象征———大禹行臣服的礼节，并向大禹贡献方物。会后，这些酋长或首领，仍须对夏王朝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朝贡，以示臣服，否则可能遭到讨伐。
“涂山之会”可以作为夏朝实施朝贡体制的重要见证。尽管夏王朝是否能够真正臣服这么广大的“九州”，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它通过朝贡体制，进一步确立了其在中原地区的宗主地位，扩大了被统治民族的对象却是可以肯定的。
夏代朝贡体制的核心内容是：不向周围各方国或部落地区派驻官员或军队，各方国和部落拥有高度的自治权，但他们都承认夏王朝的宗主地位，定期朝见夏天子并向中央朝廷贡献礼物；夏朝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各方国或部落的自治权，并维护各方国或部落间力量的相对均衡，以保障各民族地区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由此看来，朝贡体制虽然难以达到对域内各族的深度治理，但它仍然具备将国内各民族整合成一体的功能，从而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初步建构起来。
周王朝的五服朝贡制度
夏王朝所创立的朝贡体制，后为继之而起的商王朝所继承。
《诗·商颂·殷武》说道：“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享，即贡献；王，指朝见商朝天子，承认其“王”的地位。实际上，不仅是氐羌，当时周边各族，莫不向强大的商王朝朝贡，以示臣服。可以说，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在商代不仅得到了延续，而且还有所发展。
随后兴起的周王朝，又把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周初以周公旦为首的政治家们所创立的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之上的分封制，不仅在我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革命，而且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史上，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作用与影响。
在夏商朝贡体制之下，中央王朝并不向其他民族地区派驻官员或军队，因此，通过朝贡体制所建构起来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央王朝与周边方国之间所确立的宗藩关系是相当松弛的，一旦中央势力有所不及，这种宗藩关系就很有可能走向瓦解。
但是，到了西周时期，由于分封制的施行，周王朝中央权力实现了对国内其他民族地区强有力的渗透，各族之间的整合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的有效性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分封或封爵并不源于西周，夏商中央王朝都曾经给臣属的各族首领授予爵位，通过他们达成对各族地区的间接统治，但周朝的分封制与之有着本质的区别。
周朝的分封是建立在对当时中原地区完成军事征服的基础之上，而且受封的对象，主要是本族的王孙公子和姻亲功臣，而不是被征服或主动归附的各族首领。
这些受封的姬姓王孙公子和姻亲贵族，以中央王朝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为后盾，走上新开拓的广袤土地，代表周天子直接统治其他民族地区，并履行其“以藩屏周”的使命。
周初分封的诸侯国，除一部分位于同属华夏族的商人旧地外，还有不少是位于非华夏族势力占优势的地方。如晋国的封地就是戎狄的聚居地，当时晋国贵族在初就封时，曾形容自己如同处身于戎狄的汪洋之中。《国语·晋语二》云：“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汪是土也。”周公旦之子伯禽所封的鲁国和姜子牙所封的齐国，也是开东夷之地而有之。这样的分封，毋宁是华夏族向异族地区的殖民。然而，值得后人深思的是，周代许多多民族共居之地的封国，其统治者即分封诸侯，在以强大的军事力量确保生存的同时，多采用“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政策，即以华夏族的先进文化引导其他民族的社会变革，也容忍和尊重其他民族的制度和习俗，逐渐在当地建立起了有效的统治，从而推动了各族社会文化的共同发展，促进了各族间的融合。
周天子对于受封的诸侯，都要举行隆重的册封仪式，以强化分封诸侯对天子的臣属意识。这种仪式还不仅限于初封，以后每一位继位的诸侯，也都要由天子重新册命，以示承认。这说明西周的分封与夏商时期的对四夷首领的“就地封爵”，是处在完全不同的层面上的。
周初的分封，一定程度上摧毁了中原地区原有的氏族部落壁垒，将中央王朝的统治，伸展到了中原各地，也将周人的文化传播到了中原地区的每一个角落，由此拉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的序幕，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朝贡体制也是推动周王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与夏朝时期的朝贡制度相似，周朝的朝贡体制也是建立在“五服制”的基础上的，但与夏朝相比，周王朝的“五服制”的制度性更强，而且是与分封制结合在一起的。
《国语·周语上》记载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也就是说，周天子直接治理的地方叫甸服；周天子所分封的诸侯国则构成侯服；紧邻侯服的地方叫宾服，是未经周王朝军事征服但却完全臣服于周天子的地方，当地的氏族部落首领一般都获得周天子的封爵；要服和荒服则指与周王朝关系较为疏远的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当时周人知识所及之地都可以纳入这一范围。
周王朝对于处在要服和荒服之地的少数民族，一般只要求他们保持一种象征性的臣属关系，即每年来朝贡一次，即“岁贡”。或终其一生来朝见周天子一次，即“终王”即可。可以看出，“五服制”涵括了夏时期的朝贡体制和分封制。以“封建”治华夏，以“朝贡”柔远人，是五服制的大致格局。五服制最可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它把整个“天下”都纳入周王朝的“文治”疆域之内，然后再以距离远近和关系亲疏规定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这样，周王朝就通过分封制和朝贡体制，对广大土地（天下）上的不同民族实施前所未有的“管辖”、“统治”，构筑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局面。尽管这个所谓的“大一统王朝”，无论是对“内”的诸夏而言，还是对“外”的夷狄而言，其实际所达到的统一强度比秦汉以后的郡县时代要低很多，但其所构筑的大一统统治体系和文化体系毕竟要比夏商时代完整和有效得多，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于此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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