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朝贡历史悠久，中国贡品文化更是博大精深。
谈及中国的朝贡制度和中国贡品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还得先从“贡献”一词说起。
“贡献”一词，现在已经为人们广泛使用。其实，“贡”和“献”，在中国是古已有之。《尚书》中就说道：“任土作贡。”疏曰：“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之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谓之厥贡。”这里，已经解释了“贡”和“献”的最原始的含义：
一，贡是指“从下献上”，也就是下属对上级、地方对中央的进献，推而广之，也涉及到外国对中国的贡奉。
二，贡的物品，一般应限于“土地所生异物”。各地的贡品其实都是出自本土的“异物”，也可以说是当地的特产或珍宝。谁也不敢对皇帝造价，所以说，贡品还是独特的地方珍品，是产品中的精品。
三，其实，在中国古代的朝贡制度中，有贡上，还有赐下。贡上和赐下的绵绵不绝，形成了下属与上级、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物与物之间的交流。当然，期间也包含着民族和谐、文化交流、国际贸易，以及政治上的有机连接。
在远古时代，“贡”和“献”是有着极其严密的规格和限制的。
古籍上有这样的记载：“夫先王之利，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责修问，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国语·周语》）
然而，从实际的史料看，远古时代的贡献制度一开始就冲破了理想化的模式。所谓日祭、月祀、时享、岁贡、世王，从来也没有十分严格地实现过。生活总比想象的要丰富得多，行之有效的贡献制度总是出“格”的。
就以“贡”制来说吧，也从来不是象定制所规范的那样一岁一贡，实际上有的是一岁一贡，有的是一岁数贡，有的是数岁一贡，有的则是常年不贡，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如果是太平盛世，“贡”制执行会好一点。假如遇到战乱，“贡”就更不成其为规矩了。
至于是不是一定在“要服”（边远地区）才称之为贡，更是说不准了。史书上记载的“九牧之贡”，就讲的是邦内之贡，也就是当时被称为中原地带的同一族类，向“帝都”的年复一年的进献。
真正的贡献制度起于何时？看来是起于夏禹时代的，当然，或许还要更早一点。
据《史记》记载：“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大禹因治水成功而接替帝舜，“即天子位，南面而朝天下，国号曰夏后”，他成为部落联盟的最后一位领袖，夏代的第一个国君，他也是贡献制度的真正首创者。
太史公司马迁就认为：“自虞、夏以来，贡赋备矣！”
虞时史料阙阙，而夏禹时的贡献资料则十分详尽。说大禹是贡献制度的首创者，是站得住脚的。
贡献制度的形成，其实是与当时一定程度上形成的国家统一局面有关。大禹披九山、通九泽、浃九河、定九州，同时，“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使“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史记·五帝本纪》）。这种一统局面是空前的，使恩泽所及之处，必然不时来贡了。这种来贡，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愿性质，尤其是九州地带，“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所谓九州，一般认为是大禹治水后划定的我国中原上的古行政区，据《尚书·禹贡》分为：冀州、衮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
禹时九州的贡物，具有朴素的性质，大部分遵循了“贡其土地所生异物”的规矩。而这里所说的“异物”，相当于现今所言的地方土特产。
比如青州，“海岱维青州”，处于海（渤海）岱（泰山）一带，即今天山东的德州、济南一带，滨临大海，因此所贡就多有大海的特色了，如贡盐。其中贡“海物维错”，那又不只是贡鱼，维错者是指各种海产，可能包括鱼虾蚌蟹之属。
又如扬州，“淮海维扬州”，处于淮（淮海）和海（黄海之间），已属南方地带了。这里的山林间多产竹子，于是就大量的贡竹箭（大小竹子），还贡走兽、皮毛（革）、飞禽的羽毛（羽），以及当时南方所特有的桔、柚等水果。
这种真正以贡土物产为特色的贡献制度，与往后有些地方的用转手货进贡，是大相径庭的。
所谓“岁贡”，本来就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法。在贡禹之时，可能贡献制度是最正规化的，但也不是一岁一贡。
当时正处于原始氏族制向阶级制转化的时期，在贡献制度上也反映了这种转变。一方面，“帝都”要求所属九州（以及其他边远地区）进贡，而且开列了一大串的贡品名单。在当时情况下，这些贡品是真正贡了上去的。另一方面，这里说的贡物，也仅仅是“要求”而已，并没有强迫的意思。相反，在不少场合而且明确规定了贡的随意性——可多贡，亦可少贡；可贡，亦可不贡；可岁贡，亦可二岁三岁贡。这就是在当时多少带有一点民主色彩的“锡贡”制度。
比如，扬州要贡的东西不少，有些是必贡的，而有些则不一定，“其包桔、柚锡贡”。锡贡，也就说不必经常朝贡。
《史记》集解引孔安国的话说：“锡命乃贡，言不常也。”集解引郑玄言：“有锡则贡之，或时乏则不贡。”意思也是说，如果收成好，就贡；收成不好，则可以不贡。可以说，当时的朝贡制度带有一点随意性和民主色彩。
贡品要进入“帝都”，在当时条件下，实在很不容易。早在先秦时代，看来主要靠的是水路，这和当时陆路交通还很不发达有关系。从“九牧之贡”看，靠的全部是水路。
如衮州的贡品，“浮于济、漯，通于河”；青州的贡品，“浮于汶，通于济”；徐州的贡品，“浮于淮、泗，通于河”；扬州的贡品，“均江海，通淮、泗”；荆州的贡品，“浮于江、沱、涔、汉，踰于雒，至于南河”；豫州的贡品，“浮于雒，达于河”，梁州的贡品，“浮于潜，踰于沔，入于渭，乱于河”；雍州的贡品，“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
当时九州的地域可以说已经很广阔了，南北东西千余里，通过大江大河辗转运送到“帝都”去，非得有月余以至数月的时间不可。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如果硬是要“岁贡”，即一岁一贡，在当时条件下交通状况也不允许。
夏、商、周三代的贡品状况，典籍语焉不详，能搜集到的也仅廖廖十数条。这可能是因为当时贡献制度、贡献物品、贡献途程与夏禹时无大差异，因此，史笔就少所涉笔了。
春秋战国时期是天下大动乱的时期，贡献制度受到了时局极大的影响和冲击。最大的变异在于把贡献的“从下献上”原则冲垮了。
在那个时代，诸侯、王往往不向周天子贡献。到了后来，周天子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只能宣布“摆贡”：“天子有命，周室卑约，贡献莫入。”（《国语·吴语》）这实际上是一道空头命令，周的下属本来就不贡不献了，天子所说的“贡献莫入”，只是承认了既成事实而已。
更为有趣的是，有时，那些居于“下”的诸侯，还厚着脸皮向“上”索贡呢！这真可说有点“君不君，臣不臣”了。
至于诸侯与诸侯之间相互进贡，强大的诸侯硬是向弱小的诸侯索贡，这也就是当时的一个新局面。公元前632年，强大晋国打败了弱小的卫国，将卫侯囚于密室，“命卫侯之辅相宁子职纳橐饘。”（《春秋左传》）职纳者，贡也。而所谓“纳橐饘”，是泛指贡精良食品。
春秋战国时期贡献的另一特点是，比之以往更加注重于功利化。也就是说，贡其“异物”这一要求，也被彻底地突破了。不论是贡者或被贡者，所向往的不再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异物”，而是与战事有关的物品。
于是，贡战俘、贡战马、贡武士、贡军粮，成为那个时代的时尚。
公元前647年，当时十分强大的晋国，向当时还较弱小的秦国索贡，要的就是“粟”，实际上就是军粮。结果，秦国国内经过一番剧烈的争吵，只得“贡之”。
前569年，戎头领向晋纳贡，进的是虎豹之皮，实际上也是军用品。
前305年，赵国国王率军打中山国，中山国抵挡不住，就贡“四邑”，可能也是军事要冲之地。
这样十分功利化的贡献，是只有在战乱时期才会有的当时时代的文化特色，具有早期的中国民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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