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春天二月，我多次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的电话。2月15日那天，公安局征得我的同意后，又来电话了，告知我：徐景贤要见我。原因是我在当时的《南方周末》上撰文对他进行了污蔑，报道不实。来电约定，我和徐景贤的会面安排在第二天，地点选在上海银河宾馆。
徐景贤告我对他进行了不实污蔑，我一点也不惊讶，这些年我见过的高官太多了，上至市委书记、市长和中央部长，有不少昔日同事都当上了地方和中央高官。在我眼里，他们虽高位在身，其实也是普通人。一个被打倒且又关押的徐景贤，在我的心目中还能有多大的威胁？我是个倔脾气很强的人，遇强不弱，见弱不凌，如果他仍很强横，我是一步也不会退让的，如果他确实是由于我的原因，受到了伤害，我可以妥善处理自己引出的事。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处，我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审读处主持日常工作，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全市报刊进行审查阅读，这并不是对媒体进行事前新闻检查，而是根据已出版的报刊报道情况，作阅读分析，既有肯定和表扬，也有发现问题进行批评的。编写《上海报刊审读》是我最重要的任务，《上海报刊审读》是一份呈送上级部门的内参，后来也同时下发上海有关媒体。
有一段时间，媒体上报道新闻记者侵权的新闻很多，更有一些媒体因报道而突然成了被告，找我评理和希望政府部门能出面干涉的事多了起来。政府部门虽然不能干涉法院的立案和判决，但也不能说坐视不管。我有不少精力被牵涉到对新闻官司的调查，与法院沟通很多，甚至成了一些法官的朋友。我先后参与过当时一些名人新闻官司的调查处理，如歌星徐良、影星游本昌、劳模杨怀远等讼案。我还参加过黄浦区人民法院的一些新闻诉讼调查和协调处理，静安区人民法院曾两次约请我担任市委宣传部《宣传通讯》和《新闻报》的诉讼案合议庭，但都被我婉拒了。期间，我也与《新闻记者》杂志，也一同成为了被告，但在开庭前，原告在法院找到我说，他不是针对我的，作了最后解释。我自然不同意，既然你已告了我，又马上要开庭了，还是法庭上见。结果，开庭时，原告失踪了。这场官司也就草草收场了。《解放日报》还就此事发表了评论文章，指责了新闻官司中的胡纠蛮缠。
但我没想到徐景贤在取保候审时，还能运用法律手段向我讨个明白说法。能与文革中的政治红人，曾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又成为四人帮在上海地位最高的“徐老三”，我将与徐景贤面对面地解决“是”与“非”的争议，确实是一件难忘的事。
2月16日那天，我来到了银河宾馆，大堂里只有一个憔悴的老人坐在那里，他穿着深灰色棉袄，背有点驼。我和他曾短暂地坐在一起，他在看材料，身旁放着一只极普通的蓝色带鱼包。材料是用塑料袋装好的。我们互视了一眼，没有答话，谁也没猜测对方是谁。
市公安局的小朱、小戚来了，我本能地迎了上去，这时那位老人也走了过来。我意识到，原来他就是曾经风光无限的徐景贤，我们彼此点了点头，算是第一次打招呼。
我和徐景贤随同小朱、小戚来到了楼上的一间客房，小朱对双方作了简要介绍。
我和徐景贤并排坐在沙发上，我左，他右，中间置放了一只茶几。小朱、小戚只能坐在床沿了。
事前，我曾问过公安，我见到徐景贤时在称呼上有何规定？回答是没有。
我出于正常的礼貌，对徐景贤的第一句话是：“你好，徐老师，抽烟吗？”
徐景贤回说，自己不抽烟。我也就不再客套什么了，边抽我的烟，边解释这篇报道的撰写和刊发过程。
我首先向徐景贤致歉，我没想到因为自己撰写的报道，惊动了你，也给你带来了麻烦。
这篇报道的标题是《在押犯状告作家记者》，文中点名指出在押的徐景贤仍心有不甘，甚至想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其实，这个标题并不是我原稿所拟定的，这篇报道也并非是我个人投稿的。
徐景贤掏出笔记本，对我微躬了一下身子说：“这些年，我有个习惯就是在谈话时记笔记，你不在意吧。”
我歉然地笑了：“没事，这是个好习惯，我长期从事新闻工作。”
我坦然自信地告诉徐景贤，当时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及其主要任务。也对他说，此文原是有关单位提供的，自己只是发表在呈送上级部门的内参《上海报刊审读》上，文中涉及到不少人，还有文革中的陈阿大等。在新闻诉讼中，很重视新闻来源，此文的消息来源也不可能是我个人所能捏造的。
徐景贤非常认真地记录着我的说词。他的脸色始终显得有些阴沉。我却轻松自然，毫不畏葨。
徐景贤终于抬起了头，望着我，火气下压，却又不服地对我说：“你是处长，应该懂得法律，内部文件怎么能公开？你事实未调查，就攻击人，损害我的名誉，这行吗？我讲一个故事，在监狱里，有人测试犯人：要名誉和人格，何种重要？回答是人格。你污辱了我的人格。”
面对这样一个徐景贤，我又能怎样？
如果是在文革中，我得罪了这个将人格看得高于荣誉的前上海市委书记，我恐怕也就早死于非命了。文革中，谁会去讲尊重人格？靠笔杆子起家，又靠笔杆子造反，再靠笔杆子扶摇直上的徐景贤，现在与我第一次见面就谈起了荣誉与人格的选择，我很赞赏他的故事中所饱含的哲理。
但我不是不懂尊重人格的人，是谁总在扼杀我们的人格？我受到了他的启发，也坚定了自己的人格尊严。我不亢不卑地对徐景贤说道：“徐老师，你说得很对。我今天来，就是向你道歉的，也是向你作一些解释。我尊重人格，经过那么些年的磨炼，我懂得了人格的重要性，我不是一个为了追逐名利而忘记了自己是谁的人。”
徐景贤略有所思地接过我的话说：“我在狱中主要研究法律，也帮助写些东西。你不要名不要利，但为什么要发表此文？《南方周末》发行100多万份，你的文章又刊登在头版，影响很大。”
我平静地回说了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不能说就是为了名利吧，你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文章，你是知道这一点的。更何况，这篇文章并非是我主动投稿发表的。我不认识《南方周末》的任何人。现在，我知道了报纸刊登的这篇文章，是不实的。消息报道有错，就应该更正。但我没什么理由去要求报社为你去更正，他们不知实情。我也没有能力将自己写的更正说明，刊登在中国的任何一张报纸上。你现在的处境，也不可能在媒体上发表什么声明，去为自己的受损名誉讨回一个说法。在中国的法律背后是政治，你对政治的理解，应该十分清楚。”
徐景贤显然很失望了，一脸的怨恨与无难。他突然问我：“你收到稿费了吗？多少钱？你应该将此稿费募捐。”
我笑着说：“没有。我甚至连样报也没收到，要不是你的出现，我还不知道这篇内参资料在报上刊登了。你对我说，想了解这份材料的提供者，我只能明白地告诉你，依据法律规定，作者有义务保护消息来源的提供者，何况提供者是谁，对你已经没有特别意义了。我只想听听徐老师的意见，对此事，你还有什么解决建议。”
徐景贤想了想，说道：“你如果收到稿费，就应该募捐。”
我掏出了皮夹子，凑巧的是不久前我给浦东一家幼儿园募捐了单位里发的一台微波炉，募捐收据还在。我给徐景贤看了这份收据。我说道：“这笔捐款不会低于稿费吧。我最近还有一笔募捐，如果你需要看到我的募捐情况，我也可以将收据保存起来。”
我看到徐景贤的火气已渐渐消了。我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如果你不接受我的当面道歉，那么只有诉之法律。诉之法律的关键是法院是否会同意立案，你徐老师是个名人。即使诉之法律后，法院立案审理了，那么会有三种结果。一是你赢了，报纸却不会刊登任何消息，你得不到恢复名誉的效果；二是你输了，相信所有的中国媒体都会抢着报道，你的损害更严重；三是通过我们的相互理解，妥善地了结这段误会。不知徐老师会选择哪一种方式？”
我一口一声“徐老师”，我的坦诚道歉，也许感动了徐景贤，他选择了后者。
但我在第二天就做了一件事，我给《南方周末》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我保留了此信的底稿，现全文抄录如下：
南方周末编辑部：
我于1993年7月3日在贵报刊发了《在押犯状告作家记者》一文，近日与徐景贤先生接触时，始知该文涉及到徐景贤先生的有关文字，与基本事实不符。特书此涵致歉。并希望贵报今后不要再转载或编进集子中。
遥祝编安！
沈 阳
94.2.16
事后，我将写给《南方周末》编辑部的信，复抄了一份，委托市公安局的小朱和小戚，转交给徐景贤。
我与徐景贤的那次会面和谈话，一晃近10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看过徐景贤写的回忆录，对他也多了些许关注和了解。徐景贤从自己的“秀才造反”经历，走过了不平常的岁月，他伤害过别人，自己也受到了伤害。作为我来说，没有必要去伤害别人，即使是对一个并不了解又毫不相识的人去投石下井。
我写这篇回忆录，只有一个愿望，再次就那篇失实报道向徐景贤及其家人致歉，时代的变化，让我终于有了这个机会。自己曾经做过的错事，没有任何理由掩饰，就应该坦诚地承认过错，这就是我对人格尊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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