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时期与阿拉伯地区的商贸往来
中国的海洋贸易始自南北朝，当时的南朝被隔绝于丝绸之路以外，因此必须另辟南洋的商路。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到了宋元时期，在碧波万顷的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中国和阿拉伯的船队已穿梭往来，连接起当时世界上最繁荣也是最先进的两个地区，双方频繁的物质和文化交流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交往史，最早可上溯到两汉时期。唐代以来，中国人习惯把来华的外国使者和商人称作“蕃客”、“蕃商”。在这些蕃客、蕃商中，阿拉伯穆斯林所占比例最大。在沿海通商城市如广州、泉州和杭州等地形成的“蕃商”聚居区称为“蕃坊”。北宋时侨居在广州的蕃客居多，南宋和元代居住在泉州的蕃客居多。到宋元时代，双方的交往空前频繁。
北宋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同阿拉伯地区进行交往。据《宋史•大食传》记载，如乾德四年（966年）宋朝即选派使者僧行勤出使大食，“游西域，因赐其王书，以招怀之。”随后由于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崛起于西北，控制了河西走廊，因而大食和北宋的陆路联系被割断，中原与大食的往来只能依靠海路。
当时走海路从广州或泉州出发前往阿拉伯，一般要用两年时间。宋代遣使大食仅僧行勤一次，而同期大食诸国来华则比较频繁。
据考证，自北宋开宝元年（968年）至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的200年间，大食遣使49次，差不多平均每四年就有一次朝贡。
这些来华的使者，有些是阿拉伯帝国哈里发派遣的，有些是地方割据首领派遣的，也有的是由阿拉伯船主、巨商派遣的。在这一时期，与两宋政权先后鼎立的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也同大食等伊斯兰国家建立了朝贡和贸易关系，留下了穆斯林活动的足迹。
两宋时代，中国和阿拉伯地区的交往对中阿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阿拉伯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伊斯兰教的在华传播。
两宋是中阿交往的一个承前启后时期。早在唐代时，已有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在华定居，他们的后代被称作“土生蕃客”，这是中国最早的穆斯林。宋时商业贸易发达地区的穆斯林已不少，他们还修建了许多清真寺，宋文献中开始称其为“回回”。随着元朝统一全国，伊斯兰教开始在华广泛传播，最终形成了中国的穆斯林民族和中国的伊斯兰文化。
阿拉伯的天文和历法等科学技术，则对大宋之后的元朝带来了深刻影响。据《元史》记载，波斯著名的天文学家札马鲁丁曾应召于1267年向朝廷呈献了7件天文仪器——浑天仪、方位仪、斜位仪、地球仪、平律仪、天球仪和观象仪，同时还进献了新的纪年法《万年历》。
中国的数学也吸收了阿拉伯的历算、代数、几何和三角的一些成果。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通过阿拉伯人的介绍传入，成了宋元时代中国数学家的命题和解算理论。受阿拉伯数学的影响，中国数学家开始采用数码，并且用“0”表示空位。
此外，阿拉伯的医学、建筑艺术也对当时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许多创造和发明也影响了阿拉伯国家，并通过阿拉伯人传向欧洲。
中国的制硝技术大约在8到9世纪传入伊朗。硝最初被当作一种药物，用于治疗癫痫病，被伊朗人称作“中国盐”。大约在13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开始自制火药。15世纪火药又从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传到欧洲，对欧洲人制造兵器、火枪、火炮用于军事目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阿拉伯文献中出现关于罗盘的记载，始于13世纪初阿布•菲达的《地理志》，波斯、阿拉伯人都使用中国罗盘的四十八分向法。据学者们研究，指南针由阿拉伯人传到地中海，意大利人最先接受并用于航海，然后再向欧洲传播。
中国唐代发明的雕版印刷技术最初是经由中亚地区传到波斯和阿拉伯的，后来又传到埃及，在埃及发现的古代阿拉伯文印刷品中刻有中国的佛像。
宋朝政府对蕃商进入内地城市贸易也给予方便，大食等国的商人可以到京城及各州县进行贸易，由政府发给证明，但必须保证不得夹带闲杂人员，于是大食商人在华活动的区域较前代大为扩大。
宋元时期，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将进口货物分为“粗色”和“细色”两种。“细色”指贵重物品，如金、银、珠宝、麝香等，“粗色”指一般货物，如胡椒、硫磺、速香、吉贝布等。
阿拉伯地区来中国的船队从亚丁湾或阿曼的苏哈尔港启航，运往中国的主要是珠宝和香料两大宗，包括乳香、龙涎香、龙脑、没药、血竭、苏合香油、蔷薇水、珍珠、玛瑙等，其中乳香、龙涎香主要产自大食。
中国的船队常常远航到幼发拉底河、亚丁湾和索马里，中国出口到阿拉伯地区的物品有瓷器、丝绸、金、银、铜、铁、刀剑和各类植物纺织品，以纺织品和瓷器为大宗。我国的丝绸在世界各地有着极高的声誉，丝绸出口也历史悠久，公元83年的帕尔米拉墓中就发现了产于中国的生丝。文献记载，
宋元时代我国出产的各色绸、缎、绢等远销至天堂（麦加）和层摇罗（桑给巴尔）。
瓷器是宋元时代中国输往阿拉伯地区的重要物品。西亚和非洲出土的属于中国宋元时期的瓷器和陶片，也说明了当时中国和阿拉伯等地瓷器贸易之盛，中国的一些窑场甚至还专门生产供大食等地使用的具有阿拉伯风格的瓷器。埃及从法蒂玛王朝开始，先仿制宋代青瓷，后仿制青花瓷，再仿青白瓷，从形制到式样，从造型到釉彩的运用，无不酷似中国原产。
到了元代，中国和阿拉伯的关系更为密切。元代官方文书中常常提到舶船前往“回回田地里”。元代商人直航阿拉伯的情况比宋代普遍。《岛夷志略》的作者汪大渊曾先后两次“附舶以浮海”，他在书中提到了波斯离（巴士拉）、天堂（麦加）等地。14世纪时，商人杨枢搭乘“官本船”到达过忽鲁谟斯（霍尔木兹）。
元代海上交通更加繁盛，泉州、广州、杭州等港口，海船云集，“蕃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之最。”
宋朝沿用唐朝管理蕃商贸易的办法，在海外贸易繁华的广州、杭州、明州等地设置市舶使，“掌蕃贺、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
南宋政府偏安江南一隅后，对蕃商贸易更为重视。南宋绍兴六年，泉州的知州连南夫建议，对从事海外贸易的船首，如果能招诱其他船只来华贸易，政府从中抽解物货所得，价值达到五万贯、十万贯者，可以按成绩授给官职。结果大食蕃官蒲罗辛贩乳香值三十万缗，中国船首蔡景芳招诱舶货，收息钱九十八万缗，都被授予承信郎职务，还犒赏船上其他人员，发给钱物，要他们回国后宣传来华贸易。
由于宋朝政府的积极招徕，大食商人来中国贸易者日益增多，“占城、大食之民，岁航海而来贾于中国者多矣”。
但在宋之前，中国的海外贸易多限于奢侈品，是在宋以后才转变为一般商品的大宗贸易。
唐朝对远洋贸易只开广州一埠，主要是迎纳来华的阿拉伯和波斯商旅。至北宋则增设九个港口，中国人开始积极地走向海洋。在南宋，远洋贸易的盈利在国家收入的比重里剧增，中国史上也首次出现独立的海军部。这些都是“海洋中国”的先声。
从宋代开始，外贸已经摆脱“朝贡”体制，朝自由化方向走。元代承袭此势。可惜到了明代又试图恢复汉唐那样的天朝，徒然建立了只包括汉族的封闭型“天下”而已。在这个古代史借尸还魂的载体下，经济活动被从新纳入落伍的册封和朝贡制度，而有待栽培的“海洋中国”则被当作逆子，摒于家门之外，但却并无阻止它在被遗弃的情况下艰苦地成长。
辽朝与阿拉伯帝国之间的朝贡和商贸关系
在中国贡品文化史研究中，不应忽略对辽朝的研究，辽朝与大食帝国长期保持着频繁的商业贸易关系，其中包括朝贡关系。
“大食”是唐代中国对西亚地区出现的阿拉伯帝国的称呼，音译自波斯语Tazi或Tajik。据《大食传》记载，7世纪至8世纪，大食帝国在“灭波斯，破拂菻”后，“南侵婆罗门并诸国，胜兵至四十万。康、石皆往臣之。其地广万里。东距突骑施，西南属海”。短短几十年间便成为当时世界上疆域最辽阔的大帝国之一。
史书对辽朝与大食帝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鲜有记载，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却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大食盛产的玻璃制品、犀牛角、乳香、琥珀、玛瑙等曾都通过丝绸之路大量流入辽朝，倍受辽人的喜爱。在大食帝国境内盛行的打马球、猎豹技术，以及大食出产的金银器、瓜果、蔬菜等，也都传入辽朝境内，并反映于各种文献记载。或发现于内蒙古东部、辽宁等地区的辽代墓葬壁画和佛塔雕刻之中。
辽宋夏金元时期自五代十国以后，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大分裂、大混乱之后的大统一时期。这一时期民族融合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民族融合先在各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内进行，亦即主要在边疆进行。二是在北宋——辽——西夏、南宋——金——西夏对峙、纷争、冲突与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别格局，从而促进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为元的空前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宋的北部，辽夏金北族王朝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
建立辽的契丹源于鲜卑。它是在东灭渤海，频繁征伐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民族和不断向南扩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向南发展，辽治下的汉人日益增多，在与中原的冲突和交融之中，缩小了差距，民族融合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同时，辽朝也加强了与其它民族的沟通与融合，大食文化与物品的输入，极大地丰富了辽人的社会物质文化生活。同时，通过贸易往来，辽朝文化对大食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二者的交流是双向的。
大食帝国历代统治者一向重视发展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以充国用与享受之资。杜环《经行纪》记载说，当时，大食帝国“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反映了阿拉伯手工业的发达和贸易的兴旺。经济的繁荣，刺激了大食帝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在政府的鼓励下，阿拉伯商人梯山航海，无远弗至，东至中国，西至欧洲，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自8世纪灭波斯后，大食帝国控制了陆上丝绸之路，并取代了昔日波斯的贸易地位，与唐朝交往密切，跃居与中国贸易的首位。
唐末五代以来，亚洲大陆的三大帝国——唐、吐蕃、大食均已走向没落，再也看不到盛唐时期万国朝贡的盛况，联系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也渐趋萧条。在西域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形成了一种大国势力缺失的真空状态，直到辽朝建立之后，这种状况才发生了变化。
辽朝是916～1125年间雄踞于我国北方的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辽太祖建国之始，便大规模地展开了向西拓展疆土的军事征伐活动，并积极经略西疆。辽之声威远及西亚乃至更远，草原丝绸之路再度兴盛。
北宋初年，大食帝国已渐趋衰微，无复昔日之盛，但海外贸易却一直繁盛不衰。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外国门下》载：“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有国千余，所知名者，特数国耳。”《大食传》卷490记载：至道元年（995年），大食舶主蒲押陁黎入贡北宋，太宗因问其国，对云：“与大秦国相邻，为其统属。”由此可知，此时大食帝国已不复昔日之盛，其原有疆域至少有一部分已归于大秦。尽管如此，却没有给大食帝国商业的繁荣带来大的影响，与宋、辽、西夏均有不同程度的贸易往来。
辽朝与大食帝国的商业往来是很繁盛的。据南宋叶隆礼撰《契丹国志》卷21《诸小国贡进物件》记载，大食国及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小食国（今新疆哈密一带）等，“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镔铁兵器、斜合黑皮、褐黑丝、怕里呵、门得丝、硇砂、褐里丝”，其中的纺织品“皆细毛织成，以二丈为匹。契丹回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从贡物品种看，犀牛角、乳香、琥珀、玛瑙器产于阿拉伯地区，为大食商人对外贸易的常见商品。
大食三年一次朝贡，使者众多，“契丹回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由是以观，大食与辽的贸易是相当繁荣的，朝贡规模不小。
关于大食之入辽朝贡活动，史书记载不多。《辽史》卷2《太祖本纪下》载：天赞二年（923年）六月，“波斯国来贡”。天赞三年九月，“大食国来贡”。这里的“波斯”即萨曼王朝，当时受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750～1256年）统治。天赞二年大食帝国辖下的波斯国到辽朝贡，仅隔一年之后，又有“大食”到辽朝贡，此“大食”当即西亚之大食帝国。
《宋史》卷490《大食传》载：先是，其入贡路繇沙州，涉夏国，抵秦州。乾兴初（1022年，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至天圣元年（1023年）来贡，恐为西人钞略，乃诏自今日取海路繇广州至京师。
这一记载表明，北宋初年，大食入贡北宋时还常从陆路而来，而且此处的大食应该处于临海的阿拉伯地区。从历史的记载来看，大食与宋朝的贸易，尽管越来越依赖于海路，但陆路贸易并未完全终止。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一～九二《大食》条载，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内侍省副都知周文质言：
沙州、大食国遣使进奉至阙。缘大食国比来皆汛海，由广州入朝，今取道沙州入京，经历夏州境内，方至渭州。伏虑自今大食止于此路出入，望申旧制，不得于西蕃出入。从之。
所谓旧制，大约应制定于咸平五年（1002年）西夏李继迁攻占灵州（今宁夏灵武）以后。此制未能制约大食与西夏的贸易，如天圣元年（1023年），大食即经过西夏境内而东行入宋朝贡。有鉴于此，北宋不得不重申禁令，不允许大食途次西夏入贡，只允许走海路，“由广州入朝”。由此可见，与海路相比，大食更比较乐意通过陆路与北宋及地处丝绸之路上的西夏进行贸易的。既然大食可以经由西夏到宋朝贡，那么也完全可以经由西夏到辽进行贸易。况且，北宋一直视西夏为敌对国家，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千方百计的从政治上孤立以及从经济上封锁西夏，北宋拒绝大食途径西夏，凸显的就是上述目的。而西夏与辽则长期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关系，大食通过西夏境内入辽进贡应是不受限制的。11世纪中亚木鹿（Maru，今土库曼斯坦之马累）伊斯兰学者马卫集（Sharaf al-Zamān Tāhir Marvazi，1046～1120年）曾记载了从喀什噶尔，经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县）、和田、沙州（今甘肃敦煌市）、可敦城（位于今杭爱山支系乌德犍山）到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郊）的路线。[11]（P18,72）该路线当即大食商人东行辽朝之道。
唐宋时期，阿拉伯地区的玻璃（或称琉璃）制品通过丝绸之路大量流入辽朝，倍受辽人的喜爱，所以在现已发现的辽代文物中，就有不少阿拉伯地区的玻璃制品。这些玻璃器皿都属于伊斯兰风格，产于伊朗高原，应系包括伊朗在内的大食帝国商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而传入辽朝境内的。
马卫集在其所著《动物之自然属性》第8章第22节载录有契丹皇帝致伽色尼算端书，书中建议双方通好。书末注明写于鼠儿年，当为辽圣宗太平四年（1024年）。伽色尼王朝是大食帝国领域内分离出来的突厥人国家。辽圣宗在使者携带的国书中表示希望修建由辽至伽色尼的道路，以便两国使臣往还。
这一记载说明，辽朝对于发展同西亚，尤其是大食的关系是非常重视的。在伊朗、伊拉克、埃及、地中海东岸，也有多种从辽朝输入的瓷器、陶器大量出土，辽三彩对伊斯兰彩色陶器产生了重要影响。辽三彩继承了唐三彩的传统工艺和技法，同时更多地具备了辽文化的特点，是中原文化与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事实上，唐三彩仅有少量曾出口到阿拉伯世界，比辽三彩要少得多。如在开罗附近的福斯塔特（Fustat）遗址，曾发现有大量的富有特色的中国白瓷，据推测，应制作于辽都上京，属于辽白瓷。从出土的器物看，辽瓷在造型、装饰技法、纹饰等方面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伊斯兰陶器的影响。辽与西亚地区出土的文物可以证明，辽与大食不但有贸易交往，而且在生产技术和艺术风格上相互影响，这种交流是双向的。
契丹长期受唐、突厥和回鹘的统治，于916年立国后，声威大张，势力拓展至西域地区，与大食及其属下的波斯、喀喇汗王朝发生了密切的交往。《辽史》卷36《属国军》列出的就有阿萨兰回鹘、波斯、大食；《辽史》卷46《北面属国官》中亦列有阿萨兰回鹘大王府、大食国王府。辽朝的影响广及大食帝国，阿拉伯人自10世纪起，即称中国为“契丹”。
即使在辽朝灭亡以后，阿拉伯语仍用“契丹”来表示中国。13世纪，蒙古汗国西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的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方法传入阿拉伯国家。成书于13世纪晚期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仍将火药称为“契丹花”，将管状火器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足见契丹在阿拉伯国家心目中影响之深远。
通过互往交流，大食帝国境内盛行的打马球技术以及金银器、瓜果、蔬菜等，都流传到辽朝境内。
马球运动是唐代初叶由西域胡人传入长安并推动发展起来的。唐代中叶，大批大食帝国统治下的波斯人移居到契丹邻近的营州一带。波斯马球逐渐在河北道流行起来，并深入契丹地区，后来成为辽朝全国性体育运动。
契丹地区流行的波斯马球运动，一直保留着波斯人的运动衣服饰，这一点在内蒙古敖汉旗宝吐乡发现的《辽代马球图》壁画上得到见证。
在辽代金银器中，可以找到波斯金银器的遗风。如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乡发现的辽代耶律羽之墓中曾出土有鎏金“孝子图”银壶，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辽墓出土有“大郎君”银壶，形制均为敞口、束颈、折肩、圆腹、圈足，与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西部叶尼塞河上游的科比内二号突厥墓出土的折肩金杯非常相似，纹饰和錾文为中国式，应为仿突厥的造型。联珠纹装饰又是波斯萨珊王朝银器的做法，饱满圆润，技法高超。
辽代早期高足杯的形状在唐代金银器中不见，杯身宽浅，呈敞口盘形，圈足矮小，如赤峰市元宝山区大营子辽驸马墓出土的鎏金团龙戏珠纹银高足杯。这种类型的高足杯，与中亚巴拉雷克（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铁尔梅兹市西北约30公里处）发现的5至6世纪嚈哒壁画中人物手中的同类器物很相近。流传到国外文物市场的辽太平年间（1021～1031年）制双凤纹金高足杯口缘有一周联珠纹，杯身比早期稍有增高，圈足矮，但有增大的趋势，其器形具有明显的波斯风格。
此外，大食马也被输入辽朝。据《辽史》卷70《属国表》载，圣宗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六月，“沙州敦煌王曹[贤]寿遣使进大食马及美玉，以对衣、银器等物赐之”。通过敦煌地区的统治者，大食马也展转到达了辽朝宫廷。
原产大食的西瓜也东传至辽朝，在辽上京城外有贩卖西瓜的摊贩，自称所售西瓜是辽太祖西征回鹘时，从西域引入辽朝种植的。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羊山辽墓中，发现绘有西瓜等水果的壁画，堪称现知中国时代最早的西瓜图画。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汉文文献《杂字•果子部》中，也有关于“大石瓜”的记载。
“大石瓜”，显然就是“大食瓜”的异写，侧面印证了大食西瓜的东传。
若从考古发现来看大食帝国与辽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两者的关系是密切的，他们之间的商业贸易是繁荣的。然而，史书的记载却是非常匮乏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当与西域诸国的中转贸易有很大关系。
西域诸国地处丝绸之路要冲，为东来西往的使者、商旅必经之地，唐时，大批的大食商人，甚至更遥远的大秦商人，经由西域直接来到长安，此时的丝路贸易更多情况下体现的是一种长途贸易。
唐末五代以来，中原板荡，割据纷立，丝路贸易受阻，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往往要通过西域诸国的中转才能实现。
西域的回鹘人成了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业民族，他们与西方诸国进行贸易，然后把获得的贸易品转运至辽宋，或者将辽宋的商品输往西方。即使回鹘商人足不出户，也能完成丝路贸易的运转。
辽朝政权为接待回鹘商旅而特意在上京南门设置了“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西方的商品，特别是大食诸国商品。
西域回鹘向辽进贡品中有乳香、珊瑚等，这显然也是从大食商人手中获得。《宋史•于阗传》将乳香归入于阗所产，实乃撰史者误将中转贸易品认作原产地。宋人赵汝适在《诸蕃志》卷上《志国》“大食国”条记载说：“乳香一名薰陆香，出大食之麻啰拔、施曷、奴发三国深山穷谷中”。麻啰拔（Murbat）、施曷（Shihr）、奴发（Zufar）三国皆在阿拉伯半岛东南部之哈德拉茅（Hadramaut）海岸，其中麻啰拔、施曷自古以盛产乳香闻名于世，有“乳香国”之称。奴发即今阿曼境内之佐法儿（Dhofar），为古代阿拉伯的一大香料集市。缘此，大食帝国不乏经营乳香的巨商，如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大食蕃客蒲啰辛一次就“贩乳香值三十万缗”，被南宋政府任命为承信郎。
辽朝与大食帝国尽管相距遥远，但二者间的贸易却是相当繁盛的，除朝贡外，当还存在着其它多种贸易形式，只是史书未予记载而已。加之大食物品多是通过西域、西夏、北宋乃至东南亚等地展转而到达辽朝境内的，故史书在记载这些物品时，一般以入贡地称之，而冠以“大食”字样的反而罕见。幸赖近年地下出土物的不断发现，才使我们得以窥见辽与大食贸易关系之一斑。
源于黑水靺鞨，崛起于东北的女真，在灭辽亡宋后建立了金。金灭辽，但仍承继了辽文化，直接与汉文化相碰撞。尤其是在南下的过程中，金把大批俘获的汉人迁往东北，又把大批的女真人迁出故地，散居契丹、汉人地区。这种民族间的迁徙、杂处，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宋元时期的中国海洋贸易发展
从汉代至唐代，中原政权的对外开拓主要是向西域、漠北和云贵高原发展，海洋方向的开拓成就有限。海外贸易主要是奢侈品贸易，即以中国的丝织品和贵金属交换海外特产。前来中国贸易的蕃商，数量远多于前往海外的中国商人。往来中国的贸易船多数是蕃舶，尤以扶南舶、波斯舶为主。两宋时期，陆路西向发展受阻后，中国的对外开拓方向为之一变，海洋开拓事业逐渐发展。
两宋时期，中原与西夏、辽、金长期对立，除茶、马互市外，陆路交通几乎断绝，海外贸易地位日趋重要。宋朝竭力鼓励海外贸易。朝廷奖掖海外贸易的措施分两方面：一是招诱蕃商来华贸易，二是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对贩洋私商卓有成就者甚至奖与官职。朝廷在各通商口岸设置提举市舶司管理和控制海上中外私商贸易，实施征收商税、若干海货专营、接待朝贡、发放出海贸易公引等职能。
宋元时期是中国直面海洋、锐意进取的时期。两宋时期，商业经济突飞猛进，也可称之为“宋代商业革命”。宋元朝廷虽然也力图管制和主导海外贸易，但寓管制于开放，民间海外贸易飞速发展，也因民间商贸繁荣而广辟财源。繁荣的海外贸易和移民也密切了与海外诸国的关系。
宋元时期，中国海商数以万计，虽然中小商人最多，但资产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海商也层出不穷。建康巨商杨二郎由牙侩起家，到南海贸易十余年，蓄资千万。南宋初，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铜钱在海外，可以十贯之数，易番货百贯之物。估计一次贸易额就超过了100万贯。福建“南安丘发林从航海起家，至其孙三世，均称百万”；更著名者如：“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
唐代前期宰相贾耽考订的“广州通海夷道”，提及东亚和印度洋水域的29个海外国家和地区。成书于南宋后期的《诸蕃志》，记载的南海国家有53个国家和地区。
宋元时期，中国造船业异军突起，所造船舶规模大，数量多。大型中国海舶载重达10000～12000石(500～600吨)，同时还可搭载500～600人。中型海舶载重2000～4000石(100～200吨)，搭载200～300人。宋代出使高丽的神舟，在“长阔、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长10余丈的福建客舟，载重约1000吨，其规模与郑和“宝船”不遑多让。
北宋时期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是航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使以往的中国帆船沿岸航行发展为跨洋航行。到了南宋时期，指南针成为中国海舶普遍的导航手段。宋元时期中国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展，一改前朝中外贸易以蕃舶为主的态势。
宋元中央虽然力图管制海外贸易，但中国私商网络，遍及东亚和印度洋水域。
海外华人也已开始有了自己的集中聚居处，而且规模可观。宋代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泉州商人商于乌爹(今缅甸沿海)，因获巨利，“故贩其地者，十去九不还也”。泰国华人社会的势力大到与国王共同建造阿瑜陀耶最重要的寺庙越亚伦寺。
宋代以来，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使一大部分人力从农业、手工业中分离出来，成为商人，也提供了可供出口的农产品。唐代以前，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贵金属和丝绸等奢侈品，贸易规模有限。宋代以来手工业的发展不但使纺织品、瓷器、日用器皿等出口商品能大批量生产，而且大量廉价手工业产品的出口意味着贸易商品从奢侈品过渡到大众消费品为主，从而使大规模商品出口成为可能。
与以前不同，宋朝政府发展了一套海运贸易的政策模式。在征服南汉的一年后(971年)，政府在广州建立市舶司来管理所有从南海来的船。两年后，一个禁止华商出洋贸易的命令则显示出政府试图控制贸易的意向。在这最初的年份里面，按照唐代的先例，大部分贸易仍然在朝贡之名下进行，即使有市舶司管理交易的进行，朝廷仍然保有对贵重香药的垄断购买权。
海运贸易本身涵盖的商品范围很广。在宋初时，从西亚来的奢侈品还占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到了12世纪，从日本、朝鲜、琉球和东南亚来的大宗多样商品成为主流。宋朝出口的商品最主要的就是陶瓷。除了陶瓷以外，宋朝出口也包括丝绸、粮食(通常装在大的陶罐里)、制成品(如书籍)以及大量的铜和锡(特别在13世纪)。这种对铜币的需求导致政府反复试图禁止它们的出口，但从来都是无能为力。至于进口品，宋代都市消费者对于“香药”有极大的爱好。“香药”通常被翻译为香料，包括燃香、香木、香水以及药品，但是它也包括珍珠、象牙、犀角、棉织物、乌木、苏木等商品。
不过随着时间流逝，朝廷集中控制的尝试让步给一个分散管理的体制。这个体制由一系列的市舶司或者市舶提举司组成，一段时间中共有十个港口设置了这些机构。基本上，朝廷张开双臂来欢迎海外商人，不遗余力地接纳他们，并且也鼓励中国商人去海外冒险，朝廷在经济上更多地依赖关税而不是贡品。
元朝的崛起与朝贡制的改变
中国的朝贡制度起源于分封天下的夏商周时代。朝，朝见天子也，贡，贡献物品也，朝贡就是朝见天子，贡献物品，这也是作为天下共主的天子号令诸侯的一种手段。
春秋时代，周边夷狄极大威胁着周天子的诸侯国，诸夏因此空前团结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在与夷狄血的较量中，孔子一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使华夏人感到有无限优越感，激发了华夏最初的民族意识。华夷之辨说白了，就是华夏民族主义，孔子在《春秋》中说过：“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
元朝时代，天朝第一次出现了夷狄入主华夏的局面，这种文化背景自然导致了朝贡制度与前朝有了很大的改变。
贡赐是封建王朝对朝贡臣服中央政府的边远少数民族特别给予的丰厚的经济赏赐，是向边疆经济“输血”的一种特殊补偿贸易。朝贡政策早在先秦之时就已产生，到宋代开始制度化。但由于历代王朝的回赐大大超过贡品的价值，而且来往频繁，成为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一种变相的商品交换和经济资助。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可称其为“贡赐贸易”或“朝贡式互市”。
由于朝贡有赏，且有食宿、安全保障，并可以在沿途开展一些贸易，因此各少数民族争相前来朝贡。元朝时代的天朝，对万朝来国的虚名并不感冒，游牧民族需要的是实惠，因此聚敛财富成为那时天朝最主要的目的，朝贡制度保留了下来，但朝贡对象和回赐制度被彻底颠覆了。
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西征契丹贵族，在西域广大地区建立的西辽(或称黑契丹)，回师途中遭到花刺子模国进攻。花刺子模国是13世纪初中亚的强大伊斯兰国家。成吉思汗采取与花刺子模国睦邻友好政策，不计前嫌地派出450人的商队出使花刺子模，却被该国守将所杀。
1219年夏，成吉思汗召集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幼子拖雷及蒙古将领议决讨伐花刺子模。于是集结20万大军，在熟悉西征沿途地理险阻的伊斯兰商人的指引下西进。当年秋天，蒙古军队攻破对方锡尔河防线，占领锡尔河诸城。
1220年上半年，蒙古军队向阿姆河流域进攻，先后攻占了不花刺(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次年攻占玉龙杰赤(土库曼斯坦库尼亚乌尔根奇一带)。这样就消灭了花刺子模的主力，国王摩诃末残部亡命伊朗。
蒙古军两万追歼摩诃末，扫荡高加索山脉南北，大破伏尔加河流域的俄罗斯联军，转战3年，征服14国，破城30余座，歼敌17万，以小的代价取得了极大胜利，也为蒙古军队第二次西征进行了战略侦察。
第一次西征，蒙古铁骑征途万里，西越里海，北至伏尔加河，南到印度河，将蒙古领土扩展到阿富汗、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塔吉克和伊朗大部，以及伊拉克、巴基斯坦、哈萨克的一部。
蒙古军队第一次西征于1224年东返。东返途中，见到在乌拉尔河流域和里海西北有黄种人，其境遇凄惨。成吉思汗有意解救这些黄种人。1234年，蒙古消灭了金朝后，窝阔台汗决定继承成吉思汗的遗志，开拓疆土，征伐高丽、南宋与欧洲。
1235年，组成了由各房长子、长孙率领的西征大军，术赤的儿子拔都为统帅。1236年，10多万蒙古军队集结在吉尔吉斯草原，然后兵分4路西征，进攻今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匈牙利等地。1236年蒙古军在伏尔加河下游大败钦察军队。1237年，攻入俄罗斯境内。1238年到1240年，攻克莫斯科等城，俄罗斯各公国相继败亡。1241，蒙古军队分兵攻掠今波兰、匈牙利、奥地利等地后东返。
蒙古统治中亚、西亚后，波斯境内的木刺夷人进行报复，屡劫蒙古商旅。1252年，蒙哥之弟旭烈兀率军第三次西征，征讨木刺夷。大军压境，旭烈兀采取一面进攻，一面招降的策略，两年间击溃了木刺夷主力5万余众，攻占60余座城堡，达到了不战或少战屈人之兵的目的。到1260年，蒙古军先后攻占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地，消灭了黑衣大食国，加强了蒙古对波斯诸国的统治。
蒙古军3次西征，先后建立了四大汗国。
在拔都（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之子）第二次西征过程中，于1240年建立了钦察汗国，其疆域东起今鄂毕河下游及额尔齐斯河，西至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南临巴尔喀什湖、里海、黑海，北近北极圈，都城在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附近。
15世纪后期，钦察汗国分裂出西伯利亚、喀山、克里木、阿斯特拉罕等汗国，于1502年灭亡，存在262年之久。
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成吉思汗四子拖雷之子)率军第三次西征过程中，在1264年建立了伊儿汗国(或称伊利汗国)，疆域为东自阿姆河和印度河，西到阿拉伯海，南临印度洋，北抵高加索山，与钦察汗国相接。都城蔑刺哈（今伊朗马拉盖，后迁往大不里士）。1353年分裂成若干独立国家，存在89年。
察合台汗国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原为西辽和维吾尔故地，盛时的辖境东起罗布泊，南越兴都库什山，西至阿姆河，北至阿亚古斯河，都城在今新疆霍城县境内。14世纪中叶分为东西两部，西察合台变为帖木儿帝国，东察合台居于别失八里，在明代则为亦力把里。窝阔台汗国是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的封地，原为乃蛮故地，在今新疆北部至巴尔喀什湖地区，都城在今新疆塔城。窝阔台之子海都统治时期，取得察合台领地，势力有较大发展，几乎占领天山南北。
1229年，窝阔台被推举为蒙古大汗，窝阔台汗国直接置于中央的管辖之下。1271年蒙古改国号为元后，其他三汗国则作为元朝的封国存在。因此，元初疆域极为广大，中央直辖地加上三汗国，横跨欧亚大陆。但自1333年元顺帝即位后，钦察汗国与伊儿汗国逐步摆脱大汗的统治，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设汗庭于伊犁河上的察合台汗国依然是元的封国。
四汗国的建立是蒙古铁骑西征的直接结果，四汗国中的三汗国曾经是元朝的封国，蒙古西征及四汗国的建立，在一个时期直接或间接地扩展了中华版图。
四汗国是蒙古国的封国，直接隶属于蒙古大汗，是蒙古国的组成部分。四汗国向大汗申报版籍、户口和缴纳贡赋。
元朝继续推行“诸蕃国……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的开放政策，与亚非欧间的交往和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有了空前的发展。中国的朝贡制度，在元朝得到了保留。但蒙古人四处征讨邻国，采取的是逼迫别人朝贡，而且也没有什么回赐，对于小国弱国来说，朝贡就真的成为屈辱了。
元朝的民族政策和朝贡贸易
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落，在蒙古高原到阿尔泰山的广阔地域建立了大蒙古国，自号成吉思汗，定都和林(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在1219年到1260年间，蒙古先后进行了3次西征，征服了中亚、西亚、南亚、东欧等地区的几十个国家，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属于蒙古政权的4个汗国，分封给成吉思汗的4个皇子,从而使蒙古成为横跨亚欧大陆的强大国家。公元1271年蒙古改国号为元，四汗国的建立为中国元代向西拓展疆土奠定了基础。
元代最负盛名的地图是朱思本绘制的计里画方的《舆地图》。此图绘制费时10年(1311年―1320年)，图幅纵横各7尺，曾刻石于江西贵溪上清宫之三华院，是一幅元代前期疆域及其周边国家的地图。身为道教法师的朱思本经常奉诏代祀名山大川，周历半个中国，实地考察地理，订正历代图籍所记，如《大元大一统志》等。对于边远地区，他“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乃合而为一”，而对“涨海(南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蕃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可信”的地区宁缺毋滥。因此，朱思本的《舆地图》贴近实际，开一代新风，对明清制图界影响很大。尽管《舆地图》及其刻石轶失，但从相关记载中可知，《舆地图》较好地描述了元代疆域，不过对边远地区描绘相对简略。
如何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是边疆开发治理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国边疆地区多居住着少数民族，边疆开发必然涉及到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问题。唐初“怀之以文德”的思想之所以成为唐太宗治理边疆的基本策略，与他对待少数民族“一视同仁”的做法有很大关系。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如实地反映了当时边疆政策的基本方针。
在中国民族政策史上，元以前的封建王朝没有制定过系统的宗教政策。而元王朝在征服各民族、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面临着信仰不同宗教的少数民族。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元王朝的宗教政策也就应运而生。
元王朝遵照成吉思汗提出的“各教平等”的原则，实行尊重宗教、容许各教并存的政策，主张信教自由，保护寺观庙宇。这些特殊的边疆政策的执行，使边疆各族人民乐于为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贡献力量。加强了族际联系和教派联系，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稳定。
鉴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同时也为了体现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绥抚，历代王朝一般都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赋税减免等优惠政策。汉代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边郡”实行赋税优惠的政策，一方面是由边郡太守或属国都尉出赋，但无定额，且可以减免；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少数民族只是进贡一些产物，而不交赋税。唐朝的民族政策多为史家所称颂，对少数民族地区或赋税全免或只收半赋，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多为无赋税地区。在元代，也定下了对少数民族的赋税优惠的政策，如每遇雪灾之类饥荒，元中央政府就及时减免一定的西藏赋税，并予以赈济。
交通，自古以来就是制约边疆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秦朝建立后，秦始皇便把修治驰道，开发交通，作为巩固统一、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的一项重要政策。从西藏早期的历史看，吐蕃时期之所以能兴盛一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唐蕃古道的开通，加强了与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封建王朝比较注重建构驿传网络。所谓驿传，就是指封建国家经营管理的主要用于邮递公文和军报的交通设施，包括驿路及其沿线的组织机构如驿站等。从一定意义上说，在现代通信和运输方式出现以前，驿传设施的周密性和广泛性程度，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交通开发的水准。驿站制度在中国殷商时代就产生了，它是专供传递文书的驿使或来往官员途中歇宿、换马的处所。周秦称邮，汉代称驿，隋唐的邮驿规模超过了汉代，宋代的邮驿又因袭了唐代。到了元代，驿路制度更加完备，当时称驿站为“站赤”，通过这种站赤使蒙古本土和四大汗国之间形成了一条连接欧亚两大洲的交通线路，大大地促进了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辽、金时期曾设部族节度使，以统领藩部各族。辽称“部族节度使司”，金称“诸部族节度使”。金朝除置节度使、节度副使、判官之外，还设有知法、司吏、通事、译人等官。
元朝时期，中央不设鸿胪寺，“凡朝会、即位、册后、建储、奉上尊号及外国朝觐之礼”，由礼部的侍仪司掌管；“接伴引见诸番蛮夷峒官之来朝贡者”，由礼部的会同馆掌管。
元朝中央设总管政务的中书省，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是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全国分置十个行省。行省以下设路、府、州、县。元代对各少数民族实行诸制并举的管理体制。
回族擅长经商，中外闻名。其商业活动，可谓源远流长，而且不同时代有不同特点。早在唐宋时代，回族的先民──穆斯林“蕃客”就海陆分程，活跃在有名的“丝绸之路”和南中国海经马来半岛至波斯湾的“香料之路”上。都城长安、河西走廊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的广州、扬州、泉州、杭州等城市，是他们经商落居的主要地区。他们在此行商坐贾，开设“胡店”和“波斯肆”，经营香药、珠宝、象牙、犀角及中国的丝绸、药材、铜器、陶瓷等。
回族除了民间商贸活动外，此时他们还进行着一种具有国家政府间性质的易货贸易，也就是“朝贡贸易”。即阿拉伯商人以“进贡”的方式，把自己的货物运到中国，“卖”给中国朝廷，再把回赐的礼物运回阿拉伯去。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免纳沿途的商税，获取更高的利润。
回族先民的商业活动，沟通了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了边疆地区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沿途城镇的兴盛繁荣，也奠定了回族商业文化的基础。
元代时期，回族先民的商业活动随着他们落居全国各地而扩展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香料、珠宝、金银饰品、粮食、皮张等是他们经营的主要商品。
据《元史》记载，至正二年(1342)七月，罗马教皇委派教士马黎诺里抵大都(今北京)，向元帝妥懽帖睦尔进呈教皇信件和一匹佛郎国马，这匹被称作天马的法国马，“长一史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引起朝中的惊叹。后元帝敕画家作画，来记述这一朝贡盛事。周朗曾奉旨作过《佛郎国献马图》。图中绘译官将贡马引向元帝，后随两位佛郎国使臣，西装与中装混穿，执杖佩剑。元帝为宫女、文臣、相马师所围，端详贡马。描法纤弱，用墨柔和轻淡，傲岸的元帝和廉卑的使臣对比鲜明，图中还反映了元代末年汉装与蒙装混合的内廷仪规。
从《佛郎国献马图》，我们就可对元朝时期的朝贡情况，有了大抵的了解。
从蒙古铁骑到海洋霸主的元朝水师
说起元朝，人们总会不忘威武的蒙古铁骑，其实由蒙古人治国的元朝还是世界海洋的霸主，拥有震憾世界的一流水师和舰队，可惜这段历史被孔儒毁灭了，中国失去了制海权，从儒家自闭文化中没能收获“中国是天下中心”的梦中之果，得到的只是民族被凌的屈辱。
雄心勃勃的成吉思汗，不但掌握了蒙古，迅速消灭了女真人的金国，他在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还攻占燕京，继位者窝阔台又于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拿下开封。在这之后，蒙古人的眼光放在使宋帝国屈服于其权威之下，在这个过程中，成吉思汗和他的孙子忽必烈，除了原有的骑兵军团外，还增添了实力坚强的水师，使其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击来对付宋朝的舰队。这支强大水师的成立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创作之一。
蒙古水师能够成军，部分还是依赖宋朝叛将和商人的帮助。
归附蒙古的原宋朝将领刘整说：“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为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
由于刘整和其它人的帮助，原先这支缺乏经验的蒙古水师，拿下了汉水与长江沿岸的城镇，并俘虏了3000艘敌船为自己的舰队所用。在
1275年底，蒙古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
两个投机商人大概希望在蒙古的统治下能得到更多的商业利益，在蒙古进攻宋朝都城临安的决战之际，秘密提供了500艘船与数千名的水手。
临安在景炎元年(1276)沦陷，当时还是幼童的宋端宗变成了阶下囚。3年之后，800艘蒙古战舰又在广州附近，掳获了在大帆船上的宋朝流亡政府，原因是这艘大船太慢又太重，没办法逃走。在陷入绝境的情况之下，年幼的皇帝和许多朝臣跳海溺毙。
在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忽必烈成为横跨四千英里，越过中亚草原，西起亚得里亚海，东至中国南部海岸的大帝国主宰。
蒙古人以激烈的手段对待反抗者，在中国他们屠杀全城，只留下工匠和大汗认为可以为他服务的人。早先，大汗仅向农民征收必需的粮食；而当需要增加时，蒙古人就剥夺所有老百姓所有的物品。他们很少采用儒家的汉人出仕，也不用儒家心目中可以使朝廷保有万年基业的治国理念——按人口多寡课征赋税。蒙古当局反而指派许多外国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忽必烈本人也反对汉化，除了在蒙古本土管理基业外，连度假都到边境外的上都。在中国的历史上，汉人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地位像奴隶般被异族侵略者统治，而儒家的影响力，也降到空前的最低点。
根据元朝的法令，社会上分为四个阶层：(1)蒙古征服者；(2)色目人，也就是中亚人；(3)汉人，也就是华北人，曾经被其它非汉人政权所统治；(4)南人，也就是华南人，社会地位最低，同时也是元代人口结构的主体所在。
儒者们被剥夺了赋税豁免特权。在此时期，他们必须忍受屈辱所带来的痛苦。儒者们后来说道，如果以实用性的观点来区分蒙古社会，他们认为儒者被排在社会的第九级，介于第八级的娼妓与最后一级的乞丐之间。
忽必烈大汗被称为“万王之王”和“宇宙之主”，他已经成立了一支强大的舰队，于是他遣使到苏门答腊、锡兰和其它南亚一带的国家树立威望；同时元朝的商人也逐渐从阿拉伯人手上夺取有利可图的香料贸易。元代商人所航行的巨大帆船，不论在任何方面都要比宋代的船大得多，而且比当时欧洲所建造的海船都要壮观。
马可·波罗在至元十二到二十九年(1275—1292)滞留大汗朝廷期间，在福建沿海的泉州港，看过一种远洋四桅帆船，船上至少有60间单人客舱提供给商人居住。以这样的大小，这种船可以乘载150到300个水手。船上有防水舱的设计，这种造船技术在600年之后才传到欧洲。
在马可·波罗拜访中国五十年后，阿拉伯的旅行家伊本·拔图塔(Ibn Battūtah)描述元朝人在船上的花园里，以木桶种植蔬菜与药草，他还说，船靠岸时船长登上港口，“就像一个大穆斯林酋长……行进时，走在前头的弓箭手和衣索匹亚奴隶(Ethiops)佩挂刀剑和长矛，敲着鼓、吹着喇叭为船长开路。”
忽必烈大汗在征服宋朝之前，就已经有侵略日本的意图，在至元十一年(1274)组织了一支900艘船、4万名士兵以及1.5万匹战马的大军，发动对日本的侵略战争。舰队从高丽出航，横越狭窄的海峡开往日本。蒙古人轻易地占领了对马岛及壹岐岛，继续向日本南方最大的岛九州岛前进。大汗的士兵将掳获的日本妇女，用铁丝刺穿她们的手臂绑在船上的两侧。此举激怒了日本人，他们组成12万大军来跟蒙古人对决。但是他们的弓箭手根本挡不住蒙古人震天价响的火炮。惊吓之余，日军往后撤退，使得蒙古人迅速登陆，攻占了许多城镇与村落。
即使如此，蒙古人还是担心他们在数量上敌不过日军。蒙古将领忻都提出忠告：“策疲兵入敌境，非完计也，不若班师。”正当蒙古人撤退之时，台风侵袭日本沿海。船长们试图驾船离开浅滩，但已经来不及了。在强风的吹袭下，船只猛烈撞击岩石，船员无助地被卷入狂风暴雨的大海中。据说有大量的士兵被冲向九州岛海岸，尸体布满了整个沙滩。300艘以上的船只失踪，2万人以上被杀或溺死。
在听到这个灾难的消息之后，忽必烈大汗逮捕了当时滞留在京城的几位日本使节，火速将他们处死，枭首示众。因为无法接受惨败的事实，大汗立即下令再度远征。经过7年的准备，忽必烈组织了一支比上次更为庞大的新舰队。这支武力拥有4500艘船和15万名士兵，在当时是世界史上空前的大部队。至元十八年(1281)，忽必烈大汗的超级大舰队，在顺风的助长下由高丽出海，一望无际的舰队绵延至海平面的另一边。
和前次的出征一样，蒙古的舰队在初期颇有斩获，再度攻下壹岐岛，并在九州岛获得胜利。然而，当蒙古军专注于陆地战斗时，日本的小船渐渐逼近海湾，在舰队外围的大帆船上放火。面对强烈的抵抗，蒙古军再度决定撤退，却想不到超级强烈的台风又再度侵袭这个岛屿。争先恐后逃离的船舰彼此碰撞，导致桅倾竿折，撞上岩石后支离破碎。
日本人在海边搜寻敌人，歼灭蹒跚上岸的蒙古兵和高丽兵。这场战役，应该有超过4000艘的战船沉没在九州岛外海的浅湾，浅湾上沉船所留下的残骸碎片造成了一条像碎石路般的通道，人可以用走路的方式穿越。据说超过13万的蒙古兵和高丽兵在这场战役中死亡。在这个大捷之后，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人一直相信：他们的岛屿有“神风”保护，他们称之为“カミカゼ”(kamikaze)。
雄心勃勃的大汗，也曾派遣舰队进入南中国海攻击安南(越南北部)和爪哇，两地的国王也很快地承认了天朝的宗主地位。当时大汗使节所到之处，比历史上所有中国官方使节所到之处都要远。至元十九年(1282)，600万磅的谷物由116艘大型的平底船，向北运到了现在河北省天津市附近的一个港口。10年之后，运输量攀升至1680万磅；到了天历二年(1329)，运输量到达了4200万磅的最高峰。
德州曾是中外交往的通道。500多年前的1417年，南洋岛国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率340多人渡海北上，沿运河经德州到当时正处在鼎盛的明朝朝拜，返回途中客死德州，留下了与帝王威严比肩的苏禄王陵墓。他留在大运河畔的1900多后人以温、安两姓加入了中国国籍，至今为中菲友好贡献着智慧。
德州曾是中国黄金水路。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明代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清代美国传教士马札尔尼以及朝鲜、日本等国使节去北京朝贡都必须经过德州，同时把西方各国的贡品、自然科学成就传到德州。当时德州的河道内“舟樯林立密于指，沿流漕舟无着处”。载粮的漕船，载货的商船，竹棚九盖的客船，画舫舷窗的官船，街尾相随，密密杂杂。
根据马可?波罗叙述，元人甚至到达了马达加斯加。就在这时候，大汗拟议重开长达2000英里的大运河。由于华北农业产量有限，无法完全自给自足，重开这条在宋末长期争战中已遭严重破坏的大运河，可以将长江三角洲盛产的粮食运输至位于北京的新都。当整治运河的工作正在进行时，皇帝决定开始由海路大规模运输米粮。这一个庞大的计划，证明了元代中国在航海霸权上的辉煌成果。
在蒙古对帝国的控制逐渐衰落时，这个维持帝国生命力的计划，落到了两个商人的手上，他们从运输米粮获得巨大的利益，并且很快地将贸易经营范围扩张到东南亚。据说他们的家族成员个个穿金戴银，极尽奢华之能事。这些商人出门由1000组成的私人卫队随行，任意鱼肉地方百姓，若有人敢挑战他们的权威，必置之于死地。他们的贪欲永无止境。不仅对政府需要的谷物勒索高价，还侵害皇帝的特权，从外商那里接受外邦的朝贡品。
这种冒犯天威的行径，成为这两个家族的致命伤。成宗大德六年(1302)，两人被判以通夷叛国之罪，一个自杀，另一个则与子孙一起被正法。
这两个恶霸的行径，使儒者对于贸易的贬抑和对商人的指摘更加坚定，他们在蒙古帝国衰微之际，开始重新恢复影响力。他们接管粮食贸易，订定“官督商办”的政策，对商人与海外活动施行极为严格的管理制度。
在这些儒者们的操纵下，自1330年代起，中国大部分北运的粮食，重新由比近海运输更为安全可靠的内陆运河系统来运输，中国的海上运输也就从此逐渐没落了。中国的海上霸主地位，被这些儒者们划上了句号，而且影响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命运，直至中国国门被帝国主义列强的火炮轰开。这是孔儒家天下独尊又闭守锁国的传统思想，在中华民族对外历史上写下的最耻辱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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