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才16岁的初中生，还是个孩子，对我而言，那时自己要比同学们矮了一个头，发育很晚。但就是这样一个头上长着两个旋的倔孩子，我却成了学校里的孩子王，担当了学校造反组织的头。在政治的旋涡里要求得生存，就必须懂得什么是政治。
文革，是文化与革命的双胞怪胎，文化渗透了政治，政治统治了文化。就连“三自一包”这样的经济命题，也属于文化革命的内容。
那么什么是“三自一包”呢？对一个孩子来说是根本搞不清楚的。其实，人老了，还是没搞清楚。即使全中国人，也没谁能搞得清楚，道理太简单了，这是一段被掩盖了真相的历史。
文革后，确有人把三自一包吹得神乎其技。其实从中国农业的发展史看，三自一包与历朝历代的“小农经济”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三自一包从来就不是一个创新，而是一种复古。也可说是一种倒退。不要说现代，既使回到三十多年前的世界范围看。三自一包也不是什么先进事物。当时的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规模化、机械化。这是农业发展的大方向。而三自一包却背离了这一方向。
大包干的1961年，播种面积居然大幅度下降到了78.82万亩，与1960年比净减了 28.12万亩，超过1960年受灾面积总和，下降了 26.3%。足以看到，大包干使得土地大批撂荒是不争的事实。1961年， 推行三自一包最多的就是安徽省。造成的减产最多的也是安徽省。
毛泽东曾先后会见两个外国党的领导人。在谈话中，他批评中央联络部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他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反映出他认为中国已经出了或正在出修正主义的严重估计。但毛泽东没有讲国家主席和总理的责任。
三自一包究竟是福是祸？
1961年安徽滁县就实行了三自一包，结果当年就造成大幅减产。达到历史最低谷，跌破了解放前。1962年底滁县才开始纠正责任制，1963年播种面积就上升，达76.23万亩，1966年文革开始，上升到82.48万亩。与1962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63.3％，年平均增长15.8％；农业总产值增长44.5％，年平均增长11.1％。 靠的不是“三自一包”，而靠人民公社。三自一包造成土地摞荒和减产的原因是，有些地块，集体有能力组织人种，个人没能力去种了。另一方面。个人对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降低了。
刘少奇平反后，有人强调他曾说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很长时间还曾被做为他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标榜，而事实上，这句话并不是他的原创。最早对人祸提出批评的却是毛泽东。
在庐山会议时，毛泽东曾把问题比做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但在一年后的1960年12月30日，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中，毛泽东就强调：“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 “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厉害，1958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 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比刘少奇整整早了两年。也就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命令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中央才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
毛泽东是在事态恶化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对主要领导起到了警醒作用。而两年以后，在最困难时候已经过去时的那个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用这句话对毛泽东进行了反戈一击。
七千人大会例来是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事。似乎这对于毛泽东是一次“走麦城”。
七千人大会到底是个什么会？开这次会，真是要毛泽东作检查吗？
1961年底，大跃进的问题已经集中曝露。有关62年粮食征购问题提上议事议程。但是各省叫苦连天。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没有解决问题。无奈，1961年11月10日，中央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一个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打通思想。邓小平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可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说了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
11月 12日晚上，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改变了大会的方向，由征集粮食会议改为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鼓足干劲的大会。提出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地方只要求改，不要求检讨。毛泽东自己准备在大会上讲话，并作自我批评，还要求中央各同志都要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毛泽东又提出把这几年来的中央各种文件和讲话，首先是他自己的检查一下，看看毛病究竟出在那儿。这就是1962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的渊源。后来重要的厂矿领导也到会。
从这一过程看，七千人大会，首先不是一个后来传闻的“批毛”大会。是毛泽东主动提出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印发了毛泽东几年来有关大跃进的文章汇编《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事实上，在这次会议中，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屡屡成为众矢之的，邓小平本人只好写了个检讨。但据说现在这两个文件都无从查找了。
刘少奇在会议上，也对邓小平提出了批评。说“书记处要负主要责任 ”刘少奇的得力干将彭真加批说：“小平带的头 ”。他在另一场合又说：“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陈云也对邓小平落井下石，抱怨：“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到总理那儿讲困难。”邓小平没有办法，只好做检讨，大会的反应是“不深刻”！甚至连他最铁杆的亲信陶铸也不知出于什么心态说：“不深刻”。彭真自然不失时机地帮刘少奇指责邓小平“不深刻”！他似乎忘了自己也是书记处的。
有些文章把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描述的很狼狈，好像大家都是在批毛泽东。事实上，毛泽东始终把握着会议的节奏。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为绝大多数干部所拥护。他还幽默的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迎来了入会者的欢声雷动。会议的气氛也相当活跃。称得上是基层干部的出气大会。很多干部把积压多年的怨气发了出来。
但是，这样面对面的揭露，让很多省委书记下不来台了。刘少奇也感觉压力越来越大，也就冒出了那句著名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多次强调了中央政治局要负责任，指责了书记处、指责了中央各部、指责了国务院也指责了国务院各部。但就是没有一句自我批评，没有一个字说我这个国家主席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在入会者看来，他说中央要负责，就算是他的自我批评了。当然也没有人指名批他。矛头多指向了邓小平。这个过程，在今天一些歪嘴和尚说来，刘少奇所指的中央，就是指毛泽东。真相掩盖了，在一些官方资料中，现在甚至找不到入会者批判“书记处”的字眼。
但林彪在会议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才造成了严重失误”。那个《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文件中，包含了毛泽东数年间对大跃进运动过程出现浮夸，冒进等危险所做的指示和批评。入会者都看到了。因此，七千人大会根本不是一个“批毛”大会。但是，这次大会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甚至是过多的承担了责任。反而成了今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口实。
当初刘少奇的发言中，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先见之明，在谈到“一平二调”时，他说：“否认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淆起来，甚至认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同人民的利益根本抵触的。毛泽东同志说，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在分配和交换的问题上，在拟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时候，都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邓小平在讲话中也说：我们有好的指导思想、好的领导。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进着。”党的优良传统受到削弱的原因首先就是“我们不少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体会不够。这几年来，我们不大注意调查研究，因而所提的一些任务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号，也有许多不是切合实际的。”
现在谁都知道“三自一包”是刘少奇的政绩了。但在1966年时，他在作检讨中，确实把责任推卸给下属了。他说：“邓子恢同志在当年二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反驳，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以后，他就在好几处干部会议上鼓吹包产到户。另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还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拟出了三和一少的意见。这些都是由于对国内国际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之后，而提出的直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意见。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我当时没有把他顶回去，……”
其中，刘少奇为了洗脱自已，推脱责任的意味十分明显。大跃进后期，刘少奇虽然也做了一些修正。但也只是在中央大方向下的一种转变而已。而大跃进中大搞浮夸冒进，大搞“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人正是他本人，而且他是国家主席。
这次会议中，多位省委书记落马。其中还发生了戏剧性一幕。就是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因为擅自开展了“三自一包”差点丢了命，主持会议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并且未经中央讨论，当场撤了他的职。并讨论要枪毙曾希圣。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曾希圣惨痛地说：“我是被刘少奇斗下来的。”后来不仅没有枪毙曾希圣，而且刘邓联手大搞起了“三自一包”、“下马风”、“翻案风”。
时过境迁，被掩盖了真相，永远也弄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读到的历史，没有真相，却又被掩盖了的历史。
如果说，我的青少年时期是从迷茫中走过来的，那么现在却仍然在迷津之中。唯一欣慰的是自己永远那么年轻幼稚，永远处在政治发育期中，反而保留了那份天性的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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