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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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是沒得比較的，回憶裡的味道是無法重尋的。在何家福的回憶小房子裡，即使翻箱倒櫃，也找不出歌頌那個時代的只言片語。他的過往經歷就象一冊泛舊的日記本，沒有嶄新白頁，也無一墨字黑，所有的回憶都讓他的淚水模糊了視線，在腦海裡收場索到的回憶也只是一些輪廓。

他想起了一個退伍軍人對他說起的事。

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主席给田家英写信说：“（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然后去广东，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做调查，调查工作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2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为调查研究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写了一封信，说：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

那個退伍軍人說：毛泽东同志对调查研究工作抓得很紧，指导也很具体。它反映了他对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有了深刻的了解。到1961年底，调查研究工作的成果十分显着。党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因而，国内的经济情况也开始好转。这一切充分说明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搞一个调查研究的决策是十分正确的。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同志，在复杂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和建设时期，尽管主观愿望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脱离了实事求是，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科学发展观，必然会出现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严重的损失。毛泽东同志说：“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

退伍軍人還說：1961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对工作人员说，他有三大志愿。一是下去搞一年农业，搞一年工业，搞半年商业，以便多做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不做官僚主义者。二是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还请一位历史学家，一位地质学家，一位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自己的一生写进去，把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人民去评论。上述三条是毛主席在1961年的一种感慨。这种感慨反映出毛泽东同志对1958、1959、1960三年来，他组织领导“大跃进”运动的深刻反思。他把“三面红旗”造成的损失看得十分严重。他公开提出他不是圣人，自己的功过为三七开。千秋功过谁予评说。他主张写进书里交给人民去评。

1962年1月30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至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下至乡党支部书记，全都来了，济济一堂，七千人开大会。毛泽东主席说道：“要使全党团结起来，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他又说：“我们这几年的工作缺点、错误，第一笔帐，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帐，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帐，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帐，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帐，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帐”。自1958年毛泽东主席从制定“总路线”，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几乎年年都在自责和检讨；同时不断通过调查研究出台纠正错误的新政策，纠正“左”的错误。 “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并非毛主席一个人的“一言堂”和“独断专行”。

毛泽东说，七千人大会开得很好，真正发扬了民主，出台了一系列纠正“左”的错误，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毛泽东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看你满意不满意”。大会也有二点不尽人意：一是，没有给彭德怀平反；二是不满意林彪讲话。七千人大会精神，在军队一般干部中仅做了一般性传达。被内定为“中右 ”的人，经过悄悄的甄别，予以清理摘帽。

有诗云：“生年不过百，常怀千岁忧。百事从心起，一笑解千愁。”意思是说：一个人活在世上通常不满百岁，心中却老是记挂着千万年后的忧愁，这是何苦呢？各种忧愁都是来自内心，开心一笑就会消除所有的烦恼。

也有人說，百事从心起。心是快乐的源泉，也是忧愁的根源，烦恼的根源，痛苦的根源。忧也一天，乐也一天，我们为何不让这颗心多生出一些快乐与淡然，而偏要让它生出那些苦恼与忧烦？

又有人說，一笑解千愁。生活里没有万事如意，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让人烦心的事，不过没关系，只要你的心态好，只要你脸上有笑意，一切烦恼都会被消除，所有愁云都会被驱散。

但是，何家福没有这种境界，每当回忆起那个年代，他笑不起来，其实很多人都笑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