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来朝”的华夷世界误区
站在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朝贡外交的立足点，也就是所谓的“际天极地皆王土”。那么，我们中国人首先讲究的就是个秩序，最忌讳的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比如孔子出齐，第一次见到齐景公，给人家出的主意就是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世的君主为了实现此目标，不惜把礼仪道德化、制度化甚至法律化。反映在外交上，就是努力营造出“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华夷世界秩序。
其第一层政治意义是：显示中外君臣之间的主从关系。第二层政治意义，乃是所谓的“柔远人以示太平”。
具体运作方式，便是要朝贡国行臣服之礼，宗主国一方对其进行册封和赏赐。如公元前5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称臣入朝事汉”，并且沿用春秋战国时中原各国纳质子的方法，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汉朝。在他之后，南越与西域诸小国也相继纳质于汉。当然，宗主国的意思并不在于所谓的质子，而在于“称臣入朝事汉”背后的政治意义。
汉哀帝时期，匈奴单于给大汉政府上书，说“蒙天子神灵，人民盛壮，愿从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圣德”。一句话，如果说文武大臣按儒家仪式演习后，在皇宫里三跪九叩大呼万岁，能让刘邦高兴的话，那么夷狄首领的跪服臣拜，就会让这些统治者产生“天下者，乃我的天下”之类的错觉，而且这种错觉会成为心理传统一直延续下去。
唐太宗时期，前来进贡的夷国竟然不绝于路，这种盛景连后世的大宋人也表示羡慕，认为唐太宗真是厉害，“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
两层政治意义合二为一，无论对统治者来讲，还是对臣民们来讲，夹有自作多情、自慰、自恋、自满等多种情结在内的民族自豪感便会油然而生。
政治上的臣属，决定了军事上的义务。简单讲，兄弟之邦有了麻烦，宗主国有帮助兄弟解决麻烦的义务。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曾经帮助燕国打击山戎，山戎跑了，一下子腾出500里地来。齐桓公却硬要把这500里地送给燕国。燕国当然不要，可齐桓公愣要给，燕国就要了。燕王感动得不行，亲自送齐桓公班师回朝，谁知双方谈得太热乎，分手时发现燕王已送到齐国国境线内50里。齐桓公不乐意了：按周礼规矩，诸侯送诸侯，不能越过国境线，现在，你送到这儿了，干脆把这50里也给你吧。燕王更不要了，可齐桓公不干：俺是大国，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结果，这50里地也给燕国了，其他诸侯王一听，哪里去找这么够意思的大国？还挺着干嘛儿？去给他朝贡吧，回赐的好处将更多哇。
四夷宾服并不意味着永远的和平，所以，更多的时候，朝贡双方也经常开战的。比如汉匈双方就曾经打得特热闹，直到对方从我们眼前消失遁入那大漠深处。还有，隋炀帝就一度希望高丽能乖乖地听话，不乖，炀帝就出兵，直到打得自己都站不稳脚跟为止。还有大宋时期，宗主国似乎还要看朝贡国一方的脸色过日子，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认了。
明朝万历时，中国政府曾帮助朝鲜抗日，一抗就是七年（1592—1598），中国士兵死伤人数，就不说了，反正政府不在乎，史书上也找不到。但明政府为此花去白银2600万两。2600万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对照着说吧，万历皇上当时正在给自己打造豪华大墓，这豪华大墓花去国库白银800万两，也就是说，用朝鲜战争那些钱，万历皇上甚至能给自己的儿子、孙子也都造一个同样豪华的大墓！
这种只要别国表示臣服，就可乱化国库银子施舍的做法，有否断绝？没有，当代的“银弹外交”就是事证。
明白了中国朝贡外交重大政治的特质，我们才会深切地明白，所谓的礼仪之国背后的实质，也就是说，它只重仪式，因为仪式决定了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明白了这一切，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马戛尔尼使华时，大清一方坚决要求对方下跪，马氏一行当然不明白为什么非得下跪，可是这一跪对大清来讲则是太重要了，下跪，表示的是臣服之意。其他的可以不要，我们只要一个三跪九叩！
臣服中国皇帝的外交朝贡礼仪
我国古代华夏族很早就建立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夏朝、商朝、周朝在当时东亚所有民族中处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领先地位。历代统治者把所有与之交往的异民族小国称之为藩属，附庸，长时期没有形成过与外国平等交往的概念。一直到乾隆年间，由于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坚持拒绝在觐(jin，朝见君主)见清帝时下跪．而代之以屈膝礼，才打破了这种明显不平等的局面。
在《周礼》中，古代中国曾设有“阵方氏”一职，相当于今天的礼宾司。阵方氏专门负责接待周朝各邦国的诸侯、使臣与边远蛮夷小国的首领、使者等。其中，怀方氏的职责就是接待那些“远方之民’，帮助他们办理向周王朝纳贡的事务，并对来宾迎送、发给用于通行的旌节、供给来宾日用物品、安排住宿、饮食等。
《周礼》中与怀方氏同职的还有方氏、训方氏等，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由此可见，中国统治者一开始就是把同外国元首或使者的交往，勺同其属下的邦国诸侯或使臣的来往，看成是一回事情，并予以十分重视。
据文献记载，外交礼仪主要程序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郊劳。
无论是邦国诸侯、藩国首领或其使臣到达王畿(ji,我国古代称靠近国都的地方)的边境时，周王都要派官员前去迎接，互赠礼品(玉帛)，表示尊重和友好。
二、赐舍。
就是派人将来宾迎入城内的宾馆下榻，这时，由一些有关官员出面设宴款待来宾，了解来客的希望和要求。
三，朝觏。
先由周王确定接见日期，是日，来宾先乘车至周王室祖庙门外等待，经通报于周王后，周王说：“我很高兴，我将接见来宾。”于是来宾进入门右，向周王献上圭(gui,古代帝王、诸侯在举行典礼时拿的一种玉器，上圆下方)玉，同时行跪拜拱手低头礼。
四、享献。
行觐礼后，来宾以玉帛和马匹献给周王。
五、请罪。
这是在诸侯或藩主觐见时的一个礼节，即诸侯或藩主享献后，要露出右臂，表示“有罪”，而周王安抚道：“你没事，回去好好治国吧！”
六、赐礼。
觐见后，周王派人向来宾赠送车马、服装和食品等。另外继续由官员出面宴请来宾，直至送山境外。
后世的藩国朝觏及外藩遣使来聘之礼的程序大体上脱胎于先秦。如宋徽宗政和中定《五礼新仪》中规定：凡藩国主来朝，要遣使迎劳。藩国主以束帛授使者，同时反复行拜礼，然后由皇帝约定接见日期。朝见时，文武百官立于殿廷，藩国主率随从官员由有司(礼宾官)引入皇宫。皇帝升御榻后，由官员引藩国王立于殿下。这时传令官传令所有官员“再拜”后，藩国主才能入座，通报其姓名(称“某国藩臣”)。当皇帝与薄国主举行会见时，藩王不断地称“万岁”，其间并奏“四夷来王之舞”。
这一切礼仪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好像对待界族国家元首的态度不太平等。其实不然，从当时的历史来看，外国元首来华，在一般情况下，主要是借此表示对中同皇帝的臣服之意。我国真正全面接受国际通行的外交概念和外交礼仪惯例，那还是在鸦片战争以后。
隋唐王朝使者出访外国的交流活动
在隋唐时期，不仅是外国使者经常来中国“朝圣”， 隋唐王朝也经常派使者出访外国。这种交流应该说是双向的。
隋朝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曾经派常骏和王君政出使赤土(在今泰国境内)国，受到了赤土国王的热烈欢迎，赤土王还遣其子那邪迦随常骏等回访中国。使赤土成为唐朝从南方输入印度文化的一个连接点。
隋炀帝还曾派韦节、杜行满等人出使西域诸国，杜行满在安国得五色盐而返。
唐朝贞观十五年(641年)，恒河下游的摩揭陀王遣使来华，唐太宗“遣卫尉丞李义表报使”，出访印度，李义表途经尼泊尔时，受到国王那陵提婆的热情接待，提婆邀请李义表等参观“阿耆婆‰池，池广数十丈，水常湓沸，共传旱潦，未始耗溢，或抵以物则生烟，釜其上，少选可熟。”
贞观、显庆间，唐朝还曾三次派王玄策出访印度。
第一次是作为李义表的副使，从吐蕃、泥婆罗(尼泊尔)道到达印度摩揭陀国的首都巴特耶，使团在印度逗留了一年多，巡礼佛迹。在登五舍城附近的灵鹫山时，凿石为铭，又立碑于摩诃菩提寺，记下使团的活动和观感。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王玄策与蒋师仁再次出使印度，并将由玄奘译成的《道德经》梵文本送到东印度迦摩缕波国(阿萨密)童子王手中。
第三次是奉命送佛袈裟到印度摩诃菩提寺，归国后，仿照摩诃菩提寺的弥勒像，在长安敬爱寺督工塑了弥勒像。三次出使的成就，使王玄策成为中印文化的一位伟大使者。
唐朝还派使臣去过拂蒜，唐高宗显庆年间，曾以阿罗喊“差充拂秫国诸蕃招慰大使，并于拂秫西界立碑”。
隋唐时期“和同一家”的民族政策
中华文明在经历魏晋南北朝多元文化的冲突、激荡、融合之后，终于推出了气度恢宏、清新灿烂的隋唐文化时代。隋唐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是东方文明的一颗明珠，同时又是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
隋、唐王朝在中原汉族地区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文化高度繁荣，对周边少数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隋、唐王朝推行的是“和同为一家”的开明的民族政策，先进的中原汉族文化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传播，促进了周边少数民族的文明与进步。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般来说，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时代，也是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重要时代。在我国历史上，秦汉、隋唐、明清，正是这样的时代。由于政治稳定，社会升平，国力强盛，统治者便会产生“扬国威、徕远人”的欲望，追求“四夷降服，海内义安”，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手段，不外乎“威惠并用”，文德与武功交施。和亲、招抚、赐赠与战争，是最基本的方式，特别是以国力为后盾的武力征服，是封建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前提。
不过，隋唐与其他时代不同的是，隋唐时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因而，隋唐人能以一种优越、平和的心态，对待周边远近“四夷”，这是其开明民族政策产生的一个前提。这一政策的形成，也带来了中国朝贡制度的局部更新。
隋、唐王朝统治核心的关陇集团，本身就是一个胡汉合流的统治集团。皇室杨氏、李氏，是胡化较深的汉族，他们数代都与胡姓通婚。隋文帝杨坚的皇后和唐高祖李渊的母亲独孤氏姐妹是鲜卑人。唐太宗的母亲窦氏、皇后长孙氏，都是汉化程度较高的鲜卑人。唐太宗的姊妹中，襄阳公主嫁给窦诞，长沙公主嫁给豆卢怀让，他的女儿也有6人嫁给了这几家汉化了的鲜卑人。皇族的民族偏见比较淡薄，是显而易见的。
另据统计，隋代二品以上官员中，父系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就有63人。唐朝更是蕃臣蕃将殷庭，除了长孙无忌、王琏、于志宁、豆卢钦望等汉化已极深的鲜卑族人外，还吸纳了许多少数民族首领加入到统治集团中来。如：阿史那社尔、阿史那道真父子和执失思力是突厥人，契茁何力是铁勒人，高仙芝是高丽人，哥舒翰是突骑施人。多民旗混血的文武大臣就更多。
隋、唐统治集团中融入如此之多的少数民族血液，使这个集团朝气蓬勃，使其观念、统治意识与统治政策，在整个封建社会里，都表现出一种空前绝后的开明特色，特别是其民族观与民族政策，不仅远远超越了前代的封建统治者，后代的封建帝王也很难企及。
我国传统的民族意识是在春秋时期形成的，即所谓“春秋大义”，主张“内诸夏而外夷狄”，认为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汪征鲁异”，所以必须谨守“夷夏大防”。这种“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念，充满了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防范。融入多民族血液的隋、唐统治者，从观念上就反对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
隋文帝就曾讲过：“溥天之下，皆日朕臣，虽复荒避，未识风教，朕之抚育，俱以仁孝为本。”圆大业七年(611年)，西突厥处罗可汗归隋，隋炀帝对他说：“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使遂灵性。”唐太宗则更明确地讲：“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被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他晚年总结自己在“服四夷”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成功原因时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可见，在隋唐帝王的观念意识中，“夷狄”虽与汉族存在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但他们也是人，也是自己的臣民，所以不应该歧视他们，应当“爱之如一”。隋唐统治者的这种民族观念，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贯彻到其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和方式中，形成了其特色鲜明的开明民族政策。
为了实现“四夷降服，海内义安”，隋唐统治者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难免会使用武力征服。即使其与周边部分少数民族的关系是通过招抚、册封、和亲等方式确立的，这种关系也大多是以国力的强盛和武力的强大为后盾的。但也有许多少数民族自愿归附唐朝，一方面是出于对唐朝国家强盛的倾慕，另一方面是因为唐朝能坚持“中华”、“夷狄爱之如一”，不歧视少数民族，因而减弱了民族隔阂，增强了少数民族的向心力。
在“和同一家”的民族政策指导下，隋唐时期的“朝贡”制度从形式到内容，都出现了局部更新，其最主要的特征表现在民族怀柔思想，从多方面地以文德去推动和亲、招抚、赐赠和朝贡体系的深化改革。
隋唐民族怀柔思想的主要特征
隋唐时期的“朝贡”制度从形式到内容，都出现了局部更新，其最主要的特征表现在民族怀柔思想，其主要特征如下：
第一，根据边疆地区的不同和各民族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形式的羁縻政策，以确立其与周边民族的稳定关系。
隋唐王朝对于被征服地区和归附的少数民族，除在个别汉人较多、汉化较深的地区同中原一样设立州县外，大多是采取羁縻的方式。具体做法：
(1)设置羁縻州府。唐朝在贞观四年(630年)平定东突厥后，开始在北方边境设置羁縻州府，以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各族酋长可按本民族的习惯统治羁縻州府。这些羁縻州类似民族自治州，这体现了唐政府对少数民族习惯的尊重。
(2)册封以定“君臣之位”。隋时突厥染干可汗归降后，隋文帝就封其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让其继续统治所部，往来畜牧。唐朝继续采取这种办法，对于政府不便直接控制的一些少数民族，就册封其在本民族中有威信的首领为可汗。由于唐朝国力强盛，很多少数民族首领都希望能得到唐的册封，以稳定自己的统治，避免外族的侵扰。
(3)和亲以确立甥舅关系。和亲是汉代以来处理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时常用的一项措施，隋、唐王朝也继续利用这种政治联姻，来加强其与少数民族的联系。特别是唐与吐蕃，自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之后，确立了世世代代的甥舅关系，密切了西藏、青海地区与祖国的联系。
隋、唐王朝，特别是唐朝，通过实施不同形式的羁縻政策与措施，把周边各族与中原汉族一起纳入到一个民族大家庭中，各族“和同为一家”，为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极好的环境。
第二，优待各族酋长及其子弟，让其入朝做官或充宿卫。
唐朝对归降、归附的各少数民族酋长，不仅不加歧视，还给以各种优厚的政治待遇。如贞观六年(629年)突厥突利可汗自请入朝，唐太宗授以右卫大将军之职，封北平郡王，死后还许其子袭爵。贞观四年(630年)被俘的突厥颉利可汗，唐太宗对其也赐田宅，归还其家属，授官右卫大将军。奚、契丹酋长归唐后，唐不仅封官授爵，还赐姓李。对归降的各级酋长，只要其愿意入朝，唐大都授以武职，与汉官享受同等的待遇，如贞观四年平定东突厥后，“其酋长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者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有的还受到特别的恩宠，如阿史那社尔尚南阳长公主，阿史那忠尚定襄公主，契茁何力尚临洮公主，均典兵宿卫。
唐朝对各少数民族首领、酋长的信任与优待，取得了少数民族上层的敬服与拥戴。这不仅增强了唐朝中央政府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吸引力，而且大量少数民族首领入朝做官，也对各族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隋、唐王朝开明的民族观念和民族政策，有利于消除各民族间的隔阂，增强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在唐太宗时期，就出现了“四夷大小君长"”争相归附的局面。贞观四年，西域与北荒(指内外蒙古地区)君长共推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朝天子既是汉人的皇帝，又是各民族的共主，具有了双重的政治身份。直到唐后期，一些少数民族首领仍称唐天子为“天可汗”，这正是唐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象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各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才得以充分地展开，以“和同为一家”思想指导的朝贡体系也就不断地得到了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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