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将我带到了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此前一年有余，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
我的初中时代，经历了那段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运动从大举号召破四旧，疯狂破坏传统文化和各类经典文物开始，人们的思想变得混乱起来，一方面是人伦颠倒，多数人参与了对传统礼教的破坏，传统信仰的已经破灭。另一方面正常的文化教育活动也几近停滞，学校停课了，学生造反了，唯一的文化活动就是整天看八个样板戏，还有背诵毛主席语录和跳忠字舞。一个号称泱泱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变成了血腥的红色海洋。
国家主席也成了被打击的对象，刘少奇在接受红卫兵小将批斗时，不得不手举宪法以保护自己，当然宪法在政治斗争面前毫无任何约束力。68年刘少奇暴死开封，就连自己的姓名权也丧失了，被改名为刘卫皇。
北京师大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是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老师，主要的行凶者就是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宋彬彬，她还亲手给伟大领袖戴上了红卫兵袖标。伟大领袖问小将你叫什么，小将说叫宋彬彬。领袖说，文质彬彬啊，不好，改成要武吧。彬彬从此改名要武。师大附中学也从此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2008年师大附中出版该校100名人录，卞仲耘和宋彬彬都在册，只相差几页。卞仲耘的死居然连迫害的内容都没写。宋彬彬在父辈的蒙阴下，公派到美国学习地质。目前是美国国籍、终身教授，大概已经把革命精神传播到美利坚了。日前专门声明打死卞仲耘的不是她一个，百般抵赖毫无忏悔。而她的同党，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跟宋彬彬在一个学校，也是行凶者。她前几年的书《点点回忆》中提到卞仲耘是由于有高血压，所以死了……在1966年运动高峰的8月里，两个星期中，北京就打死几千人、自杀无数。至今这些行残暴的实施者几乎没有人受到惩罚，更没有人会良心发现认错道歉。
这些小将的白痴热情，不仅被利用来帮忙打倒刘少奇、彭真、彭德怀、贺龙等实力大的对立面，然后又被利用，让他们去打翻自己的老子，稍有异议的则立刻被清肃。
我与全国的孩子一样，渴望读书，却被剥夺了上课的权利，过早地投入了血腥的政治斗争漩涡之中。
当从广播中听到“复课闹革命”的消息后，非常兴奋。我马上赶到学校去找校长，江先福校长证实了这个好消息。
我当时已是母校校革会的政宣组组长，江校长嘱咐我做好复课的准备，还让我去尽力通知闲散家中的同学们。
记得，学校召开了全校复课大会，江校长让我代表全校学生在广播里发了言。
但是“复课”后的全国中小学教学秩序，仍然非常混乱的，教师的威信早已荡然无存，教材几同政治读本，不少学生仍然不愿意到校听课。
“复课”的最初日子里，“红卫兵团”代替了原来的“学生会”。“学工学农学军”、“开门办学”、“教育革命”的活动，将正常的教学割裂得支离破碎；而在另一些文革重灾区的中学，复课几乎是难上加难的，武斗仍然常有发生……
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称：（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是判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又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任命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当学校组织听广播，传达打倒杨余傅的中央指示时，已经没有同学再关心政治了。
此时，有些同学参军了。当然只有红五类子弟才能享受这种血统优惠政策。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指示，向清华大学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着，“工宣队”进驻各级各类学校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工宣队进驻学校后，立即着手“清理阶级队伍”。教职员工全体封闭式住校一个多月，集中学习和接受审查，人人过关。最初，工宣队将教职员工分成几个组，随后工宣队就将有问题的教职工另外组成“学习班”。
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宣布各省、市、自治区完成了夺权任务，这标志着整个文革运动“已在全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毛泽东发表的关于 “斗、批、改”的几个阶段的设想中，提出“下放科室人员”。
我们这些老三届的学生则面临就业分配问题。听说，外地一些学校的学生，已开始离开大城市到农村插队落户了，我们已不知自己未来的归宿了。
也许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也许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也许每个人在每次回忆中，都能对过去的生活不感到负疚……也许，这样的也许太多了。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他没有经历过中国的文革，如果他经历了这一切，他又会用什么深度去衡量那个年代？
爱因斯坦说过：“ 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那么如果爱因斯坦生活在中国，他在文革中又会作出什么贡献？
我已经对那些漂亮的豪言警句，失去了激动的热情。我只是在想，沉沉的黑夜都是白天的前奏。冬天既然来了，春天难道还会远吗？其实，这还是一场梦。
中学时代读过陶铸的名言：“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他还说过，“一个精神生活很充实的人，一定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一定是一个很高尚的人，一定是一个只做物质的主人而不做物质的奴隶的人。”结果，他被打倒了。
张闻天说过：“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张闻天同样在文革中受到了磨难。
著名作家丁玲说过：“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可是她好在文革中倒下了。
我们应该相信谁说的话？人活着到底为什么？我们的理想到底又是什么？
在即将告别母校的时候，我和几个好同学一起常去公园闲聊，谈理想，谈未来，也谈现实中的经历。
我们到鲁迅公园闲聊，我们会谈起鲁迅说过的那句话：“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正是这句话，才让我们的组织起了个“火种兵团”的特殊名称。
现代革命家李大钊说：人类的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衍，流传无穷，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地扫荡清，别开一种新局面。
革命烈士周文雍说：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 志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中学时代读过《可爱的中国》，方志敏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当为它们工作一天。
也许，那个时代，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都能树立革命理想，为了这个理想，那怕粉身碎骨，也不会退缩。
在1968年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个同学已经明白，分手就在眼前了。我们又去泡公园，去上海桂林公园时，同学弄来一辆黄鱼车，那是菜市场里专门运送黄鱼的交通工具，我们骑着黄鱼车，去了桂林公园，但我由于话太多，一不留神就将脚丫子夹在车轮里了。在公园拍照合影时，只得站在假山前，受伤的脚不允许我再象毛猴子那样爬上爬下了。
去上海西郊公园时，我们是步行去的。那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去，还是不去？我作了一个决定，在暴风雨中过上这一天！
我们一路在暴风雨中说笑着步行到西郊公园，还在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画像前合了影。这是我和同学在文革中的最后一次合影，重新打开旧相册，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心里都会有一种激情，但也多了不少慨叹。
记得现代作家吴运铎说过：“革命理想，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而是一个人生命的动力，有了理想，就等于有了灵魂。”
革命烈士欧阳海说过：“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
现代革命家陈毅说过：“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理想主义者！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行动主义者！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理想与行动的综合者。”
不幸的是，那只是过去年代里的豪言壮语。现在，人们已不再谈什么革命理想了，比理想更高境界的是梦想，人人都在为梦想而奋斗。
学生时代的热情，曾像熊熊的火焰，是努力向上的原动力，有了这种近似疯狂的热情，也有了疯狂的行动，可是，历史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开了个玩笑，我们紧跟老人家干革命，结果也会迷失方向，所有的革命行动，现在看来居然都是一种犯罪行为。
本来，青春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自己的青春被溶化在欺骗之中，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就象一头被蒙上双眼，又套紧了嘴套，只是一个被人利用拉动石磨的毛驴时，还会为自己曾经有过的青春年华自豪吗？
年轻的时候，为了追求理想，不计生死；渐老的时候，又眷眷恋栈着失去了的青春，这一生，活得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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