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一月风暴革命”和“反击二月逆流”的两次文革大动荡后，中央确认“革命委员会好”，一场惊天动地的“夺权”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了。我就读的母校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我是个才17岁的初中学生，却阴差阳错地在校长的举荐下参加了这个校领导组织，负责起全校的政宣工作。至今，我还保留了校革会当年印制的那张工作证。其实这张校革会使用的工作证，还是我用腊纸刻写和油印的，我还特意刻制了伟大领袖的头像。
1967年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开头便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经过近20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当时的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为了尽快建立“革委会”这样的集权式领导机构，全国很多地方是先经历了“军事管制”，即先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稳定混乱局面，然后才建立革委会。一部分被确认为“问题不大”，亦即算是基本一贯紧跟毛泽东战略部署的干部，获得了“解放”，加入了革委会的领导班子。母校校长是属于第一批解放的干部。
由于我在校时一直得到校长的宠爱，当他受到批斗时，我就在同学们的信任和劝说下，揭竿而起，成立了一个不愿称为红卫兵的“红卫兵”组织，我给这个组织起了个名叫“火种兵团”。就是这个所谓的“兵团”控制了学校的局势，我成了母校的学生王。
“兵团”没有宣言，没有章程，没有袖标，没有旗帜，没有口号，这在文革当年是难以想像这么一个组织能左右整个中学的运动。因为我的一句话：“我们都是同学！”我们的组织是唯一不讲家庭出身的学生共同体。我曾要求在校生未经我同意，不得擅自批斗校领导，我成了学校最大的保皇组织，校长、支部书记和副书记都得了我的保护。受到保护的还有大部分的教师。
当我重游母校时，校长、支部书记、副书记和老师、战友与我在学校大门口合影，背景是校门口的“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团”招牌。这张合影照时常会引起我对那段时期的回忆。
在那时，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方式，取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区别，合为一体；革命委员会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包括部分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部队军管代表组成。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军队和工农“造反派”代表掌管大政方针。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工农兵代表逐渐撤出革命委员会。
但是，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并不意味着动荡结束。相反，全国夺权斗争开始升级，到处是“夺权”的擂台辩论会。在军管会派军训队到中学后，有些军训队负责人，仍有血统论影响，偏袒“出身好”的学生，引起一些黑七类子弟的反弹。一些学生的过激行动，就会被指责为矛头指向解放军的行为。
红卫兵组织随着势力扩大爆发了权力分配纷争，分裂为不同的派别，并发展到大规模武斗。
从1967年4、5月开始，重庆的“8•15”派与“反到底”派造反组织，因“革命观点、思想”不同，而多次展开广场辩论，进而演变为大规模的“武斗”。
5月23日，重庆石油学校发生武斗，武斗升级到双方用钢钎、铁棒、匕首肉搏。接着，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等地均发生武斗，前去制止的解放军指战员也遭到毒打。大规模与小规模武斗遍及全市各区，直至动用抢、炮。那时的四川为战备三线建设重地，兵工厂颇多。结果死伤无数，“战友”的牺牲更激起新的“战斗激情”，导致重庆武斗绵延数月。至今重庆沙坪坝区仍有当年所建的红卫兵暨文革死难者墓群，而这只是文革武斗死难者的冰山一角。
全国各地武斗起因及过程大致如此，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自然，在“革命”的大旗下也夹杂着种种复杂的恩怨。
那年的5月，围绕武汉军区“支左”方向正确与否,“工人总部”派与“百万雄师”派组织的冲突白热化，战斗流血事件时时发生。“百万雄师”成立于5月16日，号称拥有120万人。
1967 年7 月13 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时说:“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指林彪）说的这次运动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又说，“现在江苏、安徽大下大乱，我看到后很高兴！”他的“好人打死坏人无罪”的言论更是极大地鼓舞了造反派们的斗志。
第二天，也就是7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武汉。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以中央代表团名义，也于同日由四川到达武汉。
毛泽东、周恩来连续召集会议，讨论武汉的问题。毛泽东指示：给“工人总部”平反，“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周恩来则要武汉军区主动承认错误。
7月19日下午，谢富治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明确宣布“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激起了“百万雄师”民众的愤慨，并开始上街游行，声讨王力。
次日晨，“百万雄师”发生了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人的事件。他们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把王力强行带到武汉军区大院并限制自由，并将王力打伤。此次事件中，被打伤残、打死的官员、军人、民众达184000余人。
武汉“7·20事件”是仅次于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一次大规模的武汉军民反对“中央代表团”的事件。林彪、江青称“7·20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政变”，并借此攻击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等人，是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
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撤销了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徐向前元帅等人被诬为“黑后台”。
但在毛泽东“南巡”时，他的文革干将“王、关、戚”纷纷落马。毛泽东后来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
武汉局势急剧恶化，举国了震惊。那年全国发生的重大武斗事件很多，如：青海西宁“二二六”武斗事件、黑龙江伊春武斗事件、湖南怀化武斗事件、四川宜宾大武斗、内蒙古“内人党”事件。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省民众组织讲话时，首次提出“文攻武卫”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中国已达内战边缘。
1967年堪称全国武斗年，说内战也无不可，死于武斗者和物质财产的毁损、工农业生产及国民经济受到的影响难以计数和估量。各地区的武斗，大多以省、市为单位，最终上北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主持下谈判、协调得以平息，走向所谓“造反派大联合”，然后在军事管制的前提下，成立“革命委员会”。
文革武斗延续到1968年8月，才逐渐平息。
当时，有些学校的造反组织借纪念五四为由，携来外校“老红卫兵”在学校举行集会。此举被视作向造反派挑衅，是为血统论翻案的行为。双方也随即会发生冲突。
毛泽东为此发表了关于学习上海女六中大联合经验的指示，要求学生组织大联合。一些校园也就相对平静了。
但随着社会上的武斗开始升级。到了下半年，各种用铅字印刷小报形式出版的《中学红卫兵》、《中学红卫兵报》、《红卫兵战报》，随处可见。在学校招生、办学路线等方面展开了论战。有的报道文章更是以《高干子弟与资本主义复辟》为题，结果在“一打三反”及“深挖五一六”运动中，该文被视为“两篇问题大字报”之一。
我在校革会担任政宣组长时期，同样面临了宣传上的责任。究竟如何看待当时的武斗和大联合？才17岁的我，作出了一个至今回想起来也十分惊人的主张。我对校长说，不准任何学校和单位的组织及个人随意进出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学校，不允许外校人员擅自组织辩论会，更不容许出现武斗现象。为了严格控制学校稳定和安全，学校颁发新的学生证。由于当时社会动乱，不楞能印制新版学生证，我又建议用旧学生证代替，但在旧学生证上加盖毛泽东木刻头像印戳。我的建议被时任革委会主任的校长批准了。我至今保留好这张新的学生证，学生证上加盖的毛泽东木刻头像印戳，是我自己动手亲自刻制的。
为了严格学校进出安全，学校保安由红卫兵团负责，主要是六七届的学生，我是六六届的，因为即将毕业，又已经是校革会成员，我也就彻底地退出了学校学生组织。
但是，我代表学校参加了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还出席了当时上海市卢湾区革命人民代表大会，用现在的话说，我曾是文革期间的“人大代表”了。我保存了当年参加了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时的工作证和代表证，也保存了参加上海市卢湾区革命人民代表大会时的代表证。
可以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个时期比文革更加怪诞、泯灭人性。欧洲中世纪也有残忍的杀戮和迫害，但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知识分子自杀，更没有被害家属欢呼雀跃支持迫害行动。也许有人会全盘否定红卫兵运动，也有人总是将红卫兵说成是妖魔，将文革灾难归咎于年轻幼稚的红卫兵。
我不能也不会苟同于人云亦云，我自小就懂得了独立思考，即使在那动乱的年代里，我面对文革武斗大开杀戒时，勇敢地走了过来，历史证明了自己曾经走过的路是清白而且值得自豪的。人的一生，特别那时期的我，还是一个尚未发育成人的孩子，但我很早熟，已经在努力阅读中国社会背后的故事。想起这些往事，我很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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