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文革往事，也许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血统论”恨之入骨。但却很少有人会将“血统论”与“世袭制”混为一谈。有时，我会反思：这文革到底是革什么命？是文化还是政治？其实静思之后才明白，这是一场在“血缘治国论”指导下的变相“权力世袭”之争。
为什么说文革是变相的权力世袭相争呢？要弄清楚变相世袭制的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世袭制的问题。世袭制是一种血缘制度，这种制度用作为自然属性的血缘关系已无法解释，所以需要提出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新概念——“血缘治国”来解释。也就是说，世袭制是一种血缘治国的制度，即采用加强作为自然属性的血缘关系，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方式。“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种人为强调的血缘关系，就形成了文革期间的血缘性质的社会关系，血缘关系从而上升为政策锁定，入团入党入伍和提干，都要政审家庭出身，也就形成了社会属性的血缘治国制度。即使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里，也从未有过全民政审家庭出身的血缘制度。
我们这一代人是经历过“文革”全过程的人。我们有时要回忆过去的某些生活经历，却因时代久远而记忆模糊。但对文革的那些事和那些人，是忘记不了的。
1966年8月至11月，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从几十万到上百万人不等,总数达1100多万人，但这些红卫兵都是所谓的“红二代”。
中央还正式通知，各地红卫兵串连乘车免费，生活补助由国家开支。也就是说，大串连的交通、吃饭、住宿统统不要钱。有这等好事，于是大、中学生，还有些小学生，本已停课，没有了作业、考试。为此，各地纷纷建立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据不完全统计，开始的50多天，北京就涌入了近38万人。最多的一天来了1.4万人。如上海交通大学，在册学生4000余人，一度住进串连者7000余人。值得一说的是，能够真正享受大串联待遇的还是“红二代”。
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早期红卫兵的革命，其实就是在维持变相的血缘世袭制，将学生划分为“红五类”和“黑七类”，即强调以自然属性的血缘关系，建立一个血缘性质的社会制度。
破四旧开始后，这些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们砸教室、学校，放火焚烧教科书和一切中外文学书籍，还殴打、监禁教师和出身“黑七类”的学生。一些红卫兵组织利用血统论整同学，已司空见惯。
在反抗血统论的红色恐怖中，关于批判血统论的辩论出现了。 1966年12月，24岁的北京青年遇罗克撰写了《出身论》，批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文章油印后开始张贴。在1967年1月28日，文章刊于《中学生文革报》创刊号。该报出刊四五期，先后发表遇罗克写的《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多篇批判“血统论”的文章。
江青、陈伯达也曾表示不同意“血统论”，欺骗了“黑七类”学生的信任。事实上，他们不能容许“黑七类”学生用自己的头脑对文化大革命重大问题的思考，为这些学生戴上了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紧匝咒。在1967年4月14日，由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讲话，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 1968年，遇罗克便以“恶毒攻击罪”被捕。在1９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处决。
在那个年代，“血统论”是维系世袭制的法宝。
中国古代的“世袭制”就是皇帝下台后，可将皇帝的九五之尊转给自己的儿子。世袭制就是名号、爵位，以及财产等按照血统关系世代传承，这种传承主要有“家长”的传承，诸侯国的传承。“家长”的传承还可分为父系与母系。执政的君主也有承接，君主与君主之间可能有血缘关系，但不一定就是直系，有的是兄传弟，也有的是叔传侄。世袭或世袭制度，就是指某专权一代继一代地保持在某个血缘家庭中的一种社会概念。王位也能在一家一姓中传承，这是王位世袭制的主要特点。文革并没有推翻这种按照血统关系世代传承的世袭观念，甚至工人和贫下中农也可“世袭”，实在是荒唐透顶。
在文革时将孩子们划分出“红五类”，不仅确保了培养根正苗红的“红二代”，而且确保世袭的血统纯正，当官的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及其影响力，让他们的孩子从小就享受到当学生干部、推荐到少年宫学习，甚至在以后的上山下乡时期，可以入团、入党、入伍、保送上大学，毕业分配时也能子承父业，到政府和军队机关，甚至中央委办工作。而被划为“黑七类”的孩子，居然由中央明确定为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则处处受到歧视。
如果说文革时期的“血缘治国”，重点是在政治上培养“红二代”，那么今天的“血缘治国”，就是重点在经济上培养 “富二代”，无论是“红二代”还是“富二代”，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官二代”。中国的公共权力，历朝历代都是特权阶层的共享资源，被该阶层垄断，在该阶层内部私相授受。血缘治国是中国文化中最血腥的一页。
中国人最喜欢自誉为血脉相承的“炎黄子孙”，其实，那个所谓的黄帝功成名就驾龙去了天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是出自这位黄帝的传说。黄帝还是中国世袭专制的始作俑者。从《史记·五帝本纪》和《夏本纪》看，世袭制古已有之。如《五帝本纪》说：“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又说“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又载：“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帝尧者，放勋。”可见从黄帝到帝喾时代，中国就已经有了世袭制。
文革时期流传了毛泽东的著名诗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尧、舜是何人？是中国人传说中的唐、虞两代圣君吗？其实，帝尧就是世袭帝喾之位而登基的。
至于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尧、舜、禹之间的“禅让”故事，也有胡编之嫌。《荀子·正论》中就有一段精辟而切中要害的论述：“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谁与让矣。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而化顺之，....夫有恶擅天下矣。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圣王在上，图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民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圣王已没，天下无圣则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圣而在后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无厌焉……以尧继尧，夫天下又何变之有矣？圣不在后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尤复而振之矣.....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荀子最后的结论是：“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史记·五帝纪·正义》也引《竹书纪年》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韩非子·说疑》也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誉之”。
唐代学者刘知几在解释《史记·五帝纪》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时也认为：“其涉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文命即禹。这就是说禹为了巩固他的王位，采用了“逼”和“放”的手段，迫使舜死于苍梧之野。
直到夏禹时，在其子启夺取王位后，“天下为家”的世袭制才最终确立，但其中也有曲折。故《史记·燕召公世家》曰：“禹荐益，已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
这段历史说的是，禹崩后三年，启守丧期满，因谋夺帝位被益拘禁，后逃脱。因益的部下向启交出武器，启趁动乱之机杀了伯益，夺得了王位（约公元前1988年—1979年），并传给自己的后代。这样，政治权力由“传贤”变成“传子”，王位在一家一姓中传承，公天下变为家天下。
对这段历史，屈原在《楚词·天问》也提出过疑问：“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何启为优，而能拘是达”?《晋书·束皙传》也引《竹书纪年》说：“益干启位，启杀之”。
从伏羲氏太昊帝到夏启这段长达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家天下”世袭制由来以久，且充满杀机。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四王争斗的典故，与文革历史何其相似。
有人说尧、舜、禹代，实行的是民主推举部落联盟首领的办法，称为“禅让制”。在这“禅让制”制下选贤与能“天下为公”，它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为人民谋利。这纯属谎言。不仅历史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禅让制，而且最高统治者总是以“天下为家”，以个人意志取代众人的意志，这“天下”就是专制的皇上。
在夏商周时期，帝王以“天下为家”“赋敛天下”，“以博我一人之欢乐”，时而惭焉，“久而安焉”。纣王即位，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沉湎于酒色，加强搜括。商王执政后的传位方法，也是世袭：分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商朝中期以前以兄终弟及为主，先长后幼，但不必轮及每一个弟，然后由长兄之子继承。到商后期康丁以后五世，才最后确立了传子制。厉王死后，幽王继位。幽王继位后，幽王政治更加残暴。世袭制传子不传贤，任人唯亲，孕育了商汤的灭亡。
西周同样实行王位世袭制，此制度是与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周王为天下的大宗，其嫡长子为宗子，是王位继承者，称世子；庶子为小宗，周王封其为诸侯，或留在中央为卿、大夫。诸侯、卿大夫或士，各为本支的大宗，其嫡长子为职禄继承者；庶子为小宗，再分封。此小宗又为本支的大宗。如此推演无穷。周王被视为天之元子，受天之命以君临人间，所以称“天子”。这是“君权神授”观念，而自此这种王位世袭制度就逐步完善起来。
毛泽东赞赏秦始皇，当然也赞赏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建立中央集权制。秦始皇废除了帝王家族之外的官僚和普通百姓的世袭制之后，但政治世袭制一直存在着。
汉高帝刘邦在总结秦灭亡的原因时，就认为秦始皇没有分封同姓王，也就是没有分封具有血亲关系的诸侯王，是其重要原因，一旦朝廷有事没有人可以帮助，因此刘邦封了许多同姓王。但是到了后来，这些刘姓封王对汉朝中央产生了严重地威胁。
回顾文革，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口号下，“红五类”与“黑七类”的划分，明确地将“接班人”按血统作了划分定位。这就是以血缘划分，变相确立中国的世袭制度。
中国从来都有等级制，但自秦始皇之后，还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魏晋南北朝那样，等级划分很明确：士族和庶族。两者之间有难以逾越的鸿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士族都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东晋尤其是士族鼎盛的时代，士族牢牢把持了对国家的统治权，把各种优差都变成了自己独享的禁脔。朝廷的高官显职被他们尽数扫入囊中，他们完备了世袭制度，保障子子孙孙占据显要地位。这是中国历史上寡头制色彩最重的一个王朝。
将文革时期与晋朝作比较，会有惊人的发现。
文革时期也不是以财富来划分等级，而是由权力说话。老子有了权，红二代就可以耀武扬威；父亲失了权，红二代也变成了“黑七类”。那些曾经标谤“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卫兵，一下子变成了“老子反动儿混蛋”，当然心有不甘，于是这些高干子弟组织了“联动”，结果还是遭遇厄运。好汉和混蛋，都可以血缘世袭，这也是文革对世界的一大发明。
毛泽东的革命理想本是消灭官僚权贵、地主富豪，但当他发现经过多年努力所消灭的官僚权贵阶级，在他的眼皮底下悄然勃兴后，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决心再一次打倒这些权贵阶级。但是他的这次努力以失败告终，因为他没有从根本上铲除“权为亲所用”的血缘治国思想，他所利用的也就是那些由 “红二代”组织的所谓红卫兵。再看那些活跃在文革舞台上的江青、叶群、王光美，哪个不是领袖们的亲缘？
文革结束不久，权力恶性膨胀，招兵、招工、工农兵学院招生中走后门现象，严重到疯狂程度。文革中流传一句话：“有个好老爸，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就是当时中国血缘治国带来的后果。即使在上世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政府实行的“顶替”制度，即父亲退休了，就可以把编制当做遗产留给儿子，同样是血缘治国的国策延续。
如果我们把考察文革“血统论”的视野放宽，就会发现，云泥之别的背后，就是从一出生就被定格了的血统差异。阳光下的“权为亲所用”，剥夺了人们的理想，让人们感到无比的灰心，看不到前进的希望；更为可怕的是，当人性的弱点借助权力的失范被放大到极致时，在“权为亲所用”的榜样作用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必然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于是在我们的时代，权力崇拜、金钱崇拜之外，别样的人生理想似乎越来越没有了立足之地。在决定个人命运的各种力量里，也许可以说“投胎是第一生产力”。因为出身普通的草民已经输在起跑线上，“官二代”的就业世袭化，让没有背景的草民占有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少。时至今日，一边是万千学子的求职艰难，另一边是权贵子女的肥差无忧。家庭背景，已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
权力在代际血缘传递中，早就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现实。历史总是喜欢重复。世袭制和终身制这对孪生姐妹，仍然得宠如故。当下的社会，官二代、垄二代、富二代、穷二代、农二代这些词的流行，正是文革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说词的衍生总结。
毫无疑问，血统论是血缘治国的世袭制翻版。世袭制并没有被完全铲除。社会上流传的民谣，生动地展现了“隐形世袭”现象：
书记喊精简，儿女往内安；
局长喊精简，外甥上了编；
主任喊精简，妻妹往内转；
秘书喊精简，哥们往里钻。
饭锅大又大，加碗再加碗；
一年复一年，超员又翻番；
脂肪未曾减，更把肥膘添；
精简又动员，世袭靠通天！
文革后，陈云关于血缘治国的话最为典型：将权力交给自己的孩子，才能保证不变色。在这一进程中“挑选接班人”和培养“第三梯队”，成了一大要务。然而最后脱颖而出的，很多是官二代，特别是国企改革，让更多的官二代，不仅世袭了政治权力，而且世袭了经济权力。于是中国权力的亲情血缘更红了：“父子室，夫妇科，外甥打水舅舅喝。孙子开车爷爷坐，亲家办公桌对桌。有利一条裙带裹，有油流满一口锅。”
血缘权力可以凭空招来财富，而招来的财富又反过来为血缘权力提供物质力量，促使血缘权力的稳固和扩张。阶级以财富来划分，权力却由血缘而传承。这难道就不是中国特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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