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时候，中国出现了造假的高枝术，造假已到乱真的地步了。文革中有造假吗？偶然翻阅自己在中学时代的老照片，突然发现：那个可怕的1966年也有造假行为，喜欢造假的几乎都是黑六类子女。所谓造假，就是在照相馆里的假天安门背景前去拍个照。我也在假天安门前留过影。
那年，能到首都北京去见伟大领袖是每一个红卫兵的最大心愿。可是，由于投错了娘胎，黑六类子女是不能参加红卫兵的，当不上红卫兵的青少年学生们，最大心愿当然去北京了。
自从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5-26日，毛泽东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千多万名来自各地的红卫兵，可是就没自己的福份。
更令人嫉恨的是，在著名大串联活动时期，全国的青少年学生沸腾了，不用花钱就能见到毛主席 ，不要说红卫兵，连红卫兵的家长做梦都想不到啊！管吃管住管车票，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现在到体育场看港台明星晃动晃动几下屁股，门票就消好几百块，上哪儿讲理去？改革开放了，经济发展了，为啥就没有免费全国游这等好事呢？
不过，也有不后悔的时候。那年大串联时，坐火车不用买车票，一时间铁路运输拥挤不堪。据说很多红卫兵由于上不去车，在站台里滞留了近一天一夜，站台里更是人山人海，十分肮脏，各种气味儿错综复杂。
去过北京大串联的红卫兵说，广播里传来《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嘹亮歌声，一列从远方开往北京的列车进站了，前几次我们这些红卫兵已观察到别人怎样上的车，这次准备效仿。车门打开后，门口根本挤不上去，车上的人不肯开窗，同学们就从侧面把自己举过头顶，让自己在攒动的人头上爬进车箱，底下的人可动弹不得，只能默默忍受别人在自己头上爬过。有时甚至蹬到了别人的脸上，底下的人伸不出手反抗，也奈何不得。自己上去后，又回头在上面拽同学，另外一些同学在下面托举，从人头顶上爬进了车箱，再把车窗打开，然后把下面的同学拽上去。我们又爬上行李货架，坐好后，火车就奔着毛泽东居住的北京城狂奔了。
也有红卫兵回忆说，那时挤不上车的红卫兵，先是在底下叫骂，后来抢过脖子上系着白毛巾的几个外地人的杯子，去开水箱接水，接满了往车上扬，烫得同车的红卫兵们嗷嗷直叫。接下来就冲下去几个人，在车站上打得人仰马翻。
中国有句古话：祸从福出。我没有福份加入红卫兵，也就没有这祸去烦心了。
在大串联时，中学生只要有一张能证明自己是“红二代”的盖公章介绍信，就可以周游全国各地，吃饭、住宿、坐火车都不用花钱，这可急坏了一些当时上小学的“红二代”学生。他们眼巴巴地看着只比自己大一点的初中生到处走，什么北京、井冈山、延安、遵义……革命是多么美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还不用花钱，多么诱人啊！
根据一些回忆录说：
一天，有个红二代小学生手里扬着一张介绍信，高兴地对同学说：“看！我弄到一张介绍信！”
同学们兴奋了起来，跟着他一起去了北京。路上车挤自不必说，车也走走停停，经历了三天时间，终于到了北京。他们先去天安门东侧的接待站登记，站排的时候，有个同学把介绍信拿出来，一个比他们大的中学生凑过来看，突然发现了问题：“这不是‘联动’的介绍信吗？”
这几个红二代小学生一听脸都吓白了，“联动”是当时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反革命的红卫兵组织，他们仔细看那介绍信上盖着“北京市八一中学红卫兵指挥部”公章，隐约觉得那是属于“联动”的。吓坏了的孩子们赶紧对那个中学生说：“这不是我们的，在外边捡的，我们几个不是北京人，哪能有‘联动’介绍信呢？”
由于恐惧和害怕，那些个红二代孩子没有了介绍信，也就失去了参加革命朝圣的机会。
能否见到老人家，那可是要靠天意决定的。至少，你投错了娘胎，属于黑六类的狗崽子，你也就没有见到老人家的福气。
说起这福气二字，我想到了当代中国人崇尚的那一个“8”字，那8字已成了“发”的符号。8月8日，更是个大发的吉利日子。可是，从文革起，我对8字没什么特别感觉，尤其是那个8月8日，更不是自己心中的好日子。中央发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也就是那个《十六条》，就是在8月8日那天。不知当时是不是特意选择这个吉利日子？如果，这天是个好日子，那也是属于红卫兵的，红二代既有福气，又很神气地，看到了毛泽东正站在神坛上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挥手呢！
在这个红二代大发的日子里，毛泽东穿上了草绿色军装，打死过人却又不犯法的女红卫兵，还给老人家戴上了红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神坛上的毛泽东，向世界频频招手，几十万红卫兵在下面蹦跳着高喊“万岁！万万岁！”在中国2500年的历史中，还没有任何皇帝有如此号召力，即使真有天庭，玉皇大帝恐怕也没有这等荣耀辉煌。
红卫兵们口号喊的都冒汗了，他老人家却一点也不见累着。他此刻心情大好，正通过扩音器连声向红卫兵小将问好。与他并肩站在一起的还有昔日的战友林彪、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李富春。不过神鬼同时出现，当时的红卫兵们是分不清的。
其实，拥挤在神坛下面的红卫兵，真像欢乐的海洋，大家虽然离毛泽东还很遥远，根本就看不清哪个是他，只能乱猜，但是心里真是特别幸福。能够亲临其境的红卫兵，远比只能在电影里看神的狗崽子，心情就是不一样。
人山人海的红卫兵们，人挤人，鞋子挤掉了，就光着脚，有的红卫兵自己鞋被踩掉了，就对付捡两只别人掉的套脚上，也有的怕传染脚气坚决不肯捡别人的穿。那时没什么值钱的名牌耐克鞋，穿的基本都是黄胶鞋。在毛泽东每次接见之后，中山公园接待站那儿都能回收一堆像小山似的鞋杂失物。
为了体验那种新中国的朝圣，许多红卫兵连上厕所也顾不上去。据说，在有几次接见时，因为人太多，人挤不出来，加上心情一激动，时有憋急了尿裤子的红卫兵，但照样忒有幸福感。当然也有坚持不肯尿裤子的，那就由几个同性别的红卫兵，围成个圈，做个遮掩就地解决也是常事。千万不要以为他（她）们把尿浇到了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他们宁可用自己的草绿帆布挎包或手巾，来承接吸收自己的尿，也决不会污染广场，那是很自觉的革命意识。那时候没有塑料方便袋和尿不湿，实在是很不方便，只是象听故事似的听说过欧美国家已经用塑料袋装这些东西了。
前两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兵源还是三十、五十万，后来都是上百万。如何组织好接见红卫兵，那也是个不小的系统工程。
各地来京的红卫兵们，住在北京的四面八方。那时住在海淀的红卫兵，半夜十二点多就要爬起来集合出发，早上四五点钟就要进入天安门广场，耐心地坐在地上等待着红太阳的升起，嘴里念诵着：“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红卫兵战士日日夜夜想念您！”还要不停地高声背诵“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等常用最高指示。
一百多万红卫兵，要有秩序地进出天安门广场，那也得需要几个小时。天安门广场出口多，真是个好地方，否则发生类似麦加朝圣踩死上千人的惨案，可就出了政治麻烦事了，不过这跟朝圣有本质的不同，“接见”是人类世上最有革命意义的划时代创举。
那时候，绝大多数红卫兵都没有手表，毛泽东准确在什么时候出现，都不会预先通知，只能根据前几次出来大招手的大概时间去推测。有时人群一阵骚动，接着人们就狂喊口号，所有的人也都翘首北望跟着喊，以为是老人家出来了，结果是有人着急，看错了时间，一喊口号就带起了一大片。虽然看错了时间，但口号喊的却很兴奋。
我赶不上任何一次伟大领袖接见红卫兵的大发好日子，实在是恨命运不让人出生前可以选择父母，这不公平。
不过老人家8次接见的所有新闻记录片，我都看了好多次。从新闻记录片里，可以看到：有几次，老人家还乘敞篷汽车，车开的很快，他还到红卫兵中间检阅红卫兵。后来中央怕老人家出危险，觉得还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比较稳妥，毛泽东便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招手了，还不时地从西头走到东头，让更多的红卫兵更近距离地领略他那无与伦比的革命风采，他走到哪边，都会带来一片热烈的欢呼。
想想现在很多广场体育场演出，那些演员也从领袖那儿学会了迎接欢呼的感觉，他（她）会经常离开舞台中央，走到边上去挥手致意，带动台下鼓掌、欢呼、尖叫，而且多了一些飞吻之类的动作。甚至高叫：“请给点掌声！”
去不了天安门，那就去照相馆，在假天安门前去照个相，这也是当年的一种时尚信仰。可以在假天安门前，祈求幸福也有我的一份。
我的幸福来临了，我终于见到了老人家。但我的心情很沉重，我想找回失去的接见机会，但我真正看到他老人家时，可惜他已经挥不动手了，只是静静地躺在那个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里。不知他会不会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居然是当年的狗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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