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记忆中，最难忘的就是炮打司令部的那些日子，难忘的原因是当初自己才是个十六七岁的初中生，根本就没搞清楚上面到底是要我们这些学生炮打谁？其实现在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老人，说起这件事，仍会叹气说，事至今日也没弄清是为了谁去炮打？炮打对象又到底是谁？能明白的只有一点：盲目投入这场炮打运动的结果是自己成了炮灰。
“炮打司令部”曾是伟大统帅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的题目，难道光荣、正确、伟大的党，党内会有两个司令部？伟大统帅说得很清楚，党内始终有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不是党员的群众又怎么能知道党内的事？即使是党员，又怎能知道中央内斗的事？更何况还是孩子的那些红卫兵，又究竟知道些什么呢？
当年，我领导的非红卫兵组织“火种兵团”已控制了全校的局势，甚至连教师组织也和我们有很好的合作关系。
曾教我数学的许老师，是个很严厉的人，有一次上数学课时，他教我们有关直线的知识：“两点间最近的距离是直线”。可偏有几个同学没闹明白。许老师一气之下发了火：“扔块骨头给狗吃，狗也懂得直线跑，难道还会兜圈子吗？！”就为了这一句话，大字报满天飞，说他是法西斯教育，骂学生不如狗。他倒大霉了！
我的数学成绩很偏，代数成绩一般，几何考试却都在95分以上。也许是我从小就不会数钱，因此对数字不感兴趣，特别对那些∑、⊿，一点感觉也没有，还有那些㏒，开根号、台尔塔，对我来说，学了有什么用？这一辈子都要过完了，才明白这些数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是没用的，哪个当官的或大老板会用开根号去计算如何作报告或赚钱呢？不过，我对几何很喜欢，因为我喜欢画画，懂得物体的透视原理，学习几何能派上用场。
许老师恰恰是教我们学几何的，我虽上课不认真，自以为是的时间多于努力学习的时间。因此，对许老师多了些好感，原因很简单，我才不会挨他的骂呢。
有一天，我遇到了丢了魂似的许老师，他又被贴大字报了。我就笑着说：“你遇到了难点，为什么就不找条近距离的直线走走？”他对我瞪大了眼，不知我想说什么。哈，有点象曾经被他提问时的学生样了。
我对他说，现在形势变了，人家贴你大字报，就不要去在意，我帮你就是了。只要有我支持你，嘿，谁敢对你怎么样？我可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头了。
我叫几个同学去写大字报，用新写的大字报去覆盖掉攻击许老师的那些大字报。
同学说，大字报写什么内容？那还得由你起草个底稿哇。
我笑了，写什么内容？当然是炮打啦！
同学愣住了：炮打谁呢？
“炮打司令部”、“整理黑材料”一类的词，都应该被收入文革九百句之中，属于当年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但真要炮打谁，还真不好说，学校里的校长、支部书记和副书记，都被我保下了，我是学校里最大的保皇派。
我就说：“将老人家写的《炮打司令部》抄一遍就行了。”
很快，一张新抄的“最高指示”贴上了墙头，覆盖了攻击许老师大字报。我在大字报前看了看，得意地对同学说：谁敢覆盖“最高指示”，就当成破坏文化大革命，教训他一顿。
从此，许老师一直与我保持直线联系，他还成了教师造反组织的头，当然也是个保皇派。有趣的是他正在谈恋爱，他爱上的人是教外语的王老师。我和同学们在文革中常到他家去聊天。
有一次，我们拿了一些来自北京的传单，去了许老师的家。
印发传单，当时是文革红卫兵派性斗争中一个重要的宣传方式，几乎每个红卫兵都参加过印发传单的工作。现在的销售广告彩色传单样本都印刷的非常精美，那是在印刷厂里用四色印刷机印刷出来的，纸张也多是选用很高级的铜版纸，文革那时候还没有中文打字机，更没有个人电脑，印刷厂印刷汉字是从铅字库里一个一个捡字，选好铸造的铅字排列到印字盘上，用老式的印刷机印刷，这在当年就是很先进的。
但红卫兵印的传单，多是在手动油印机上印出来的，手动油印机在文具店只有几十块钱一台， 没有铅字字盘，只是把在钢板上刻写的腊纸敷在油印机铜网下面，蘸匀油墨手推油辊，把铜网下面腊纸上刻写的内容漏印到白纸上。
我是刻腊纸的高手，这活总是我干。至于印刷传单，一般是两个人操作，一个推油辊，一个翻页，如果一人身兼二职容易把传单弄的很脏，谁都难免蹭手上不少油墨还不好洗。这苦差活，大多是我的同学们承包了。
当时传单的内容多是各种战报，快报，宣言，口号。也有各地文革事件报道，领导内部讲话，很少有人费挺大劲去印刷报纸电台已经公开发布文章报导的传单。最多的还是传播最新的各种五花八门小道消息，增加看点。
印发小道消息，会使红卫兵们有一种传播革命火种，宣传真理的成就感。那时两三个人，甚至一个人都可以成立一个战斗队，可以办战报，想发表什么声明，宣言都很随便，不需要到工商注册，不用交任何手续费，没有最小印刷量的限制。好比现在上网去为自己做个博客。
上海的红卫兵战报和来自各地的传单，虽然简陋一点，但是新闻报道也很追求时效，一些派性组织都有驻京或驻沪等地联络站，发现什么热点小道新闻都会及时打电话或发电报通知“家里”，赶紧印到传单和战报上。那个年代很少有传真机、录音机，能打通个电话就算相当先进的高科技了。
一般来说，传单印好以后就要拿出去散发，最简单有效的做法就是就是把叠好的传单拿到人多的地方向天上一扬，传单飘落下来就会有很多革命群众蜂拥去抢，跟花港观鱼那儿的鱼抢面包屑的情景，有些相似。有条件的组织，是站在行进的宣传车上散发，传单一路飘飘洒洒，如天女散花。大型群众集会时，也可以看见来自各路的红卫兵，站到高处不停地向空中抛洒传单，跟放礼花似的，那是文革时期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我们将刚在宣传车上散发的传单，给了许老师看。
传单中说，刘少奇每天伙食费为60元，说明他担任国家主席，生活腐化。传单上还列出了一些他的食谱菜单，着实让我们这些年少的学子们看到了几个新鲜菜名。但传单上又说周总理的用餐花费比刘少奇约少二十元。对此，传单中大加歌颂，讲周总理是如何艰苦朴素云云。
有同学说，这是污蔑周总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周恩来根本不可能花那么多钱，他总是到群众中去，跟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许老师就转移了话题，问我们几个学生各自家庭的收入情况。我气愤地说，不管是哪个，他们一天的吃饭钱，都比我母亲一个月的收入还多。
许老师告诉我们：这炮打司令部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打倒三家村时，彭真出了大力。可是，他却被刘少奇打倒了。接着是刘少奇主持会议，起劲地打倒了彭罗陆扬。现在刘少奇、邓小平又变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是我的一个在北京的大学同学，却跟着别人去贴江青、康生的大字报，结果闯了大祸。被定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扣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给抓了起来。他当然比不上许云峰、江姐那么坚强，再说专政队员也不比渣滓洞特务仁慈。一顿毒打后，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参加了五.一六反动组织，还供出了这个组织的五十多名成员，并给他们一一分配了职务，有的官职还不小呢！结果那五十多人全被专政隔离，个个挨足了皮肉之苦，有的还被打成残废。其实，我的同学根本就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反动组织。他贴大字报也不是志愿的，是学校里的几个红卫兵，让他帮忙提过贴大字报的浆糊桶。
我们几个孩子不敢再吱声了。
许老师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你聪明能干，在学生中有威望，现在老师们对你也另眼相看。可惜你没办法选择父母，就象我一样。在今后的日子里，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也许，文革以来，谁也没弄清自己去炮打谁，又为了什么去炮打。
我点了点头。似懂非懂地与同学们离开了许老师的家。
但从那一天开始，我暗自作了一个决定：远离是非，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
1967年1月4日，毛泽东派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处理上海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海兴起“夺权斗争”，后称为“一月风暴”。
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上海11个群众组织《告上海人民书》，毛泽东加编者按说：“这是一个大革命”。
1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红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到了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在2月24日的毛泽东指示下，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我看到了上海“工总司”首先搞起了“文攻武卫”组织。这个组织的分部就设立在我就读的中学旁边，与我的母校仅隔一条窄窄的香山路，就在孙中山故居隔壁。
那时，江青一方面说“反对武斗”，一方面又强调“文攻武卫”。江青在1971年9月5日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说：“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要反击。”“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了？”于是，遍布全国的武斗均打着“文攻武卫”的旗号。中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也许是那次的师生见面，让我懂得了自己的命运是由不得自己作主……如果不想成为别人的政治炮灰，只有一个选择，远离权力争斗的是非。我明白了老师的教诲，没有卷入接下来的残酷斗争，也没有参加任何武斗活动。我基本上是平安地自觉结束了所谓的造反时期，我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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