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蕃会盟与汉藏和亲
在青藏高原，我国藏族的先民在7-9世纪建立了吐蕃王朝。吐蕃王朝是一个奴隶制政权，王朝的最高主宰是赞普。在唐太宗时代，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他主动与唐朝修好。自文成公主入藏和亲，从此汉藏“和同为一家”，唐与吐蕃世世为甥舅之国。
双方前后举行较大的会盟8次，公元823年立的“唐蕃会盟碑”，至今仍竖立在拉萨大昭寺的门前，成为汉藏人民友好的历史见证。
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物质文化成就输入青藏高原，是从文成公主入藏和亲开始的。
文成公主到吐蕃时，就带了各种谷物和芜菁种子及烹饪食物、饮料等，还有金玉书橱、金玉饰物，各种花纹图案的锦缎垫被等。文成公主曾对尼泊尔公主讲：“世问诸工巧，妆饰与烹饪，耕稼纺织等，技艺亦相敌。”
文成公主还从内地“召致甚多木匠、塑匠，建甲达惹毛切殿”，可知内地的烹饪、服用、纺织、耕稼和建筑等生产技术，随文成公主入藏而大量传入吐蕃。
到唐高宗时，松赞干布又派使者使唐，“请蚕种及造洒、碾碹、纸墨之匠，并许焉。”
唐中宗时，金城公主又一次入藏和亲，中宗“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大量的丝织品和生产技术，再一次大规模地传入吐蕃。
唐朝生产的茶叶也传入吐蕃，建中二年(781年)唐使常骨到吐蕃，赞普向他出示的茶叶就有寿州茶、舒州茶、顾渚茶、昌明荼、潜湖茶等多种。藏人嗜茶成俗，或许是从唐时始。
自文成公主入藏后，松赞干布就“袭纨绮，渐慕华风”，于是就派遣一些贵族子弟到长安国子监学习"诗书"。金城公主入藏时，又请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汉文典籍由此传入吐蕃。
金城公主还将在唐流行的龟兹乐带入吐蕃，使吐蕃人对唐乐倾慕不已。长庆时，唐朝使臣到吐蕃时，赞普欢迎庸使，“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绿腰》、杂曲”，百伎皆汉人。到现在，拉萨还保留有很多唐时的乐器。
佛教传入青藏高原也与文成公主有一定关系。吐蕃人原本信奉的是苯教，这是一种崇拜自然神灵和精灵鬼怪的多神教。在公元5世纪拉脱脱日年赞赞普在位时，有人曾把梵文佛经带入吐蕃秘密收藏。
文成公主信佛，入藏时车载释迦佛像，还带去了360卷经典，加之尼婆罗芝尊公主从印度带入一些法物，佛教开始流传。
建中年间，吐蕃又请唐朝派遣高僧去讲经，唐“遣僧良霹、文素二人行，每人岁一更之。”在赤松德赞赞普在位时(742年797年)，正式奉行“无上正觉佛陀教法”，将佛教定为国教。
文成公主入藏时，曾带有医方100种，医学论著4种，诊断法5种，医疗器械6种。8世纪赤松德赞的御医玉妥、元丹贡布，就吸收唐内地以及印度、尼婆罗、大食的医学成就，总结前人经验，写成藏医藏药学上的《四部经典》《居希》(包括《扎居》、《协居》、《门阿居》、《其马居》)，成为我国古代医学的宝典。
蕃汉分别管理制下的纳贡差异
唐高宗(650—683执政)初立，归降的原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叛唐，率众西徙。公元657年，唐朝平定西突厥之乱，西突厥全境及所属中亚诸地皆归唐，西域各国重获安定。在平叛过程中，唐朝将安西都护府升级为大都护府，又在原阿史那贺鲁分地设濛池、昆陵二都护府，下设州、县。公元703年，为加强对天山北部的管辖，女皇武则天(684—704执政)设置北庭都护府，官府设在庭州(今吉木萨尔)。公元709年，改设北庭大都护府，此举标志着以庭州为中心的天山北麓地区在军政体制上已另为一域，安西大都护府这时只管理天山南部和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唐玄宗年间(712—756执政)，唐朝在西域设碛西节度使，权力居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之上，是当时全国八大节度使之一。
从当时在西域设立的机构职官不难看出，唐朝实行的是蕃汉分别管理制度，在汉民集中居住的地区，主要是指伊州、庭州等地，政治上采取与内地一样的行政管理制度；经济上推行均田制(唐朝的土地制度)与租庸调制(唐朝的赋税制度)；军事上实行府兵制(唐朝的兵役制度)。而非汉民生活聚居区，则推行“羁縻政策”，其特点是继续维护当地本民族首领的行政管理制度，采用唐朝都护、都督、州剌史名号，允诺其以旧俗治理其部众，对这些居民不编户籍，虽交纳贡赋，但不入户部(唐朝的户籍管理部门)。
公元8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攻破唐朝在中亚地区的防线，公元751年的“怛逻斯之战”(唐朝与阿拉伯帝国在今中亚塔拉斯河畔发生的一次战役)使唐朝将势力范围限于帕米尔以东诸地。而吐蕃《藏族祖先)势力已在此前进入西域，并占领了局部地区。公元755年，唐朝统治阶层内部爆发了“安史之乱”，唐朝在西域驻军大批内调，吐蕃乘机攻取陇右、河西和安西四镇，并占领整个西域，阻挡了阿拉伯帝国势力的东扩，为新疆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至9世纪中叶，吐蕃势力退出西域。
蕃汉融合促进了西域文化的演衍发展
唐朝时期，新疆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各民族间的交往融合程度空前加强，北疆传统的游牧地区开始出现农业，在南疆城郭诸国，由于政府大规模地屯田、移民，以及官方水利管理机构“陶拓所”的出现和生产工具的配套使用，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手工业方面，铁、铜、钢、金、银等矿产资源的开采冶炼和加工技术不断提高，银钱铜币的铸制工艺有很大进步，高昌的棉织品和龟兹毛织品畅销区内外，造纸业、皮革加工、金银玉雕制品也都有了进一步发展。
天山北部草原路的畅通使西域与毗邻地区的商贸交往活动更加便捷。唐朝极力维护商道的安全，在沿途设置大量驿站、驿馆等设施以保护交通要道的通行，这些设施既便利了军政官员和军队的往来交通，也给过往商旅和物资流通带来极大方便。唐代诗人张籍“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诗句就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内地同西域各地频繁密切的贸易交往。商品交换推动了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当时在天山南北各地流通的货币除唐朝钱币外，还有当地人们铸制的龟兹钱、突骑施小铜钱以及波斯等西亚国家的金币、银币。
儒家文化以及中原本土的道教典籍也传入西域。史料记载显示，当时西域汉人的经学研习已纳入科举取士的轨道，像高昌等汉人聚居区都设有专门的学校。在吐鲁番出土的《毛诗》、《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以及道教符箓经卷也有力地证明了这点，这些都对当地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域画家尉迟乙僧及其父尉迟质那的凹凸绘画技巧影响了中原地区画风。来自印度的佛教及其文化经过西域僧人的消化、融通，形成独特的本地风格，并且东传中原，给中华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原高僧玄奘到印度取经途经西域，留下了不朽名作《大唐西域记》。西域的服饰、饮食、建筑风格以及风俗习惯的东传极大地丰富了唐朝的文化内涵。
唐代西域文化艺术方面取得了超过前代的巨大成就，多种语言文字的流行反映了西域在当时国际文化交流中的显要作用。西域乐舞对当时都城长安的时尚产生了巨大影响，柘技舞、胡旋舞、胡腾舞、拔头舞风靡唐朝宫庭内外，是当时的贡舞贡乐特色。唐代大型的宫廷乐队按照所奏乐曲的来源，分为“十部乐”(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高昌乐、康国乐)，其中，西域乐就有三部(疏勒乐、龟兹乐、高昌乐)，白明达、裴神符、尉迟青等西域演奏家的高超演技使中原地区为之震动。
胡汉交流和开放的南北风尚
在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六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实行了武力征伐和强制迁徙的政策，同时又通过纳税、责赕、贡赋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将少数民族的经济义务统一纳入汉族经济体制之中，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少数民族的有效统治。
十六国时期各民族的统治者都执行民族歧视的政策，不仅汉族对少数民族是这样，少数民族对汉族，抑或少数民族之间也是如此，这也正是这一时期民族仇杀、民族矛盾加剧的根本原因。自东汉末年以来，少数民族大量内迁，遭到西晋汉族官僚地主的压迫剥削，因而满怀敌视和仇恨，民族矛盾逐渐激化。十六国时期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中原地区陷入各民族间的大规模战争和残酷屠杀之中。北魏统一北方后，民族矛盾较十六国时期有所缓和。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各时期的统治者采取了不同的民族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在不断地交往中彼此融合，民族关系纷繁复杂，因而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文化。孝文帝实行一系列汉化政策后，引起了六镇地位的下降，并导致六镇鲜卑与迁洛鲜卑心理隔阂日益增大，从而形成六镇鲜卑独特的群体心态——守旧、迁怒。这种心态作为一种传统惯性力量势必与汉文化发生冲突，导致以后由六镇鲜卑掌政的北齐、北周政权出现鲜卑化和反汉化的趋势，表现为盛行奴隶制度、复行鲜卑语和胡语、恢复和赏赐鲜卑姓氏、敌视汉人。六镇起义中断了北魏孝文帝以来的汉化运动进程，从某种角度上讲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因此受挫，但从长远看，恰为北朝后期各民族融合的新起点。
六镇起义后大量六镇鲜卑南迁，在地域上或政治、经济、文化上完全沟通了塞上地区与关陇河洛地区，加速了民族融合进程，继而使原有的群体瓦解。六镇鲜卑南迁后随着汉文化的不断浸润，六镇鲜卑群体心态普遍更新，对汉文化逐渐认同，东西政权为适应新环境，在心理与行为上进行调整，民族意识逐渐淡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昌人，从饮食、炊饮用具、服饰、床上用品、装饰品、居室建筑、城市建筑、丧葬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高昌汉文化传统既有两汉移民一直加以保持的部分，更多的则来自五凉文化的传播。五凉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体、胡汉杂糅的产物，其中河西陇右的世家大族，对汉文化主体地位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昌汉文化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吸纳功能，使用汉字、汉语的同时还兼用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少数民族文化介入汉文化提供了契机。这一时期大批来自河西、陇右等地的汉人躲避战祸聚居于此，进而形成了以汉人为主的社会，出现了汉人政权，其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亦自成体系。
当时的鲜卑髡发式样有两种类型：头发全剃成光头状，剃除头顶以外的全部头发。后一类型占多数，并可分留髻、留辫等多种形式，鲜卑女子则有两鬓蓄发的特点。鲜卑各部由于分布地域不同，受到各地环境、民族及文化的影响不同，在髡发式样上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慕容鲜卑形成披发习俗，即剃去头顶以外的全部头发，因受匈奴影响又兼有匈奴披发的特点，实际上是鲜卑髡发向匈奴披发的一个过渡；宇文鲜卑形成剪发习俗，剪发是一种变相的髡头，是宇文部在鲜卑化过程中受鲜卑髡发习俗影响逐渐形成的，是匈奴披发向鲜卑髡发的一种过渡与变异；拓跋等部形成辫发习俗，具体而言又有独辫式和多辫式两种，男子多见独辫，女子则以多辫为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习，逐渐由尚武转为儒懦。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虽然吸收了许多汉族文化，但其尚武精神依然不减。南北风尚在不断融合中体现出社会风气开放，个人追求自由，文化多元和鬼神文化兴盛的新特点。此期南北交流主要表现为胡汉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尤其是孝文帝改革中诸多汉化措施的施行，更为南北民族的交流与民族的融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胡汉交流和开放的南北风尚，也给当时的经济发展和朝贡制度带来了不可忽略的变化。
遣使隋唐朝贡的多弥南国
多弥，为隋唐时期汉文文献史籍记载的西北民族之一。《新唐书西域传下》记其为西羌，滨犁牛河，“役属吐蕃，号难磨”。本文据此，认为“难磨”即藏文文献中所记之“南”国或南部族，源于汉代以来西羌中的“卑湳”等羌。南部族在古藏文文献中往往与吐蕃原始六族中的“董”族联系在一起，故多弥可还原为“董弥”。此名可能为其它族人对其的称呼，“南”为吐蕃人对其的称呼。其次，吐蕃征服“南国”，约在唐贞观六年至显庆元年之间。后为吐蕃“四方面王”之一。与吐蕃赞普通婚和结盟的大家族那囊氏应为南部族首领或大家族之一。唐安史之乱后，吐蕃曾征调南部至西域一带防戍，故20世纪以来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中有“南茹”、“南茹巴”的记载。唐末至五代，汉藏文书所记之“南山”、“南波”等，其中杂有“南”部族，故其得名之由，除其因居地在“南山”外，还有其民族构成中有“南”部族的缘故。
在中国汉文史籍中，曾记隋唐时期西北地区有一名为“多弥”的部族或小国。如《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下》记苏毗之后，有“多弥”一段较为完整的记载：“多弥，亦西羌族，役属吐蕃，号难磨，滨犁牛河，土多黄金。贞观六年遣使朝贡，赠遣之。”
此云多弥为西羌，即与白兰、党项、苏毗等羌同源；居地“滨犁牛河”，即在今青海金沙江上游通天河一带，大致在苏毗之东北。
其实，早在隋代就有了关于多弥的记载，《隋书》卷八三《附国传》记在附国东北“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白兰，叱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内当迷，应即多弥之异译，其方位大致与上述滨犁牛河相近。
又唐代杜佑撰《通典》卷一九○《吐蕃》内记“其国出鄯城五百里，过乌海入吐谷浑部落、弥多弥、苏毗及白兰等国，至吐蕃界。”内“弥多弥”，即多弥。
唐释道宣撰《释迦方志》卷四记唐使赴印有三道，其一曰东道“从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古州地也。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风戍，是随互市地也。又西减二百里至清海，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余里。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北界积鱼城，西北至多弥国。又西南至苏毗国，又西南至敢国。又南少东至吐蕃国……”此记“多弥国”即多弥，大致在白兰之西。
此外，《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也有有关于“多弥”的记载。
从上引汉文史籍，仅知多弥原为西羌，居地在今青海通天河一带，为唐蕃古道所经地之一，且较早为吐蕃所征服。贞观六年，多弥曾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向唐朝贡，后吐蕃征服该地，一度成为吐蕃与唐朝争夺的对象。
但是，唐人也有直接译“多弥”为“南”国者，如《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记开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女子王国赵曳夫及拂誓国王、喃国王各遣子来朝，具献方物”。同书卷九六五外臣部封册三记“唐玄宗天宝元年正月，封女国王赵曳夫为归昌王，授左金吾卫大将军；佛逝国王刘滕未恭为宾义王，授右金吾卫大将军；喃国王杨多过为怀宁王，授左羽林大将军，并员外置。各赐帛八十疋，放还部落”。内女国可能指在金川之东女国；佛逝，当为室利佛逝之省称，南海大国，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系与女国、喃国同期抵长安朝贡者；喃国，应即南国，其王杨多过无考。
又同书卷一七○帝王部来远条记天宝“十三载，女国、南国、狗国并率部落内属。其大首领皆授员外中郎将，将以安慰”。此女国应为东女国；狗国，即白狗羌；南国，即多弥；均在吐蕃之东北，为西羌所建小国。
按从开元十七年后至天宝初，唐朝与吐蕃在青海及四川西北对峙，势力有所增长，故唐蕃边境上的女国、南国、白狗羌等所谓“两面羌”得以向唐朝贡。
多弥的居地在今青海通天河一带，其西南与苏毗接，故《新唐书西域传下》苏毗条记，其“东与多弥接”；而白兰地则“左属党项，右与多弥接”。苏毗是早在松赞干布父曩日论赞时，就为吐蕃所征服，后松赞干布即位初复叛，旋又为吐蕃所役属，时在公元7世纪初。因南部族与苏毗邻近，想必那时南部族已受到吐蕃的威胁或控制。到唐贞观六年，南部族以独立身份向唐朝贡，说明此时，南部族还未完全为吐蕃所臣属。
但至贞观十二年左右，松赞干布因怒吐谷浑“离间”其与唐朝之关系，致使唐朝不允和亲，出兵击吐谷浑，吐谷浑不支，走青海湖之北。吐谷浑在白兰、南国之东北，吐蕃欲攻之，则要经过南、白兰等地，故此时南国或已经属于吐蕃。到高宗显庆元年“十二月，吐蕃大将禄东赞率兵一十二万击白兰氏，苦战三日。吐蕃初败后胜，杀白兰千余人，屯兵境上，从侵掠之”。白兰与南国邻近，因此，南国最后为吐蕃所灭并，应在唐贞观六年至显庆元年之间。
总之，南国较早为吐蕃所兼并，与苏毗、白兰等一样较早融入吐蕃，为今日藏族组成部分之一。
东北亚区域朝贡关系体系的形成
北魏迁都洛阳后，在洛水之南，铜驼街御道两旁设置了四夷馆及四夷里。其设置的具体时间，推断在宣武帝景明二年(5O1年)。四夷馆及四夷里内主要居住有归魏的南朝人士、边夷侍子和朝贡使节、入朝的周边少数民族首领及大多以朝贡使节名义进入洛阳的商胡贩客。
四夷馆及四夷里的设置体现了北魏民族政策的开放性，一方面为各民族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因族别、国别之不同而分别立馆、里的制度对后世的客馆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隋唐时期，是中央客馆建制进一步发展的时期。隋唐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与巩固，中原与周边各族的关系在广度与深度上均有进一步的发展，与此相应，中央客馆的设置在多样化方面有所发展。这种多样化的特征，是隋唐时期中央客馆制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表现方面。
此外，唐时对四夷使节的接待(中央客馆的馆待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制度化方面较前代有所发展，一方面表现在对四夷藩王及使节的接待已有了明确的等级之分，另一方面表现在唐时对四夷使节的接待有较为成熟的礼仪制度，是唐代宾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客馆接待四夷使节也同样贯穿在一定的礼仪制度之中。隋唐时，中央客馆的管理仍归鸿胪寺，鸿胪寺与礼部下属的主客郎中在管理四夷贡使事宜方面形成对口的管理关系。主客郎中行政令，鸿胪寺行事务，一为政令性职官，一为事务性机关，下达上承，职分明确。
唐朝对内地的统治沿袭秦汉以来的郡县制，形成了以州县为基本结构的政治体制。安史之乱以后增设了道（藩镇）作为地方第一级行政区划。
但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再实行秦汉时期的郡县制，而改行羁縻府州县制，专设都护府统辖。这是四夷诸藩“内属”之标志。在朝鲜半岛，高句丽属安东都护府统辖，百济一度也受唐朝统辖，后由新罗占领，新罗则受唐朝册封。日本则通过多次派“遣唐使”与中国通好，并从大化革新开始走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但是在经济、文化和律令制度等方面仍然不断借鉴中国。早在5世纪初，儒学就经由朝鲜传入日本。隋唐时期，日本开始直接从中国内地吸收先进文化。
这样，内地和“内属”的边疆地区即中国构成东亚区域体系的核心，受册封的相对独立的国家成为中国的屏蔽，此外就是待以宾客之礼的国家。
唐朝以和亲、册封、互市，以及设国子学等方式，从政治、文化等方面构建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区域朝贡关系体系。
北方草原民族接受了汉文化的感染
在北方草原地区，当时活跃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七的少数民族，主要有突厥、薛延陀、回纥、黠戛斯等铁勒系各族，他们大多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他们先后在大漠南北建立过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后突厥汗国、回纥汗国。由于游牧经济的脆弱性，他们的政权常不稳定：又由于畜牧经济的单一性，草原各族常常依赖与中原的物质交流作补充。这种交流有的是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的，有的则靠战争。不论如何，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是割不断的。
北方草原各族在与中原人民的交往中，多方面地接受了汉族文化的感染。在双方频繁的经济交往中，内地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和产品大量输入北方草原地区。唐朝初年，突厥就用马、羊等备产品和唐朝交换丝织品。武则天统治时期，应后突厥默啜可汗的请求，赐予农作物“种子四万余石、农器三千书以上”。
当时还有很多汉人流入草原，默啜可汗一次就从赵州、定州掠走男女八九万口，这些地区的汉人都是从事农耕的，他们进入草原地区后，必然也把内地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入。
回纥在与唐的绢马贸易中，换回了大量的丝织品、金银器、茶叶等。回纥商人经常结队南下，多时达3000人，还在长安开设各种店肆。唐朝曾将3位公主和4个大臣、宗室之女嫁往回纥。从8世纪开始，回纥人逐步走向半定居的生活，在漠北草原建起了好几座城市，如葛勒可汗在仙娥河(今色楞格河)畔建筑了富贵城，弁羽可汗在Ⅱ品昆河(今鄂尔浑河)畔建筑了城市和宫室。《辽史》中也记载了唐代的好几个回鹘城和回鹘可敦城。
北方各族当时大多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制时代，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都比较落后，他们在与中原王朝的接触中，受到内地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影响，逐步走向封建化，政治组织形式也日益健全。
突厥启民可汗附塞时，隋炀帝曾几次率百官侍卫到启民可汗牙帐巡幸。隋亡后，炀帝的孙子杨政道逃入突厥，在突厥的汉人“悉隶之，行隋正朔，置百官于定襄城。”汉人的政治制度对突厥必然会产生一定影响，贞观四年以后，突厥受汉人政治制度的影响更大，据《阙特勤碑》及《茁伽可汗碑》的记载：“突厥伯克弃本族之称号，而用唐家的称号......其问各地悉尊大唐天子而行其国之法度。”
回纥的政权组织主要沿用突厥制度，但其可汗世代接受唐朝的封号，所以也采用了较多的唐朝的官号，在政权组织中设置外宰相、内宰相、都督、将军、司马等官。甚至黠戛斯的官职中也有宰相、都督、职使、将军等官，这都是受唐朝影响的痕迹。
中原文化向北方草原的传播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北齐时，《净名》、《涅粲》、《华严》等佛经就由汉人传入突厥。后突厥汗国时，汉族的手工工艺技术传入突厥。在阙特勤死时，唐玄宗派金吾将军张去逸等携带“高手工匠”前去帮助建立墓碑，并刻石为像，四壁画其战阵之状。唐玄宗还亲自撰写了碑文。考古学者曾经发掘出了阙特勤的墓葬，发现其墓前雕制有与乾陵墓前少数民族首领形象相同的石像，还发现了与唐代中原建筑材料相同的莲花纹瓦当。
在回纥时代，汉文化在北方草原的传播更广。回纥的历法采用的是唐开元历，直到9世纪中叶西迁后还继续使用。1928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一部《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的回鹘文译本，译者汉文造诣很深，译笔流畅，这也是汉、回鹘文化交流的一个很好例证。
南诏臣服大唐时期的册封与朝贡关系
在云南滇池地区，隋唐时期分布着西爨、东爨等一些蛮族部落。西爨又称白蛮，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东爨又称乌蛮，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分为6个大部落，称“六诏”。
8世纪上半叶，南诏王蒙皮逻阁得到唐玄宗的支持，逐步统一了六诏，建立了一个以大理为中心，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南诏通过接受唐朝的册封，确立了与唐的藩属关系，从而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南诏对吸收汉文化一直采取非常积极的态度。南诏王阁逻凤“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御人之术”；异牟寻“颇知书，有才智”，他在给唐西川节度使韦皋的信中也说南诏王室世代“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在8世纪末9世纪初，异牟寻派遣许多大臣子弟到成都“就学”，“教”书、数，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足五十年……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
当时，汉族文人流寓南诏的也很多，有的还做了大官，如相州人郑回，官至清平官。这都促进了汉文化在南诏的广泛传播。
南诏的政治制度大体是仿效唐朝，王下设清平官、酋望、大将军，清平官相当于唐朝的宰相。中央官署有士、户、法、兵、客、仓六曹，后又扩为“九爽”，颇有唐六部九寺的影子。
经济上，南诏也实行授田制度，是效法唐的均田制。大和三年(829年)，南诏从成都掠去“子女工技数万…….南诏自是工文织”。此外，南诏人的耕作方法及房屋建筑都“悉与汉同”，足见汉文化对南诏的影响之大。
南诏通行汉文，流传至今的《南诏德化碑》、《崇圣寺钟铭》、《石钟山石窟题记》、《南诏铁柱铭》等都是用汉文写成的。唐朝儒学、诗歌、书法、音乐、佛教、道教都传入南诏。南诏诗人杨奇鲲、杨义宗的佳作《途中》、《题大慈寺芍药》、《洞云歌》流传至今，被收入《全唐诗》。“书圣”王羲之在南诏极受尊宠，被立庙祭祀，学习书法的人很多。唐朝还曾将“胡部龟兹音声二列”送与南诏。南诏早期信奉天师道，唐朝晚期，“婆罗门”和瑜珈密宗传入，“阿阂黎教”盛行。
南诏臣服后，未中断朝贡，从唐高宗、武则天时代开始，唐朝也多次回赐“锦袍、金带、缯彩”等丝织品给南诏。
“万国拜冕旒”的大唐朝贡盛况
隋唐文化的向外辐射文明强盛的隋、唐王朝，在当时世界上有很高的声望。《资治通鉴》记载，在贞观时，“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这些入觐的使臣，有的来自今属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更多的是外国古代国家派来的。
唐朝设有专门接待外国使臣的机构“鸿胪寺”，入华的外国使节都要接受朝见。
这种朝见的仪式是庄严、盛大的，外国使节在鸿胪寺官员的陪同下走上朝堂，递上国书，向顶戴冕旒的皇上行跪拜礼，并献上象征性的贡物。
皇帝要向进贡国国王和使臣虚授荣誉官衔，并颁发铜鱼符，作为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象征。
这种“万国拜冕旒”盛况的出现，其深层的原因就是世界各国对唐文化的钦羡、欣慕。7世纪初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有句名言，叫“求学问尤当去中国”；一位来中国礼谒五台山的印度僧人，曾作偈云：
天长地阔杳难分，中国中天不可论。
长安帝德谁恩报，万国归朝拜圣君。
汉家法度礼将深，四方取则慕华钦，
文章浩浩如流水，白马圭经远自临。
在西北地区，西域各族自古以来就和内地有极密切的关系。隋唐时期，更成为盛况空前的东西文化交流的纽带。当时西域有三条大道：南道、中道、北道，即历史上有名的“丝绸之路”，可通往中亚、西亚各国及欧洲。汉人所生产的绫、锦、罗、毅、绣、绢、袖、丝和金、铁等，大量输到这里，或由这里运往西方。
文化上的交流就更为频繁。高昌统治时期，统治者无论在政治上、文化上，都极力模仿汉族。当时高昌国的教育也学习“《毛诗》、《论语》、《孝经》、历代子史，集学官子弟以相教授，”并派遣子弟到长安官学中来学习。
西域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原本就有汉人存在，如《新唐书》记载在龟兹西北一个地方，“有小城三百，本华人，为突厥所掠，群保此，尚华语。”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杂居，必能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
在东北亚，日本、朝鲜等则向中国派遣大批留学生。东亚文明受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隋唐时期是中国文化向这一地区幅射扩散最为强烈突出的阶段。
隋唐时期，中国通过欧亚内陆交通线和南海航路与中亚、西亚、南亚及欧洲、北非都发生过接触与联系，隋唐文化也由此而西传。不过，由于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和地理上的差距较大等因素，中国文化对西部世界的影响远不如东亚那样强烈，西传的隋唐文明成就主要是物质与科学技术，隋唐时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主要贡献也在这些方面。
隋唐时期，中国丝织业相当发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的丝织品极受西方人的喜爱，丝织品是中国输出物品的大宗。同时，中国的种桑、养蚕、缫丝、织绸技术也经中亚传到西亚及欧洲。8世纪中叶杜环在大食就发现当地留居着中国去的纺织工匠和画匠。中国的纺织金花缎技术传入波斯，巴格达的锦缎产品也因而驰誉西方各地。
在人类的童年，世界各民族的先人们几乎都会用粘土烧制陶器，但瓷器却是中国人的独特发明。大量的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运抵东南亚诸岛、波斯湾沿岸，甚至远达叙利亚、埃及、坦桑尼亚等地。欧洲瓷器制造也是从研究中国瓷器开始的。
中国造纸技术是从西藏传入尼泊尔、印度，在8世纪传到中亚。公元751年的怛逻斯战役中，一些造纸出身的中国士兵被大食俘虏，先在撤马尔罕建了造纸厂，后来又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建造纸厂。大马士革的纸主要供应欧洲，造纸技术也传入欧洲，逐步结束了欧洲用羊皮纸作为文化信息传播材料的历史。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纸对后来西方文明整个进程的影响，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我国的“炼丹术”在唐代传入阿拉伯，阿拉伯炼金术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与中国相同之处极多。现代化学实际上是从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十进位记数法传入印度，直接推动了“印度数字”(现代通用的印度-阿拉伯数码的前身)的产生，中国《九章算术》中讲的“盈不足”，在阿拉伯和欧洲早期数学著作中被称为“中国算法”。
中国的医学也西传，唐人孙思邈的《干金要方》被译成波斯文、阿拉伯文广为流传，阿拉伯“医学之王”阿维森纳所著《医典》，其中关于切肠术、糖尿病的记载，就是吸收了中国医学的理论。
隋唐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是显著的，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隋唐以前的中国认为自己是文明世界的中心，中国的皇帝是这个文明世界的领导者，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以中原为世界的中心，中国视周边地区为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词语带有蔑视的态度。其实，中国只是东亚的中心。当时这种外交政策在东亚、东南亚被广泛接受，大多数周边国家都需要寻求中国的保护。因此，周边国家历代向中国朝贡。
但可以说，中国是当时世界的一个文化中心，中国文化电就以强劲的穿透力向外辐射。儒家思想和中国化佛教，中原地区的律令制度，汉字表达的种种文化模式，传播于邻近的日本、朝鲜、越南，构成了东亚文明的基本特征。同时，隋唐文明“泽被远西”，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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