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动乱时期，有许多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但也有许多凭借智慧自救的闪光故事。悲惨的是生不如死，闪光的是用智慧让自己死而复生。我在收集和整理自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留存的照片、证件和资料，撰写那些记忆碎片时，意外地关注起那些闪光的智慧故事，也懂得了适者生存的自救道理。
与中学同学闲聊中，谈到了这样一则文革故事：某学生在文革前期，也与千千万万的红卫兵一样，对伟大领袖一片赤胆忠心，没少写大字报，表忠心，跳忠字舞，步步紧跟伟大统帅的战略部署， 相当努力地表达对伟大导师的无限热爱和对伟大舵手的无限崇拜。可是他在一件事上的疏忽，酿成了一场悲剧，几乎被打进十八层地狱。
他在大串联时，住进了临时接待站。那时的公共厕所是典型的脏乱差，根本不可能为用厕准备手纸。他因一时急于解手，也没自备手纸，其实没有什么红卫兵在大串联时会自带手纸周游世界的。于是，顺手捡了一张破损的旧报纸当手纸，没想到在擦屁股时，折过报纸才看见上面印有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的画像，此时他已后悔来不及了。脑袋顿时又大又沉，坦白吧，肯定是反革命事件，不坦白又是对他老人家的不忠。这茅坑也真是坑人哪，你一个报纸总印那么多画像干什么？将来怎么处理都是难事儿。谁也别怨了，赶紧想怎么办吧！就在他反应迟钝时，还没想好怎么办就被新进茅坑用厕的人发现了。这下倒好，隐瞒已经来不及，坦白也算不上了，他立即被大串联的红卫兵们揪了出，成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
一切都会变得可怕起来，文革以来，他亲眼目睹了那些“反动分子”的悲惨下场，罚跪、挨打、刷浆糊，还有剃光头……。当然，那时的人们还没有现代人的美感，剃个光头有什么了不起，罗纳尔多、克里纳的光头不是都很动人吗？他虽然反应比较慢，但逼急了也会来点儿灵感，既然自己能把屎抹到了伟大领袖的头像上是罪该万死，那就什么也不用在乎了。他想起了《红岩》小说中的革命英雄华子良，装疯！于是，他就将自己的大便，往自己的脸上一抹。他向革命先辈华子良学了一招，虽然可能会挨斗，但也许不至于被拉出去毙了吧。
他开始装疯卖傻，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乱砸自己那些不值钱的的东西，还往自己身上、脸上抹屎抹尿。农民起义领袖宋江当年不也这样干过吗？在自己脸上抹屎抹尿，而且这些屎尿是自己生产出口的，与被当成反革命分子被抓起来，这点耻辱算什么?这一招真挺灵，红卫兵们本来准备召开批斗会，最后却没开成，一则看到他已经“疯”了，批斗起来怕是个闹剧；二则他身上臭烘烘的，谁都怕沾上边，在招待所里用水都得排长队，即使排到头，可以用水了，那臭味可洗都洗不掉的。更重要的是大串联的红卫兵，都 急着赶往北京去见老人家，即没时间去管这事，更怕自己身上沾上了臭味，那可是大不敬。就这样，学会装疯卖傻，也能在文革中躲过大劫。
回顾文革，有不少当时的当权派都曾用装疯卖傻，度过了难关，等到粉碎了四人帮，这些人都摇身一变，有的还成了省部级高官。装疯卖傻的是这些人，真疯的是红卫兵，真傻的是老百姓。
老人家曾在文革中有句名言：知识越多越反动。
老人家可是博览群书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大诗人，怎么会如此鄙视知识分子呢？我是想不明白的。
当我重新反思文革后，才真正地体验到了老人家的英明之处。
在那个年月里，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你脑子里想什么应该让党知道，于是组织起来开展向党交心活动。交心不同于表忠心，献红心，是要知识分子们交黑心，内心深处都有哪些对不起党的想法，赶紧讲出来。也就是所谓的“斗私批修”。
这事儿真是难为了老九们，说深了说浅了拿不准。不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已经叫知识分子变得稍微聪明一点儿了，祸从口出啊！再说了，党是谁呀？其实，书记就是党，时至今日，也没多大改变。
有个贫农出身的支部书记，为了圈拢老九们说点不合拍的话，的确费了不少心思。于是他就满怀深情地对一个老九说：“以前我认为是父母给了我生命，只懂得孝顺父母，通过学习，我现在认识到是党给了我政治生命 —— 真正的生命，没有政治生命，我们活着就是行尸走肉。”
这个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听了书记的话后很受感动：“我听了书记的话，更觉得是党给了我生命，既然是党给了我新的生命，我想以后填写家庭出身的时候，就不填地主了，我应该坚决彻底地跟剥削阶级划清界限！”
改出身，这也是文革中知识分子的出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文革是发明源头。
知识越多越反动，不仅是在思想上有所体现，甚至在业务专业上也有这样的例子。
样板戏《红灯记》中有一句著名台词：“一个共产党人藏的东西，一万个人也找不到的！”这句话虽然出自反角鸠山之口，至今思来颇为有趣。可以理解为共产党人藏东西的技术比较高明，只是马先生当年发明共产党的时候，并不知道后来的共产党人有这项特长或重要技术指标。鸠山先生也没讲那找东西的一万个人，是不是还包括共产党人，如果连一万个共产党人都找不到的话，我们就千万不要乱藏东西，免得给将来的考古学者增加难度。其实，知识分子真要藏起东西来，恐怕更不好找了。
有位教授，在国民党教育部门里任过职，后在又在汪伪政府里分管过新闻出版，解放初期又帮过共产党很多忙，给延安解放区运过整车皮的书籍，还曾掩护过刘少奇等共产党的核心领导。解放后，他到大学里当了教授，生活倒也平淡平安。只是，他有时不甘寂寞，会向好友讲起过去那些事，还曾拿出当年国民党和汪伪政府给他的委任状，以及与刘少奇的合影照给人看过。
文革时，抄历史反革命的家，有人想起了此事，觉得这是很有份量的罪证。红卫兵就叫大教授把那些委任状和合影照交出来。大教授回说，早已经烧了。红卫兵当然不信，把他的家里翻了个底儿朝天，十几个人忙活了半天，把墙缝都抠了好几遍，却也真没找到。没办法，只好把大教授带走，关了好几年。
抓人那天，没办过什么驾照的红卫兵开着吉普车，拉着警笛，呼啸进退，院子里拐弯都不减速，甚是恐怖。大教授毕竟是饱经沧桑的人，回头安慰家人不要着急，很有点大义凛然的味道。
大教授是个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他当然知道这委任状和与刘少奇的合影照，都是个惹祸的东西，但又不想毁掉。他年轻时曾在商务书局当过学徒，他把布面精装的《资本论》封面用刀片起开，将厚纸板削去一层，再将委任状叠好，与合影照一起压平整，然后将后面粘好，借了马先生的光，居然瞒过了众多红卫兵。
瞧这德性，不是知识分子能想得出这高招吗？知识越多越反动，这话应在这些人身上，可真没说错。
另有一位教授，原来就职于北京大学，性格孤傲，曾与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因学术观点相左而争执不休，且平日与同事也小有冲突，觉得在北大任教甚为不爽，后来请调工作去了东北。
教授的书法堪称上品，才学渊博，喜欢评论，不甘寂寞。只是对其相貌不敢恭维，五短身材，贫困灾害年间中国罕见之比例胖人，胖嘟嘟的脸上长有横褶，与后来因林彪事件名气大增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很有几分连相。
文革之初，人人都写大字报，教授先生有一笔好字功底，自然不会少写，这也是个展示才华的机会。真就有很多人到大字报廊里专门去欣赏他的书法，因为大字报是千篇一律的表决心，砸三家村、批海瑞罢官，内容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偏有细心者看出问题来了：教授先生在大字报里将文化大革命写成了“文化反革命”，不能不说是一个政治事件，而且光凭教授先生解释自己失误，那是无效的。
革命群众好不容易才发现你的问题，总要讨个说法，不能让你白写反动口号还占便宜，教授先生因此被学生批判了。
当时红卫兵还未上市，批判还算温和，至少没有触及皮肉。只是回到家里，院子里有一群小崽子正值文革停课不上学，在家里百无聊赖，吃苞米面窝头的能量正无处发泄。这回教授先生在大字报上惹出了麻烦，可以大大捉弄一番了。革命的小崽子们于是跟在教授先生身后叫骂，给他起了N多个外号，一路尾随喊叫，着实令他讨厌。
教授先生正心中郁闷，懒得与革命的小崽子们理论，虽无风度，毕竟学者，于是只管走路，也不予理睬。
革命的小崽子们骂了几天愈发剩脸，先是远处投掷石块袭击教授先生，教授先生都努力克制，不理不睬，继而一块石头击中了他的屁股，引起跟在后面的革命崽子们一片坏笑，这下子教授先生忍无可忍，猛然回头憋出一句：“老子是革命军属！”
教授先生声震林木，虽不比张飞当阳桥上断喝，却也吓退了众多革命的小崽子，顿时一个不剩跑没影了。
在当年，人们听见“军属”二字，有如早年间看见御赐铁劵丹书、免死牌一类，那是受保护的。不知道吗？破坏军婚都可以判个十年徒刑呢！
教授先生又何以成为军属呢？原来他儿子是哈军工学生，拥有军籍！那年间，沾点军队的光很吃香。
原来，在文革中流传的“老子英雄儿好汉”也不全对，其实“儿子英雄父好汉”也是正能量。反正，在那个年代里，什么话都可以颠倒着说，老百姓中愚民多的是，关键是你有什么手段去参加到愚民行动之中，若知识分子想为百姓去开智，那可就是反动了，知识越多越反动，也就符合实践论的验正了。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