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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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福与外孙南山云交谈中，谈到了整风运动和反击右派分子。那些事，也是韩梭告诉他的。

1957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团结—批评—团结”的号召。对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在文化科学领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957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光明磊落，明明白白的把国家的大政方针向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昭示，希望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

中国“九三”学社成员，《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座谈会上抛出了他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他说，改组以后的国务院，有12位副总理，清一色共产党员，没有一位民主党派或无党派民主人士。《观察》杂志上刊登储安平的一篇文章《党天下》。储安平做出政治结论：中国共产党搞的是“党天下”。

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要求成立“中国政治设计院”鼓吹西方民主。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这种严重的政治形势之下，中共中央人民日报发表了《工人阶级说话了》、《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这是为什么？》等社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獗进攻》。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指示，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除军队院校和文艺团体外，一律进行正面教育。不造声势，不搞运动,不下“指标”。

韩梭说，他的父亲当时在南京军区后勤部工作，那时各大部下午政治学习主要是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和有关文章，批判“右派”言论。提高认识，分清是非，肃清流毒，划清界线。顶住“右派”进攻。经过近年来多次政治运动，在军队内部再搞抓“右派”分子运动，势必影响部队稳定，甚至会弄出乱子来。

整风“反右”后期，上海解放日报率先在柯庆施倡导之下，发表了《乘整风之风点燃反浪费之火》的社论。这篇社论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并号召全国全军向上海市学习。因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响应毛主席号召，带头精简机关充实部队基层。发起机关干部踊跃上山下乡下连上岛的热潮。

柯庆施同志，我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柯老时为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又兼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那个时候，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太多了，第一政委柯庆施，第二政委江渭清，第三政委曾希圣，第四政委江华，第五政委杜平。除柯庆施是政治局委员外，其余四位都是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司令员没有那么多，就许世友一人。

1957年4月，柯庆施来到南京，在南京中山东路体育馆为司政后连以上干部做报告，算是第一政委来看望大家。

韩梭的父亲记得：会议由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鲍先志中将主持。老人家真能讲，坐在那里讲了三个小时，才罢休。中间仅休息一次。我们呢？坐在体育馆地板上，坐得腰酸腿痛，没有一个人敢溜走。毛泽东主席对柯庆施很感兴趣，时而称他柯老，时而喊他“柯大鼻子”。柯老报告的主题，是借整风之风反浪费，号召南京部队精简机关，充实部队基层。与其说是做报告，倒不如说是拉家常，很随便的，他把中山装领口解开来，一根烟接着一根烟抽个不停。看来他是毛主席的烟友。

韩梭的父亲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犯了扩大化错误。毛泽东主席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在组织处理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一大批好人被做为敌我矛盾处理。虽然有不少人被摘帽，但由于办案人员的私心和既得利益，致使被摘帽的人员和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得不到纠正和平反。把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做法，用到了自己同志的身上。封建时代历代王朝均有冤狱。冤狱不平难以安民。“民能载舟亦能覆舟”。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也存有冤狱,尤其是文字狱。“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两者不可偏缺。有错不纠，背离以人为本的原则，应引以为戒，再也不能允许重复历史的惨痛。

韩梭的父亲平时对儿子谈得最多的却是1958年三面红旗那些事。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1958年的元旦钟声中高高冉起。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党指到那里，他们打到那里。

1958年1月党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面带愠色拿着柯庆施写的讲话稿《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又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被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周恩来、陈云做了检讨，承认“反冒进”犯了严重错误。

毛泽东以戏讽的口气说：“冷冷清清搞建设是以寡妇的心情来搞社会主义，因为宋朝女诗人李清照是个寡妇，她曾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词句”。

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三面红旗，核心是大跃进。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山人海，安营扎寨，高炉林立，火光冲天，挑灯夜战，通宵不眠。钢铁元帅 “升帐”，粮食生产“卫星腾空”。1958年初全国钢铁产量为624万吨，到了3月就增产到700万吨，6月中旬升到820万吨，下旬再增至1100万吨。小麦亩产7320斤，水稻亩产36900斤，大麦亩产5700斤。这就是所谓的“大跃进”。

人们期待着通过这种做法能尽快地改变“一穷二白”，尽快地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毛泽东主席也是这个愿望。

毛泽东主席看到农村人民的口粮，竟是咬不动掰不开的掺了糟糠壳的黑窝窝头。他落泪了，他喃喃自语说，“土改了，农业生产力解放了，农民怎么还会吃这种粮食呢？这怎么会呢，得想个办法”。所以，他老人家极力要“多、快、好、省”把农业、农村、农民搞上去。

1958年8月，在“大跃进”口号下，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通知，中央军委决定，动员10万军官到祖国北疆黑龙江省北大荒“屯田戌边”。其战略意图是对付“ 北极熊”。并说，朝鲜战争结束，回国的主力部队，都部署在沈阳军区的防区之内。重兵布防，意在北疆。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是最听党的话的。刘少奇说：“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北方吃紧，义不容辞。

回忆起发生在1958年的这件事，韩梭的父亲就动感情。在10万军官中，人才济济，何必把他们都弄到北大荒呢！

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全国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像“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一曰大二曰公”。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主席批发了一个材料，这个材料名为《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个范县，当时设计了一个“三年计划”。三年后（1960年）这个县要建立 25个“共产主义乐园”，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材料描绘说：“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毛泽东主席批示曰：“此件事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以的”。又曰：“时间似乎太仓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以”。毛泽东同志以诗人的浪漫和执着赞赏着这一宏伟而又烂漫的规划。可是，诗人的理想往往与现实相悖。

1958年秋以后，全国出现各种各样危机，问题层出不穷。1958年11月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说，人民公社化“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三个月后，春荒来临了。毛泽东主席要求大家“应当好好读书”，“使大家冷一下，做冷锅上的蚂蚁，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

1958年11月，还是在郑州。毛泽东主席批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界限。他说“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在此之前，在武汉他和他的老乡、老朋友李达发生争论。

李达说：“大跃进”有些口号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

毛主席说：“这个口号有二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是想到的讲到的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

毛泽东主席对“大跃进”开始半冷半热了，实质上还是“热”。但人民解放军始终是“热”。

1958年在“大跃进”口号下，人民子弟兵经常被地方政府邀请参加义务劳动，军区首长许世友、杜平将军都带头参加。军队有一条宗旨，那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没有什么冷热之分，永远要热。

1958年催人奋进，也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痛苦和伤感。在这一年里，除了继续抓“胡风分子”外，在文学艺术界批判了周扬和冯雪峰；在哲学界批判了冯友兰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在史学界批判了翦伯赞的唯心史观；在红学界批判了俞平伯的唯心主义研究观点。在科学技术领域内开展“拔白旗，插红旗”，号召知识分子要又红又专等等。

何家福对南山云说：“李大道与韩梭从不同的角度谈了五十年代发生的那些事。有些事，其实谁也讲不清楚，对我来说，我只能烂在肚子里。我是一个四处流浪的小人物，我能对那些政治事件说三道四吗？走吧，我们还是早点去见柴健华伯伯，他比我要懂得多。”

何家福与南山云离开了歇凉亭，只见空中正游荡着一只风筝。何家福对南山云说：“你纵使是一只断线的风筝，也不要因为没有线而伤心，因为从此得到了永久的自由；你也不要因此而过度开心，因为你失去了一只风筝存在的意义。假若是一只有线的风筝，不要因为有束缚而难过，这样的你永远有家；也不要因此太骄傲，因为风还会更猛烈的吹。于人生的角度来看，失，不大悲；得，不大喜。你还年轻，你一定要学会用平常心对待自己的生活和看待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