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怀念文革的人，就会说：“文革时代没多少腐败”，“文革”就是“最本质的反腐”。“文革”时代真的“没多少腐败”？恐怕这只是对那段历史的曲解罢了。文革“走后门”腐败之盛，人人皆知，谁也掩盖不了这段历史。
事实上，建国后的贪污腐败、特权阶层就一直存在着，官员贪污腐败已相当严重。当时许多制度尚未完善，譬如实行的机关生产、单位小金库，又称“小家当”，供给制及工资制双轨并行等，就滋生了许多问题。各级干部大多都有涉嫌非法谋利、偷税漏税、挪用公款、损公肥私等的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干部的特殊阶层也日渐形成。高级干部享受着紧缺和优质商品的特殊供应，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毛泽东的茶具就是特供产品，首长们还有特供香烟，由烟厂特设车间专门制作，并有专门机构管理。“文革”时，就连王洪文使用的一只特供保温杯，就可花掉国家资金1600元.。当时一个上海农场知青的月收入才18元钱。
中国历来讲等级制，中国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的同时，在全国实行了行政级别工资制，行政级从1级到24级，月工资从590元到45元不等，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按照第一次拟定的行政级别工资方案，中共高层官员的收入相对是比较高的：
一级（军委主席）600元；二级（副主席）550元；三级（元帅）500元；四级（大将） 450元；五级（上将）400元，包括各大军区、省、部级正职。
由于当时社会的大环境、大氛围所决定，当时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也相当高，很多党政军的干部都惹不起。如：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据说是行政三级，相当于元帅级别。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与朱德等人并称为延安十老。哈军工校长陈赓大将，行政四级。
为何大学校长们的福利待遇那么出众？
那得从当时的招生人数说起。文革前，每年招收的大学生约10万人，与今天的六七百万之众，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比如全国前十名的学府——北大、清华、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哈工大、浙江大学等等，每年所收的学生也不过千余人。
再说招生比例。文革前录取比例在百分之三左右，普通高中的学生要想进重点本科，可以说是难于登天。
于是高考录取成了社会怪胎。文革前要想开后门进大学可以说是难于上青天。据说黑龙江省长李范五的女儿，没有考取大学，想开后门也无可奈何，最后只好在哈尔滨医科大学旁听——旁听生。难道那时就没有开后门的情况？当然有，除非你可以通天。比如毛远新就可以在清华大学、哈军工之间跳跃，谁敢与之争锋。
中国的大学“开后门”现象蔚然成风，则是在招收所谓“工农兵学员”时开始的。所谓招收“工农兵学员”，就是看出身，讲血缘，论背景，“红二代”走进了高等学府，顺理顺章。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才有所收敛。如果实在进不了高校，通过学习各种关系参军入伍，也是一条人生仕途捷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个时代的领导人一边口口声声高喊惩治腐败，一边却又享受着各种特殊福利待遇，有高薪，还有房有车，出行不用化钱。还能利用职权，荫福子孙。这些特权人物不仅没有为腐败横行负责，还落得铁腕整治腐败的美名，实为历史的一种讽刺。
中国的腐败历史，总会扯上荒淫的性生活。
1968年，毛泽东号召的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后，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女知青遭干部性侵犯相当普遍，已成为当时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尘劫•知青畅想曲》一书就这样记载：“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第八期会议简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登载，……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发生 奸污女知青事件247起；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黑龙江兵团简报第十六期登载，黑龙江兵团某副参谋长调戏女知青七人，边学习中央文件边调戏女知青。二十五团副团长在全国召开打击批斗奸污女知青罪犯大会的同时，还在办公室里强奸了一名女知青。”
腐败还应该包括赎职。
文革时期，全国各地深挖洞，回过头来看这些所谓“人防工程”，实在是劳民伤财。说这些简易的防空洞能够防止原子弹，纯属欺人之谈。也许有人会辩解说可以“平战结合”，用于平时的生产、生活，那也是瞎话。事实是最好的证明，在现在能够利用的防空洞微乎其微，大部分都已废弃了，甚至还留下一些隐患，比如地面塌陷。
文革腐败源自高层特权，但也漫延到了整个社会。
回顾“文革”年代，生活必需品都由掌握权力的人在分配，人们为了满足生活不得不动用各种各关系“走后门”。因为“文革”期间，蔬菜和粮食供应都要凭票证，日常生活用品也要凭票供应，即使在那样一个“私”、“利”受到最严厉斥责的时期，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供应与服务背后，“通风报信”、“代购紧缺物品”等“开后门”现象，以及“伪造单据”、“少付多找”、“串通出货”的行为比比皆是。对百姓而言，是实实在在的文革生活记忆。
与特权腐败对应的是，文革中出现的投机倒把状况，屡禁不绝。有人还通过伪造毛泽东像章牟利。文革中的“黄牛”很牛，现在大家都知道“黄牛”就是票贩子的意思。老上海人嘴里的“黄牛”，却是指不负责任的人。因为黄牛无肩胛，不像水牛那样可以负重，承担重活。当然，现代上海人对“黄牛”的理解与其它地方是一样了。文革中的“黄牛”与当代“黄牛”也有不同的地方，那时的“黄牛”能够负责任，讲信用，需要什么样紧张的票，他都能给你搞到，不会是假的。当然，进化后的当代“黄牛”，与时俱进，已经学会了普遍造假。
如果要考察“文革”时代的腐败与当今腐败的区别，那么“文革”时期整个社会在物质上都是极其匮乏的，权贵们图的只是特权享受，庇荫子女。腐败现象对民众的冲击波，也只是蜂拥争相去通路子，开后门，为一已小利而已。如托熟人，找关系，主要是为了解决“房子”，早些安装电话、买彩电、买自行车、甚至买香烟等等，都要“走后门”才能买到。
“开后门”，中国古已有之。
“开后门”一词，可首见于明人王一鹗的《总督四镇奏议十·举劾四镇将令疏》：“占公匠六十余名，各色营造私开后门，物议沸腾。”这里的“开后门”，是指“开方便之门”，即在房屋的两侧或后面开一些小门，以方便人的出入。这就是“开后门”、“走后门”的初衷。
在中国古代，后门开得最牛的要数衙门，所谓“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就是此理。也从那时起，“走后门”和“行贿”互通有无，一般就是指“买通官府”，通过非法途径，或则委托熟人，把不合法的变成合法。
当代中国的“走后门”现象远比文革时期疯狂。买通官府的行业垄断、利益集团、圈地建房、入学深造、谋职升官、出国考察……都有“量身定制”的潜规则，没有最雷的，只有更雷的！
擅自动用公共权力的腐败现象已泛滥成灾，富二代、官二代、名二代正在变成“二代官”，
谁又能与之争锋？
还是重读一下中国相关典故吧。
据酒徒新书《家园》描述：大隋朝承袭汉制，官府衙门都是坐北朝南。如果职位高到可携带家眷上任，官员的妻儿老小通常都安置在衙门后宅。平素公务往来，客人走得全是前门，只有私交甚好的朋友或者自家晚辈才走后门入内。
相传北宋年间，宋哲宗死后，宋徽宗继位，以蔡京为相。蔡京拼命贬谪和排斥旧吏，并规定其子女不得出仕和入京，甚至连其诗文也不准流传，因此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一次朝廷设宴，艺人们在宴间演出了这样一幕：一个大官据案中坐，传判各事。有个和尚要求离京出游，因其戒牒是哲宗年间的，即被令还俗；一个道士遗失度牒要求补发，因是哲宗年间出家的，立即被剥下道袍，复为百姓。这时，一个属官上前低声说：“今国库发下的俸钱一千贯，皆为旧时钱文，如何处置?”这个大官略作沉思，悄悄地说：“那就走后门，从后门搬进来吧” 至此以后，凡是给官府送礼送钱的，均走后门。这走后门便就这样传了下来。
南宋吉水人罗大经所撰《鹤林玉露》，在甲编卷6中就有“留后门”一条，其文曰：“今若直前，万一蹉跌，退将安托?要须留后门，则庶几进取有据。”这里所说的“留后门”，就是指办事“留退路”的意思。
反思文革中的“走后门”现象，再纵观中国古今官场，多少七老八十的权贵仍在发号指令？他们永远没有退休的年龄，即使退下原官位，新官职也已留好了，去某个协会某个研究院或某个基金会上任。“走后门”与“留后门”，古已有之，不必大惊小怪了。
“请开方便之门，望能给予通融。”已是中国文化中的流行俗语，更何况“礼尚往来” 是中国文化国粹，后门堵不得，也堵不了，国情所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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