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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5日星期四

第49章 文革中的自救绝招


在文革动乱时期,有许多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但也有许多凭借智慧自救的闪光故事。悲惨的是生不如死,闪光的是用智慧让自己死而复生。我在收集和整理自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留存的照片、证件和资料,撰写那些记忆碎片时,意外地关注起那些闪光的智慧故事,也懂得了适者生存的自救道理。
  与中学同学闲聊中,谈到了这样一则文革故事:某学生在文革前期,也与千千万万的红卫兵一样,对伟大领袖一片赤胆忠心,没少写大字报,表忠心,跳忠字舞,步步紧跟伟大统帅的战略部署, 相当努力地表达对伟大导师的无限热爱和对伟大舵手的无限崇拜。可是他在一件事上的疏忽,酿成了一场悲剧,几乎被打进十八层地狱。
   他在大串联时,住进了临时接待站。那时的公共厕所是典型的脏乱差,根本不可能为用厕准备手纸。他因一时急于解手,也没自备手纸,其实没有什么红卫兵在大串联时会自带手纸周游世界的。于是,顺手捡了一张破损的旧报纸当手纸,没想到在擦屁股时,折过报纸才看见上面印有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的画像,此时他已后悔来不及了。脑袋顿时又大又沉,坦白吧,肯定是反革命事件,不坦白又是对他老人家的不忠。这茅坑也真是坑人哪,你一个报纸总印那么多画像干什么?将来怎么处理都是难事儿。谁也别怨了,赶紧想怎么办吧!就在他反应迟钝时,还没想好怎么办就被新进茅坑用厕的人发现了。这下倒好,隐瞒已经来不及,坦白也算不上了,他立即被大串联的红卫兵们揪了出,成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
   一切都会变得可怕起来,文革以来,他亲眼目睹了那些“反动分子”的悲惨下场,罚跪、挨打、刷浆糊,还有剃光头……。当然,那时的人们还没有现代人的美感,剃个光头有什么了不起,罗纳尔多、克里纳的光头不是都很动人吗?他虽然反应比较慢,但逼急了也会来点儿灵感,既然自己能把屎抹到了伟大领袖的头像上是罪该万死,那就什么也不用在乎了。他想起了《红岩》小说中的革命英雄华子良,装疯!于是,他就将自己的大便,往自己的脸上一抹。他向革命先辈华子良学了一招,虽然可能会挨斗,但也许不至于被拉出去毙了吧。
   他开始装疯卖傻,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乱砸自己那些不值钱的的东西,还往自己身上、脸上抹屎抹尿。农民起义领袖宋江当年不也这样干过吗?在自己脸上抹屎抹尿,而且这些屎尿是自己生产出口的,与被当成反革命分子被抓起来,这点耻辱算什么?这一招真挺灵,红卫兵们本来准备召开批斗会,最后却没开成,一则看到他已经“疯”了,批斗起来怕是个闹剧;二则他身上臭烘烘的,谁都怕沾上边,在招待所里用水都得排长队,即使排到头,可以用水了,那臭味可洗都洗不掉的。更重要的是大串联的红卫兵,都 急着赶往北京去见老人家,即没时间去管这事,更怕自己身上沾上了臭味,那可是大不敬。就这样,学会装疯卖傻,也能在文革中躲过大劫。
回顾文革,有不少当时的当权派都曾用装疯卖傻,度过了难关,等到粉碎了四人帮,这些人都摇身一变,有的还成了省部级高官。装疯卖傻的是这些人,真疯的是红卫兵,真傻的是老百姓。
老人家曾在文革中有句名言:知识越多越反动。
老人家可是博览群书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大诗人,怎么会如此鄙视知识分子呢?我是想不明白的。
当我重新反思文革后,才真正地体验到了老人家的英明之处。
在那个年月里,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你脑子里想什么应该让党知道,于是组织起来开展向党交心活动。交心不同于表忠心,献红心,是要知识分子们交黑心,内心深处都有哪些对不起党的想法,赶紧讲出来。也就是所谓的“斗私批修”。
这事儿真是难为了老九们,说深了说浅了拿不准。不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已经叫知识分子变得稍微聪明一点儿了,祸从口出啊!再说了,党是谁呀?其实,书记就是党,时至今日,也没多大改变。
有个贫农出身的支部书记,为了圈拢老九们说点不合拍的话,的确费了不少心思。于是他就满怀深情地对一个老九说:“以前我认为是父母给了我生命,只懂得孝顺父母,通过学习,我现在认识到是党给了我政治生命 —— 真正的生命,没有政治生命,我们活着就是行尸走肉。”
这个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听了书记的话后很受感动:“我听了书记的话,更觉得是党给了我生命,既然是党给了我新的生命,我想以后填写家庭出身的时候,就不填地主了,我应该坚决彻底地跟剥削阶级划清界限!”
    改出身,这也是文革中知识分子的出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文革是发明源头。
知识越多越反动,不仅是在思想上有所体现,甚至在业务专业上也有这样的例子。
样板戏《红灯记》中有一句著名台词:“一个共产党人藏的东西,一万个人也找不到的!”这句话虽然出自反角鸠山之口,至今思来颇为有趣。可以理解为共产党人藏东西的技术比较高明,只是马先生当年发明共产党的时候,并不知道后来的共产党人有这项特长或重要技术指标。鸠山先生也没讲那找东西的一万个人,是不是还包括共产党人,如果连一万个共产党人都找不到的话,我们就千万不要乱藏东西,免得给将来的考古学者增加难度。其实,知识分子真要藏起东西来,恐怕更不好找了。
有位教授,在国民党教育部门里任过职,后在又在汪伪政府里分管过新闻出版,解放初期又帮过共产党很多忙,给延安解放区运过整车皮的书籍,还曾掩护过刘少奇等共产党的核心领导。解放后,他到大学里当了教授,生活倒也平淡平安。只是,他有时不甘寂寞,会向好友讲起过去那些事,还曾拿出当年国民党和汪伪政府给他的委任状,以及与刘少奇的合影照给人看过。
文革时,抄历史反革命的家,有人想起了此事,觉得这是很有份量的罪证。红卫兵就叫大教授把那些委任状和合影照交出来。大教授回说,早已经烧了。红卫兵当然不信,把他的家里翻了个底儿朝天,十几个人忙活了半天,把墙缝都抠了好几遍,却也真没找到。没办法,只好把大教授带走,关了好几年。
抓人那天,没办过什么驾照的红卫兵开着吉普车,拉着警笛,呼啸进退,院子里拐弯都不减速,甚是恐怖。大教授毕竟是饱经沧桑的人,回头安慰家人不要着急,很有点大义凛然的味道。
大教授是个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他当然知道这委任状和与刘少奇的合影照,都是个惹祸的东西,但又不想毁掉。他年轻时曾在商务书局当过学徒,他把布面精装的《资本论》封面用刀片起开,将厚纸板削去一层,再将委任状叠好,与合影照一起压平整,然后将后面粘好,借了马先生的光,居然瞒过了众多红卫兵。
瞧这德性,不是知识分子能想得出这高招吗?知识越多越反动,这话应在这些人身上,可真没说错。
另有一位教授,原来就职于北京大学,性格孤傲,曾与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因学术观点相左而争执不休,且平日与同事也小有冲突,觉得在北大任教甚为不爽,后来请调工作去了东北。
  教授的书法堪称上品,才学渊博,喜欢评论,不甘寂寞。只是对其相貌不敢恭维,五短身材,贫困灾害年间中国罕见之比例胖人,胖嘟嘟的脸上长有横褶,与后来因林彪事件名气大增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很有几分连相。
文革之初,人人都写大字报,教授先生有一笔好字功底,自然不会少写,这也是个展示才华的机会。真就有很多人到大字报廊里专门去欣赏他的书法,因为大字报是千篇一律的表决心,砸三家村、批海瑞罢官,内容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偏有细心者看出问题来了:教授先生在大字报里将文化大革命写成了“文化反革命”,不能不说是一个政治事件,而且光凭教授先生解释自己失误,那是无效的。
革命群众好不容易才发现你的问题,总要讨个说法,不能让你白写反动口号还占便宜,教授先生因此被学生批判了。
当时红卫兵还未上市,批判还算温和,至少没有触及皮肉。只是回到家里,院子里有一群小崽子正值文革停课不上学,在家里百无聊赖,吃苞米面窝头的能量正无处发泄。这回教授先生在大字报上惹出了麻烦,可以大大捉弄一番了。革命的小崽子们于是跟在教授先生身后叫骂,给他起了N多个外号,一路尾随喊叫,着实令他讨厌。
教授先生正心中郁闷,懒得与革命的小崽子们理论,虽无风度,毕竟学者,于是只管走路,也不予理睬。
革命的小崽子们骂了几天愈发剩脸,先是远处投掷石块袭击教授先生,教授先生都努力克制,不理不睬,继而一块石头击中了他的屁股,引起跟在后面的革命崽子们一片坏笑,这下子教授先生忍无可忍,猛然回头憋出一句:“老子是革命军属!”
教授先生声震林木,虽不比张飞当阳桥上断喝,却也吓退了众多革命的小崽子,顿时一个不剩跑没影了。
在当年,人们听见“军属”二字,有如早年间看见御赐铁劵丹书、免死牌一类,那是受保护的。不知道吗?破坏军婚都可以判个十年徒刑呢!
教授先生又何以成为军属呢?原来他儿子是哈军工学生,拥有军籍!那年间,沾点军队的光很吃香。
原来,在文革中流传的“老子英雄儿好汉”也不全对,其实“儿子英雄父好汉”也是正能量。反正,在那个年代里,什么话都可以颠倒着说,老百姓中愚民多的是,关键是你有什么手段去参加到愚民行动之中,若知识分子想为百姓去开智,那可就是反动了,知识越多越反动,也就符合实践论的验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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