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3：简说走向世界的丝绸之路

3：简说走向世界的丝绸之路

（1）中国历代织造土贡中的贡赐丝品

隋唐时期，中国丝织业相当发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的丝织品极受西方人的喜爱，丝织品是中国输出物品的大宗。在中国西北地区，西域各族自古以来就和内地有极密切的关系。当时西域有三条大道：南道、中道、北道，即历史上有名的“丝绸之路”，可通往中亚、西亚各国及欧洲。汉人所生产的绫、锦、罗、毅、绣、绢、袖、丝和金、铁等，大量输到这里，或由这里运往西方。

同时，中国的种桑、养蚕、缫丝、织绸技术也经中亚传到西亚及欧洲。8世纪中叶杜环在大食就发现当地留居着中国去的纺织工匠和画匠。中国的纺织金花缎技术传入波斯，巴格达的锦缎产品也因而驰誉西方各地。

隋唐时期的，更成为盛况空前的东西文化交流的纽带。也推进了西域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地区，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杂居，进一步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

朝贡对于宋朝而言是确立君臣关系的活动，而对羁縻州少数民族而言是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

《宋史·礼二十二》称西南诸蕃、宜州、黎州、邛部川蛮及溪峒之属等羁縻州地区少数民族朝贡见、辞仪与西夏、高丽等相同。西南蕃对宋朝的朝贡十分积极。当时的朝贡、回赐用语都表示了君臣关系。

朝贡的衣着类贡品又有哪些？

以西南龙蕃朝贡为例，进贡的是马二匹、朱砂二十两、毡二领。宋朝给予回赐的是红中锦夹旋襕一领、八两浑金镀银腰带一条、衣着一十五匹。

西南龙、罗、石、张、方五姓蕃所贡物品大致相同。如石蕃贡毡，方蕃贡的也毡，张蕃贡物也相同。

西南羁縻州各族所贡土产与上述西南蕃相似，主要也是土布和毡等。

如风琶蛮朝贡的贡品中有毯。宋朝给赐的是冠带和锦袍等。

又如山后两林蛮在宋太祖和宋太宗朝多次朝贡，宋朝除了颁给敕书外，还回赐锦衣、涂金带、锦袍、银带等。

南丹州莫洪皓多次遣使，所贡贡品有旗和绣真珠红罗襦等。

雍熙二年的入贡贡品中，就有荆湖路各羁縻州进贡的溪布、花布、虎皮、锦、珠等。1044年，邛部州山前、山后百蛮朝贡的贡品中有莎罗毯。宋朝回赐的多是衣带和器币。

富州刺史来朝贡名马、丹砂、银装剑槊、兜鍪、彩牌等物，宋朝给予的回赐有袭衣、金带和鞍勒马、器币。

《明会典》所列土司每三年一次的常贡，贡物中多有孔雀尾、象牙、玉石、青红寳石、围帐、金绒索、各色绒绵、各色布、手巾、花藤席等。四川土司常见的贡物中有毡衫等。贵州土司所贡也有毡衫、虎皮等。乌斯藏地方所贡物有氆氇、左髻、毛缨、足力麻、铁力麻、等。朶甘思贡物有各色珠勒玛、各色特尔黙、各色氆氇、左髻。松潘、茂州洮岷等处贡物有足力麻、铁力麻、氆氇、左髻、毛缨等。董卜韩胡贡物有各色氆氇、各色珠勒玛、各色特尔黙、明盔、铁甲、遮甲、麻衣、白毛缨、红毛缨、黒毛缨、黄左髻。瓦剌蒙古所贡有驼、貂鼠皮等。哈密贡物有诸禽皮等物。

明太祖规定了土贡制度的基本原则：“天下贡土所有，有常额，珍奇玩好不与。即须用，编之里甲，出银以市。”这一规定是是对《禹贡》的“贡”制和唐宋土贡制度的继承。明太祖还禁止蕲州进竹簟时也阐述了土贡制度的原则：“古者方物之贡惟服食器用，故无耳目之娱玩好之失。今进竹簟固为用物，但无命来献，恐天下闻风急进奇巧，劳民伤财自兹始矣。”在禁止太原岁进葡萄酒时称“国家以飬民为务，岂宜口腹累人哉”，他还下诏：“四方非朝廷所需者毋妄献。”明太祖确立的土贡制度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土地所宜；二是定额购买；三是贡常用之物，不进口腹玩乐之物。根据土地所宜贡献的方物，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土贡，服食器用也就成了贡物中的主要物品了。

明朝初期采办则是用钱购买，也有的采办物品是在赋税中折充，如织造所用蚕丝及红花、蓝靛等染料于出产之处的税粮内折收，其中湖州府蚕丝六万斤，应天、镇江、扬州、淮安、太平五府蓝靛各二万斤，染料槐花、栀子、乌梅也于所产之处令民采取，按岁进纳。其中衢州、金华、严州、徽州、宁国、广德五府州槐花共五千斤，乌梅共八千四百斤，栀子共二千四百斤。

织造已成为明朝变相的土贡。

北京和南京都设有专门的织染机构，称为内、外局，内局以应上供，外局以备公用。此外，南京有神帛堂、供应机房，苏、杭、绍兴等府亦各有织染局，仪真、六合置蓝靛所，种青蓝以供染事，岁造有定额。

永乐以后各地织造机构不断增设，设歙县织染局、泉州织染局，又令陕西织染驼毼，正统时，置泉州织染局，明英宗朝遣中官往苏、松、杭、嘉、湖五府，于常额外增造彩缎七千匹，开了额外增造的先例。

1506年因宦官专权，大肆赏赐，内库所贮诸色纻丝、纱罗、织金等赏赐殆尽。明武宗又令应天、苏、杭诸府依式织造一万七千余匹。各地织造派遣宦官管理，专门供应宫廷消费和皇帝赏赐之用。当时苏、杭、嘉、湖、应天等地织造的经费由朝廷拨给中官盐引、关钞，用卖引、卖钞所得供给费用。

万历皇帝后期在苏、杭、松、嘉、湖五府岁造之外，又令浙江、福建，常、镇、徽、宁、扬、广德诸府州分造，增造万余匹。陕西织造羊绒七万四千余，南直、浙江纻丝、纱罗、绫绸、绢帛，山西潞绸。所派岁造数额不断增加，苏、杭织造岁至十五万匹，所造之物规格比原来各有加大。二三年间，费用至百万，内府费用不敷，取给于户部、工部，甚至直接令地方税监负责供给织造，直接侵吞国家财政。

采办是政府购买，织造亦由内府和户部等机构筹措经费，虽然都是根据土地所宜，在不同的地区收买不同物品，但已经不是《禹贡》至唐宋时期性质的土贡。明朝保持了传统意义的土贡就是岁办。明朝土贡主要供给宫廷消费和各种机构的祭祀、赏赐等用。明朝初期采办不仅按规定给还价钱，而且是溢价购买。如洪武时期宫中采办物品都是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加十钱购买。

郑和使团达到了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国家，最远达到了天方和、东非和南非等地。郑和带去了大量丝绸、漆器、铁器、铜钱等中国物品，这些物品代表着中国先进的手工业水平，多是海外国家不能生产的，大受各国欢迎，同时也带回了胡椒、香药、异兽等南海和西洋各国物产200多种。

三是郑和下西洋丰富了中国对海外世界的了解。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巩珍撰写了《瀛涯胜览》、《星木胜览》、《西洋番国志》，对所到国家方位、形势、物产、习俗等作了详细记录，所记地名达500多个，使中国对海外世界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明朝对土司的朝贡也实行厚往薄来的回赐制度。与宋朝和明朝给予诸国朝贡回赐一样，狭义的“回赐”就是贡物的折价，广义的“回赐”则包括明朝给予朝贡方各种赐予。朝贡的土司从明朝获得的赐予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土司和使者的赏赐，明朝称为“给赐”、贡物的折价，明朝称为“回赐”、朝贡土司或使节特别请求的赏赐及其它经济要求，明朝称为“求讨”。贡物折价本身就是土司获得中原产品的交换活动，对土司是有利可图的，贡物折价以外的给赐和求讨更是土司额外的经济收获。所以从明朝的角度说，对土司的朝贡是厚往薄来的。除了广义的回赐外，朝贡的土司还可以获得在朝贡过程中进行经济贸易，土司的“求讨”中也常常提出贸易的需求。

明朝的“给赐”或“回赐”除了钞锭，还有实物，如绢、彩段、纻丝等。如蒙古朝贡物中多有白狐皮、银鼠皮、貂鼠皮、青鼠皮等。可以说，朝贡中的贡物折价是加价回赐。

哈密朝贡的贡物有梭服、金钢鑚、玉石、速来蛮石、青金石、豹皮、狮子皮、哈剌虎剌皮、蓝花手巾、银鼠皮、貂鼠皮、青鼠皮、白兎皮、驼皮、獭皮、金线豹皮等。朝廷“给赐”或“回赐”的也是溢价的钞锭和绢、彩段、纻丝等。

明朝时的各地岁办的野味由官府折价收买。各省还每年进贡兽皮、翎毛等用于制作服饰的原材料。

如明朝前期，江西、浙江、湖广、北平、山西各贡兽皮二万张，河南、山东各一万五千张，福建、四川、广西、广东各一万张，直隶二万二千张，全国共二十一万二千张。至弘治时岁办杂皮三十四万七百六十一张，其中江西三万三千张，福建二万张，湖广三万三千张，山东二万五千张，山西三万二千张，广东一万五千张，广西一万五千张，四川一万五千张，河南二万五千张，陜西三万张，顺天府五千七百八十张，直隶苏州府四千张，镇江府四千张，庐州府二千张，宁国府四千张，淮安府四千张，池州府一千张，常州府二千张，安庆府一千张，松江府二千张，太平府四千张，徽州府三千张，和州一千张，广德州三千张，徐州三千张，真定府三千七百一十三张，保定府三千七百五十张，河间府二千一百三十六张，永平府一千三百九十张，顺德府七百张，广平府二千二百一十四张，大名府三千七十八张。

明朝前期多个省份需土贡翎毛，由各处岁办或官为收买，送至京城丁字库交收。江西、浙江各贡翎毛三百万根，河南、山东各贡六十万根，福建、陕西、北平各贡五十万根，四川、广西、广东各贡一十万根，湖广贡二百万根，山西贡五十万四千根，直隶贡二百五万二千根，全国共贡一千三百五十五万六千根。至弘治时岁办翎毛增至二千二百七十二万六千五百五十根，其中浙江省贡三百九十三万一千一百四十四根，江西省贡三百九十七万七千六十六根，福建省贡七十四万三千九百四十二根，湖广省贡五百七十七万九千七十七根，山东省贡六十万根，山西省贡五万四千根，广东省贡六十九万九千一百三十九根，广西省贡二十一万四千七百二十六根，四川省贡二十四万四千四十八根，河南省贡六十万根，陜西省贡五十万根，顺天府贡六万八千一百七十八根，应天府贡一十六万五千二百七根，直隶省苏州府贡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三十五根，镇江府贡二十三万一千一百六十四根，庐州府贡二十二万四千五百六根，宁国府贡一十二万八千四百一根，淮安府贡五十三万六千八百四十五根，池州府贡二十三万七千二百八十八根，常州府贡一十八万二千九百三十三根，安庆府贡一百八万九千七百七十八根，松江府贡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根，太平府贡七万根，徽州府贡五万根，和州贡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一十五根，广德州贡一万根，徐州贡五万根，滁州贡六千根，河间府贡六万七千根。

除了以上贡物，四川布政司还需每年贡扇一万一千五百四十把，嘉靖三十年（1559）加造备用扇二千一百把，后又加造小式细巧扇八百把，共进贡一万四千四百四十把。万历年间再增四川贡扇额，明熹宗令天启六年（1626）四川只贡扇二万把，这是因动乱减少了贡扇数量，可见此时四川贡扇已经远超过了二万把，较嘉靖以前翻了一倍。

在中国古代的朝贡制下，我们可清晰地看到有大量贡品是来自土贡的织物或原材料。根据《姑苏志》及《吴兴备志》的记载，以苏州和湖州在唐宋元明时期的土贡为例，朝贡的织物或原材料就有以下各类：

唐代土贡：丝葛、丝绵、八蚕丝、绯绫、布、白簟、草席、红偏布、蛇床子、丝布、灯心席、灯心草、鞋子、经丝绢、绫绢、乌银、绫衫叚、罗、纻布、折帛布、御服折造布等；

宋代土贡：坐倚、席、生丝鞋、花布、葛、蛇床子、葛、绢、葛布、丝葛、丝绵、八蚕丝、绯绫、布、白簟、草席、红偏布、蛇床子、坐倚、御服折造布、白编布等；

元代土贡：缁皮、生丝、鞵、貉皮、貉狸皮、鴈翎、羖羊皮、翎毛、羊皮等；

明代土贡：纻丝、俱青红、花素相半、水牛底皮、白硝麂皮、白真皮、杂皮、翎毛、皂绉纱、铜线、席草、芒苗、苕箒、黄麻、白麻等。

明代土贡的主要管理机构有户部、工部、太常寺、光禄寺等。其中工部掌天下百官、山泽之政令，特别是宫殿、陵寝、城郭、坛场、祠庙、仓库、廨宇、营房、王府邸第等营缮、制作等之事是其重要职责。各地所供材料及京城和地方织造、烧造也是其职责。光禄寺负责收纳四方贡献果鲜厨料等土贡。因为土贡主要是供给宫廷各种用度，包括消费和祭祀等，所以土贡的主要储藏机构是内府。明代内府共十库。十库各有分工，其中内承运库贮缎匹、金银、宝玉、齿角、羽毛；甲字库贮布匹、颜料；乙字库贮胖袄、战鞋、军士裘帽；丙字库贮棉花、丝纩；丁字库贮铜铁、兽皮、苏木；广盈库贮纻丝、纱罗、绫锦、绸绢。内府中设置了诸监、司、局，根据各自的职掌使用所藏诸物。诸库的收藏可见当时贡物之大概。

清朝土贡制度按照统治者所标榜的，是遵循任土作贡的原则，征收土贡只是在政治上表示“率土之内靡不愿殚其葵向之忱，以自効于盛世”，而“宫庭服御所必需，率令有司以经费购办，未尝责贡民间”。也就是说，土贡只是政治上象征性地朝贡，宫廷服御各项消费所需都由国家出钱购买。而且户部和工部及宫廷内外所需物料都是在各省出产之处出钱购买。

清朝皇帝一再下令，土贡只献土地所产实用之物，不得进献玩乐之器。乾隆曾多次下令“各省应进土贡内，除橘子、荔枝、石花鱼、哈密瓜等物仍照旧呈进，以备荐新之用。其余土物概行停止”，各省所进土贡“如茶、扇、香、葛之类，各因土物之宜，原所不禁，其余无土产省分，并不随众同进”，“广东之泡速香，湖广之葛麻，四川、广西之药材等类，入贡尚可。其非本省土产以及陈设等物俱不得滥行呈进”，“各省督抚备办珠玉宝玩，配入贡品者，治以违制之罪”。清朝其它皇帝也曾颁布类似禁令。可见从制度规定上，清朝的土贡秉持了《禹贡》以来的原则。

与明朝宫廷厨料、药材，以及多种修造材料和祭祀用品都来自土贡相比，清朝宫廷所需更多的物品实行了和买，即官府出钱购买。如太常寺祭祀用品，雍正朝也作了明确规定，包括祭祀所用的几席、蓐垫、龙旗、御杖等物，也是通过和买获得。

虽然更多宫廷物品通过市场手段获得，但是清朝土贡物品种类仍然不少，其数量与唐宋相比，并非清朝人所标榜的“不过十存一二”，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东珠进贡设有专门的机构称为珠轩。

如盛京土贡主要有东珠、人参和貂皮。貂皮进贡就有专门承担的索伦壮丁，每名岁纳一貂，分三等，头等貂皮五百张，二等貂皮一千张，其余作为三等收纳。东珠和貂皮的进贡都由黑龙江将军捕牲总管负责收取输送。

内廷贡物已徒具象征意义，盛京是清朝发祥之地，土贡与他省不同。其它各省土贡的主要任务是办理户部和工部所需各地物产。清朝根据各地出产，制定了各有贡物的种类和定额。如在各省进贡户部的贡物规定中，规定江苏省进贡银朱、桐油、红铜、明矾等外，还要进贡棉布等。在采办物品中，织造纱、缎、绸、绫等物，岁无定额，随需要进贡。

安徽省除进贡银朱、白麻等，织造纱、缎、绫、绸等物，也随需进贡，岁无定额。

浙江省进贡织造纱、缎、绸、绫等物，也是随需要进贡，岁无定额。

在织造类贡物中常见的有江西苎布、台湾鹿皮和獐皮、山东阔白棉布、山西生素绢和农桑绢、河南本色棉布等。

各省还有进贡工部的贡物：如江苏省每年需进贡魁藤、棕丝、织造诰勅制帛、彩、绸、红绸、驾衣等物。山西省每年进贡大潞绸、小潞绸。

清朝将西藏、新疆、内外蒙古都纳入版图，统治方式各有特色，但都规定了朝贡的义务。还规定了朝贡的贡道，及种类数额。如规定新疆地区的朝贡物品应包括布疋、手巾、翎毛、水獺皮、金絲緞、毛毯等。

（2）从大唐西域贡道到丝绸之路

古代中国与西方各国间的交通，历史非常悠久。即使按公元前126年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开始算起，到隋代也已有近7个半世纪的历史，就是在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时代，中原南北诸王朝也一直与西域保持着联系。隋唐王朝的政治大统一，为中西交通辉煌时代的来临，创造了条件。

汉唐时代的“西域”一词，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域”主要指我国新疆地区，广义的“西域”则凡通过“丝绸之路”所能到达的地区，如亚洲中部、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都包括在内。

隋唐使用“西域”概念，一般是广义的，特别是中亚地区，通常是西域的基本范围。

隋朝中西交通的开通，是从隋炀帝“通西域”开始的。隋文帝时代，张掖是内地与西域接触的前哨。隋炀帝即位后，十分注重开拓西域，他派裴矩前往张掖主持“通西域”的工作，裴矩是个很有办法的人，史书上说他对西域诸胡“啖以厚利”，“导之入朝”。

大业中，西域“相率来朝者”达三十余国，既有位于我国今新疆地区的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阒，也有在今中亚的康国、石国、锻汗、挹怛、史国、末国、吐火罗、曹国、乌那曷、穆国、曹国等。裴矩在与西域诸胡的交往中，经过“寻讨书传，访采胡人”，丹青楷写，完成《西域图记》三卷，这部书详细考辨西域诸国，记载了各国山川地理、风俗物产等情况，记下了西域的三条交通干线：北道是自敦煌出发，从伊吾北经蒲类海、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蒜国，达于地中海；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锻汗、苏对沙那国、曹国、何围、大小安国、穆国，至于波斯湾；南道从部善、于阀、朱俱波、喝檠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曹国，至北婆罗门，达于印度洋。

《西域图记》一书是针对当时中原对西域“诸国山川未有名目，至于姓氏风土，服章物产，全无纂录，世所弗闻”的情况而撰写的，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对隋唐中西交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

隋炀帝“通西域”，为唐朝西域的开拓作好了铺垫。唐初，西域受西突厥的控制，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派遣侯君集平定了高昌，在西州交河城设安西都护府，统领西域内附诸族。显庆二年(657年)唐军征服西突厥阿史那贺鲁，西突厥汗国灭亡，其领地纳入唐的版图。

臣属于西突厥的中亚诸国也望风归附，唐西部边疆拓展到两河(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及波斯北境。唐设昆陵都护统西突厥五咄陆部，设漾池都护统西突厥五弩失毕部，还在天山以北设金山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金山以西，巴尔喀什湖以南，两河流域以东的广大地区，治所在庭州，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在庭州置北庭都护府代替了金山都护府。景云二年(711)北庭升为大都护府，与安西大都护府并列，安西大都护府只领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管辖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及葱岭以西诸部：北庭大都护府镇抚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远至两河流域的西突厥十姓诸部落及各蕃国，仍统昆陵与漾池两个都护府，唐朝在西部边疆的统治体制基本确立下来。安史之乱以后，关陇失守，东西阻隔，但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仍控制着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大约在贞元七年(791年)之后，安西、北庭最终沦陷于吐蕃。

唐朝西域的开拓，对中西交通的发展意义深远，其中最主要的是保证了西域“丝绸之路”的畅通，即裴矩在《西域图记》中所讲到的从敦煌西去，分北、中、南三条干线而达于西海的通道的安全。

“丝绸之路”不仅沟通了中国内地与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推进了中西经济与文化的合作。其实，“丝绸之路”在军事上也是一条重要通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还是一条贡道，大量的朝贡物品和回赐礼品，正是通过这条贡道进行运输传递的。

西域的拓展，“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唐朝的声名远播异域，外国使者频繁地到中国来“朝圣”。

西域内附诸国来的最多。据《册府元龟》统计，在贞观元年(627年)至大历七年(772年)，康国(撒马尔罕)使臣来长安朝贡31次，石国(塔什干)21次，安国(布哈拉)17次，曹国(撒马尔罕西北)10次，米国(撒马尔罕东南)9次，史国(碣石城)7次。另外，吐火罗(在阿富汗境)朝贡约35次，拔汗那(费尔干纳)朝贡约27次，扁宾(克什米尔)朝贡约8次。

南亚、西亚甚至欧洲各国也不断派使者到唐朝来，据粗略统计，大食(阿拉伯帝国)遣使来华达37次，五天竺(印度)共遣使来华19次，师子国(斯里兰卡)3次，拂棘(东罗马)7次。西班牙在上元元年(760年)也曾派出一支18人的访唐团体。

（3）“海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

在隋和唐前期，中西人员往来，主要是通过西域“丝绸之路”。

安史之乱以后，陇右及安西、北庭先后沦陷，东西阻绝；而与此同时，海船制造和航海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唐朝的经济重心也南移，扬州成了当时最繁荣的城市：这些因素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

综观公元7—10世纪的世界，唐朝是当时最发达、最强盛的国家。隋唐时代官方统计的最高户数在900万户以上，实际上当超过1000万户，人口在5000万以上。从版图上说。唐代与汉代相比，“东不及而西过之”。在交通上，继陆上丝绸之路之后，海上对外贸易获得长足进步，而南北运河的开通。更是加强了国内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关系，意义殊为重大。而同一时期的印度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日本的发展也远远落后于中国，阿拉伯世界正处在扩张时期，拜占庭与西罗马帝国(6—11世纪)则进入衰落时期。西欧8世纪进入封建社会，即查理帝国时期，进而分裂为东西法兰克福王国。可以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强大国家。

《新唐书·地理志》保存了唐代地理学家贾耽的《皇华四达记》的部分内容，其中“广州通海夷道”条下记录了由广州到波斯湾的航海路线和船行日数等具体情况，也就是所谓海上丝绸之路。

大体上说，是从广州出发，沿越南海岸南下，穿越马六甲海峡，绕过苏门答腊，西行至狮子国，再沿没来国(印度马拉巴)海岸北上，抵达新头河(印度河)口。从此沿波斯湾海岸西行，经阿曼湾到达波斯湾头，最后溯幼发拉底河至阿拉伯首都缚达城(巴格达)；另外，也可从没来国海岸横越阿拉伯海，到达东非沿岸和亚丁湾等地，然后再趁季风沿阿拉伯海岸进入波斯湾。全程航行至少需要3个月。

中国商船在公元前二世纪时就已驶达印度，到五六世纪时便能航至两河流域了。隋唐时代造船业极发达，有一种名叫“苍舶”的大船，长达20丈，可载六七百人。中国商人乘船频繁出没于南洋诸国及印度、波斯等地，运销中国的瓷器等，所以海上“丝绸之路”有“陶瓷之路”的别称。海上丝绸之路载去亮洁的中国丝绸和瓷器，同时也运来域外的骏马和珍奇，那时的中国正处在亚欧国家经济和文化贸易的中心地位。

另外，还有“草原丝绸之路”。隋唐时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很多是通过北方草原各族作为中介而实现的。当时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中有很多中亚胡商，他们转运物品，走的就是草原道。

此外，还有两条通往南亚的陆路，一条是从柘东城(今云南昆明)西去，过太和城(今云南大理附近)至永昌(今云南保山)，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腾越附近)，入骠国(缅甸)，经万公(即孟拱)，西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图(亚萨姆西部)，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又西至摩揭陀国(巴特那)；另一条是从甘肃经青海，入西藏(即文城公主入藏路线)，然后越喜马拉雅，过尼泊尔至波特那。

（4） 争夺中国丝绸的西方贸易之战

　　

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丝织品就已经驰名于世。张骞通西域后，中国的丝绸制品开始传向欧洲。

欧洲人把这种质地轻柔、色泽华丽的丝织物看作是神话中“天堂”里才有的东西。

古希腊人干脆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即丝之国，他们把购丝绸、穿丝绸看作是富有和地位的象征。据西方史书记载，有一次罗马帝王恺撒大帝穿着一件中国丝绸做成的袍服去看戏，绚丽夺目的王服在剧场内外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人情不自禁地赞道：“真象是一个美丽的梦”！于是，在那里掀起了一股人们竞相购买丝绸的奢侈之风。 　

当时中国的丝绸经波斯商人转手销往罗马，其价格贵如黄金。于是罗马人打算与埃塞俄比亚人联合，绕过高价垄断经营的波斯，从海上去印度购买丝绸，然后东运罗马。波斯人得到消息后，便用武力向埃塞俄比亚进行威胁，阻碍他们充当罗马人获取丝绸的中间人。

罗马人无奈，只好请与波斯近邻的突厥可汗帮忙调解。据亨利玉尔写的《古代中国见闻录》中记载，公元六世纪，突厥派出了一个由粟特人组成的使团到达波斯，打算与波斯进行一场谋求能够允许其商队在波斯境内自由通过的谈判。然而波斯为了独占中西丝绸贸易之利，不但不答应使团提出的要求，还将收购来的粟特商人贩运的丝绢统统烧毁，以表示波斯不同突厥人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的态度；在突厥派出第二个使团时，波斯人还制造了将其大部分使团成员毒害致死的悲剧，使双方矛盾迅速激化。导致东罗马联合突厥可汗于公元571年征讨波斯，结果双方交战20年之久不分胜负，这就是西方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