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五光十色的海外产品和贡物
隋、唐王朝实行高度的开放政策，迎来了中西交流史上的一个最为辉煌的时代。在大量的外国人、外族人涌入中国朝贡、经商、传教、谋生的同时，各种各样的外域文化也潮水般地涌进这洞开的国门，南亚的佛学、医学、历法、语言学、音乐、雕塑、绘画，西亚世界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中亚的音乐、舞蹈，以及各种珍奇物品，都进入唐人的生活和视野当中。
面对开放带来的新格局，唐人的态度，一是兼容并蓄，允许异质文化自生自灭，互相渗透；二是进行合理的遴选和抉择，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补阙作用的，与中国文化有亲和力的东西，或被全盘吸收，或进行改造、扬弃，将其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中，弥补自身文化的不足。
辉煌灿烂的盛唐文化，是在继承前代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而成就的。
隋唐时代的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礼仪、政刑、典章制度，在条贯和折衷隋以前数百年的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成熟的社会运行体制，这构成了盛唐文明的基石。而在宗教、艺术(如音乐、舞蹈、杂技、绘画、雕塑)和实用器物等方面，却广泛地吸收了通过西域、草原各族和南海传来的中亚、西亚和南亚文明的成果，在共存与融合中使中国文化更丰富多彩。
隋唐五代时期，大量的外国物品从西域“丝绸之路”这条亚欧大陆桥和海道上输入中国，极大地丰富了隋唐五代人们的物质生活，对当时物质文明的高度繁荣，起到了补阙作用。
外来物品输入中国，主要方式是进贡与贸易。
隋唐五代，外国使臣来华，除进行朝贡、请求册封、乞师御敌等政治活动外，一般都要带一些象征性贡物进献给中国皇帝，皇帝也要回赐中土物品，所以这种进贡实际是当时国际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特别是中亚昭武九姓胡商，往往以贡使的面貌出现，“以献为名”，借贡行贾。
另一种中西交流就是民间驼队、海船商人进行的贸易。
从外国输入中国的商品，当时主要是珠宝、香料及各种珍奇动植物、实用器物等。如：
拂秫出产的玻璃、琉璃、珊瑚、海西布；
阿拉伯地区出产的乳香、苏合香、蕃栀子、玛瑙、珊瑚树、蔷薇水、驼鸟、椰枣；
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出产的胡椒、白豆蔻、郁金香、沉香、天竺黄、天竺桂、波棱(菠菜)、酢菜、浑提葱；
东非沿岸地带出产的龙涎、象牙、犀角、玳瑁、狮子、斑马；
中亚特产康国狮子、狷子、郁金香、红盐、黑盐、石蜜等等。
五光十色的海外产品和贡物，纷来沓至。
西方诸国的一些生产技术，同时也传入到中国，如印度的制糖法，就是在唐太宗时，由摩揭陀输入的。
外来物品会在当时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主要是唐人的猎异、猎奇心理非常强烈。北方、西北方草原来的马和皮革制品、裘皮，南方国家的象牙、珍贵木材、药材、香料，西方的宝石、纺织品、玻璃以及舞女(胡姬)，这些都是唐人非常渴望得到的。
正是通过如此多的奇珍异物，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甚至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模式。大唐文化随着经济的勃兴，自然也就得到了巨大的推进发展。
隋唐时期贡品的主要民族区域特色
中华文明是由我国各民族的先人们共同创造的，在隋唐五代时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经济交流极为频繁，边疆各族以贸易、进贡的形式，将边疆地区出产的各种物品，即所谓“方物”，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内地，极大地丰富了唐人的物质文化生活。
北边各族向内地输送的主要是畜产品和狩猎品。唐朝初年，因内地缺马，常阻互市的形式，向突厥、党项市马、牛、羊；唐与回纥的绢马贸易，换回了大量的马、骆驼，其中有许多被用作畜力，推动了内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西域产名马，隋炀帝时通西域，就常“责其名马”。龟兹、焉耆也常向朝庭进贡名马。另外，南诏的越啖有一种“日驰数百里，世称越酸骏”的良马，唐时也传入内地。据统计，唐代引进边区少数民族及外国马匹的种类达83种之多，对内地马种的改良，起了较大的作用。
各族还常把狩猎品作为珍奇贡物进献给唐朝，如回纥进送朝贡的貂鼠裘，吐蕃进送朝贡的獭褐、斧牛尾，南诏进贡的犀、象，及渤海进贡的海豹皮、貂鼠皮、“海东青”等。
金银、玉器及各种珍奇宝物的进贡，也是一个重点。回纥进贡的鸭头子玉带，吐蕃进贡的金胡瓶、金盘、金碗、南诏进贡的铎鞘、浪剑、郁刀、琥珀，渤海进贡的玛瑙杯及人参等珍贵药材。
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优质水果，也传入内地。如南诏传来的石榴“了大，皮薄如藤纸，味绝于洛中”，还有一种蔓胡桃，也“出南诏，大如扁螺，两隔，味如胡桃”。
棉花和棉布传入内地有两条路线，一路是自南方少数民族传人，一路是从新疆传入。据西晋人华峤《后汉持》的记载，东汉哀牢夷(居于今云南保山县一带)就产棉布。魏晋时代，交、广地区也产草棉。唐朝棉布称作白氍布，从南诏传来的白氍布质量最好，周去非《岭外代答》称：“南诏所织尤精好。白色者，朝霞也。国王服白氍，王妻服朝霞，唐史所谓白氍吉贝、朝霞吉贝是也。”新疆产棉最迟始于6世纪，唐时高昌也盛产白氍布，大量输入长安。
唐太宗还从高昌引进了葡萄酒的酿造法。《南部新书》记载，唐太宗“收马乳蒲桃种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损益之，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皆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由此，“葡萄美酒”盛传于唐人之口，甚至在河东太原，也出产一种名为“燕姬葡萄酒”的美酒。
这些贡物贡品和商品的输入，其作用绝不可轻视，每一件小小的东西，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引发唐人的想象力，从而有可能改变其生活模式，同时也形成了贡品民族文化的区域特色。
隋唐时期活跃的贡乐贡舞文化
隋唐文化，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极高，特别是音乐舞蹈非常发达。这与唐朝能够博采外来文化的长处，并将优秀的音乐舞蹈纳入朝庭礼制内容，形成了特殊的贡乐贡舞艺术，有着极大的关系。
隋唐乐舞艺术具有浓郁的西域色彩。这里的“西域”是广义的，一方面是说龟兹乐、西凉乐等我国少数民族乐舞在中原地区广泛流行，另一方面是指中亚、印度音乐、舞蹈，通过西域通道，大规模地闯入唐人的生活。
中国传统乐舞，追求雅正，艺术性、观赏性相对较差，节奏明快、多姿多彩的西域乐舞从北魏就开始涌向中原，北齐胡乐盛行，后主高纬"唯赏胡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
北周武帝聘突厥阿史那氏为后，促成了“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
隋唐统治核心的关陇集团，融入很浓的少数民族血统，隋炀帝、唐太宗、唐玄宗都在音乐方面有很高造诣，对西域及外国乐舞的引进发挥了推动作用。
隋炀帝制九部乐，唐太宗制十部乐，就有康国乐、安国乐、天竺乐。隋初“参定音乐”，郑译吸收龟兹人苏祗婆的八十四调理论，“以雅乐黄钟均的商音为最低音，其实即以清乐林钟钧之下徵音为调首。如此一来，既有传统的清乐理论为根据，而与胡乐理论亦能相应”。
苏祗婆的乐理是来自印度的，郑译据以改造中国乐理，意义重大，“遂使胡乐顺利为国人所接受而得盛大流行，以致后来胡乐不断华化，终不闻有理论上的矛盾冲突。”
隋唐京师长安，经常汇集大批的中亚乐舞人，如曹国的琵琶名手曹保、曹善才一家，米国的歌曲名家米嘉荣、米和父子，安国的歌舞家安辔新、安叱奴，康国的歌唱家康昆仑、康适等。
乐队演奏时，来自西方的筚篥和曲项琵琶在管、弦两大类乐器中占有突出地位。出自康国的胡旋舞和出自石国的胡腾舞、柘枝舞，号称三大健舞，风行宫廷内外。
白居易在《新乐府》中写道：“胡弦女、胡弦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巳时。”
中亚乐舞带着游牧民族豪爽、活泼的气息，明快的节奏，矫健、俊俏的舞风，与隋唐时代恢宏豁达、开放洒脱、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产生共鸣，吻合了当时人们的欣赏趣味和审美理想，因而受到唐人的青睐。
值得一提的是，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骠国王雍羌派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率乐工235人，带着《骠国乐》22曲，访唐演出，轰动了京城，白居易赋涛《骠国乐》说：“德宗立仗御紫庭，鞋矿不寒为尔听，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
此外，诗人元稹，胡直钧、唐次等也都写诗称赞《骠国乐曲》的优美。此外，来自康国的泼寒胡戏，来自天竺的幻术杂技表演，也极大地丰富了唐人的文化生活。
中国乐舞原本较质朴，以后不断吸收少数民族和外国乐舞进来，隋炀帝确定的“九部乐”中，就有龟兹乐与疏勒乐。后来，唐太宗又增加了高昌乐，合称“十部乐”。后来唐人又将燕乐分为“立坐二部”，属于立部伎的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凡八部。
“八部乐”大多为新制，自《破阵乐》以，“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属于坐部伎的有《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寿乐》、《龙池乐》、《破阵乐》，凡六部，大多为武后、玄宗时所造。自《长寿乐》以下，皆用《龟兹乐》。
在大唐贡乐贡舞表演时，伎人皆著靴。说明这些新制燕乐中，吸收了很多少数民族乐舞的优秀成分。唐代的音乐充分吸收了西域音乐的精华，唐明皇和杨贵妃联合编导的大型歌舞剧《羽衣霓裳舞曲》，源于由河西传来的婆罗门曲，其中也加入了胡旋舞等中亚歌舞元素，是唐玄宗根据西凉乐舞加工润色而成的。“胡部新声”不断进入隋唐宫廷，是唐代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当时贡乐贡舞的主要艺术表现特色。
唐朝还从西域传入了许多杂技乐舞，如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等。健舞曲有《被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软舞曲有《凉州》、《绿腰》、《苏合香》、《屈柘》、《团圆旋》、《甘州》等。其中胡旋、胡腾、柘枝三大健舞最受唐人欢迎。
大唐时期频繁的民间交流活动
在大唐时期，除了官方的使节往来外，民间自发的商贸、文化交流活动也极为频繁。
唐朝方面，西去求经的僧徒很多，最著名的是玄奘和义净。
玄奘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和杰出的文化使者，他在贞观三年(629年)从长安出发，踏上了西去印度巡礼佛迹和寻求佛法真谛的旅程，经甘肃入新疆，涉天山，过热海(伊克塞湖)，至突厥可汗庭，而后经中亚石国、康围等地，出铁门，渡雪岭，到达印度。他巡游五印度，搜集佛经657部。还曾应戒王请求，和五天竺僧徒辩论，开会18天，受到大小乘佛教僧徒的推崇。
贞观十九年(645年)他回到长安，前后19年，翻泽佛经75部，1331卷，对于佛教文化在我国的传播作出巨大贡献。玄奘还撰成《大唐西域记》12卷，记载了印度等南亚、中亚一百多个古国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地理位苜、城市大小、人口多寡、生产状况等，是中西交通史的一份极珍贵的历史文献。
义净走的则是海路，他在咸亨二年(671年)南海乘船，经室利佛誓(苏门答腊)，入耽摩立底国(在恒河口)，然后游历印度各地达25年，搜集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回国后译出56部，还撰成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其他西游的名僧，还有悟空、玄照、道希、慧超等。
外国僧侣、商人到中国来的更多。来华僧侣最多的是印度佛教高僧，此外也有许多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袄教徒来华立寺传教。
外国商人以昭武九姓胡商和波斯、阿拉伯商人为最多，他们或做珠宝生意，或买卖香料药材，或转贩丝绸皮毛，或开酒食店。
此外，还有许多乐工、舞女、质子、留学生流寓唐朝各地。有许多人长留不归，娶妻生子，逐渐华化。
当时，京师长安汇聚的外国人最多，据《通鉴》记载，唐德宗时检括长期留居长安的“胡客”得4000人。“胡客”主要是来华经商的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长安西市有波斯邸，春明门往南，大大小小的胡店星罗棋布，还有许多以回鹘人身份久居长安“举质取利”(放高利贷)的九姓胡商。
广州是当时最大的外贸港口城市，阿拉伯旅行家麦斯俄迭说：“广府城人烟稠密，仅仅统计伊斯兰教人、基督教人、犹太教人和火祆教人，就有20万。”有的学者估计，李勉做广州刺史时，广州每年来华的外国商人，至少也在80万以上。据说唐末黄巢起义军进攻广州时，死于战乱的胡商就有12万人。
扬州、泉州也瘸集了不少外国人，至德初，田神功在扬州搞迫害，“大食、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
中西交通的兴盛，频繁的人员往来，大量外国人的留华，极具异质特色的西亚、南亚、中亚文化，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土大唐”，长安成为中西文化汇聚的中心。多元文化的大聚汇，为唐文化根据自身需要鉴别、吸纳、改造外来文化，使其融入自己的血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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