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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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去探望老战友柴健华，路上结识李大道，在即将到达高岭镇时，南山云对何家福说：“外公，这个李大道一路上讲了很多政治运动的事，我听了好生奇怪，中国怎么发生了这么多事，报刊杂志上却看不到这些议论。你为什么一路上一言不发呢？”

何家福没有直接回答南山云的疑问，但他对南山云谈到了七千人大会那些事，说是韩梭告诉他的。

七千人大会出台了一系列纠正“左”的错误，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毛泽东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看你满意不满意”。大会也有二点不尽人意：一是，没有给彭德怀平反；二是不满意林彪讲话。七千人大会精神，在军队一般干部中仅做了一般性传达。被内定为“中右 ”的人，经过悄悄的甄别，予以清理摘帽。

195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1959年2月到7月，中共中央在郑州、上海、庐山等地召开多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除了7月中央全会反“右倾”外，其余都是在纠“左”，尽管毛泽东主席不讲“纠左”，实质上他唱的是低调，他说，“在思想上有所退却和降温”，他批评“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强调要调查研究，要“种试验田”，“要蹲点”。其用意在纠正瞎指挥和浮夸风。

毛泽东不能容忍彭德怀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批评。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没有一个字提到彭德怀的那封信，但锋芒直指彭德怀。他说：“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反冒进，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泄气性，悲观性了”。他给彭老总戴上一顶“小资产阶级泄气性”的帽子。他又说“有些人在关键时刻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老毛联系到了彭德怀的历史，追根溯源了。意思很明白：你老彭错误路线站错队，正确路线站不稳，“动摇”并不偶然。

老毛同志又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  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其次，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

在庐山会议上，除了朱老总和习仲勋保持沉默没有发言批判彭德怀外，其余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做了 “尖锐”的发言。刘少奇说：“与其你彭德怀篡党倒不如我篡党”。李富春说：“你彭德怀就是魏延脑后长了块反骨”。老毛则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

会议决定，在全党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向全党传达会议精神，肃清“流毒”。人民解放军传达到排以上干部，务必彻底肃清彭德怀影响。毛泽东说：“对事，也要对人”。彭德怀被批够、批透、批臭了。说他在抗日战争中组织指挥“百团大战”是错误的，同中央唱对台戏。说他在朝鲜对金日成不尊重，就像老子对儿子，搞大国沙文主义。说他原名叫彭得华，“得华”就是要得到“中华”，所以是野心家，阴谋家等等。几近无稽之谈！

庐山会议结束后，下山前彭德怀带着悲愤和愧疚的心情多次主动去找毛泽东谈话，想和他交交心，但都被拒绝了，毛泽东不见他。直到叫他到“大三线”去当总指挥，才同他谈了一次话，说了几句慰勉的话。彭老总很失望很悲愤。

据说，彭德怀脾气也很坏，对毛泽东并不尊重。他从不喊“主席”两个字，开口“老毛”闭口“老毛”。在庐山会议上，他也反抗过。他说“你们骂了我50天的娘，我骂20天还不行”。他骂了谁的娘我不得而知了。毛泽东说，我和他只有三七开的一致，有七成不一致。

1959年10月，国庆节刚刚一过，毛泽东主席即乘车南下视察。与天安门广场万民欢腾的景象截然相反，他沿途所见，一片萧条。列车开到山东省时，映入毛泽东眼帘的不是“新乐园”而是“受苦图”。车到合肥正是晚上，整座城市黑沉沉一片，不见灯火，不闻笑语。毛泽东凝望黑沉沉的城市，没完没了的抽烟。他回到北京后，他向身边工作人员宣布：他本人实行不吃肉，不吃蛋，不超粮食定量。

1959年12月，几个回家休假探亲的中南海卫士回到了毛泽东主席身边，他们又带回了农民吃的捂馊了的糠菜窝头，毛主席又一次泪水沾襟。他仍拒绝吃肉吃蛋，坚持粮食不能超过定量，坚决不让孩子们和他一起吃小灶。孩子外出乘公共汽车不准用公家车。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少奇、总理、朱老总、陈云、小平等人也是如此。据说，中南海里也搞生产，卫士们都是行家里手，他期盼毛主席能早一点吃上他喜欢吃的红烧肉。

最好的事，莫过于时光流过去之后，你珍爱的旧人、旧物甚至旧时的感觉都还在；能够持久的东西一定有重量，一定经得起时间反复地冲刷和淘洗。在动荡的生活里兜兜转转，陪在身边的始终是那几个人，埋在心里的还是原来的那些念想，是难得的幸事。一起去探望老战友柴健华的路上，何家福对外孙南山云讲起了韩梭告诉他的有关防修反修的那些事。

韩梭曾对何家福说过：1959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3.6%，粮食实际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上年减产600亿斤。全国全年平均消费水平由上年的83元降到63元，下降了20%。到1959年底，现实向人们亮起了“黄牌”，国民经济已经陷入严重的困难。困难给毛泽东主席和全党全民带来了“挑战”，这个“挑战”来自国内和国外。国内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国外是西方和东欧一些国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非难和攻击。尤其是来自苏联的指责和非难。

韩梭还说：众所周知，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在评价斯大林和国际共运等问题上发生严重的思想分歧。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多篇文章。对斯大林的功过予以正确的评价，对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社会主义阵营，对全世界无产者谋求自身的解放，苏联共产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斯大林功不可没。中国共产党认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对消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做出了勇敢的突破，对苏联共产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有积极意义。中国共产党肯定了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上所做出的选择。但，中国共产党不同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

实际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早在1956年就开始了。想到苏联，毛泽东心里就很不痛快。他认为自斯大林开始，苏联党对中国党就犯了“老子党对儿子党”的错误。老毛生来不吃这一套，他根本就不买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帐。老毛不怕压，不怕挑战。少年时节“激扬文字，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粪土当年万户侯”。长征时期“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马蹄声碎喇叭声咽”的困境中坚持“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暴风骤雨中，大气磅礴，石破天惊，震动世界。“具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建设社会主义困难时期，老毛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号召“全军民要自立”。鼓舞人民“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他对国际上的反华嚣张气焰，斥之为“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他奋臂高呼“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风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最后老人家更加激励奋发，他充满信心，势在必胜。“风雷激，飞鸣镝，全无敌”。

1959年6月，苏联片面撕毁了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核工业技术援助。7月16日苏联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协商，突然单方面在一个月内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撕毁专家合同343个，废除科学技术合作项目257个。

1959年7月21日，也就是彭德怀上书毛泽东的第七天，苏联真理报发表了赫鲁晓夫7月18日在波兰波滋南的波拉果夫生产合作社的讲演。他说：“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是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立共产主义”。赫鲁晓夫又说：“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少花些劳动。正所谓：‘尽可能干，按需要拿’。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

敏感的西方记者，立刻意识到这是赫鲁晓夫“反华信息”，迅速向全世界传播起哄，制造反华舆论。不仅如此，赫鲁晓夫对中印边界冲突，炮击金门马祖都表示不满，指责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犯了错误。要求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

1959年11月起，苏联连篇累牍发表了几百篇文章抨击中国的内外政策。另有40多个共产党工人党随声附和，指责中国共产党。

韩梭尽管对老毛有看法，但他还是个粉红，他说：由“三面红旗”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固然惨痛，但赫鲁晓夫苏联乘人之危，背信弃义，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在中国人民伤痛的疮口上撒盐。这个惨痛中国人民更加不会忘记。南京长江大桥苏联专家撤走之后，留下三个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旧桥墩至今还泡在长江水里，做为中国人民的永恒记忆。我国自己设计建造的长江大桥早在1969年就“一桥飞越南北，天堑变通途”了。赫鲁晓夫这只凶恶的北极熊和来自北方的匈奴、突厥，他们自春秋战国开始，就不断南下侵犯中国领土。杀人放火掠夺财物和人口牲畜，频延了数千年之久。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和康熙帝发动了多次大规模反侵略战争。涌现了蒙恬、卫青、霍去病、李广等令敌丧胆的英雄人物。“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中国共产党的“飞将”决不会再教胡马度阴山了！

何家福对外孙南山云苦笑着说：“我能完全赞成韩梭的观点吗？我绝对不是什么粉红。”

何家福又对南山云说：“我们是普通老百姓，我们不可能知道历史真相，即使知道一些，也不能乱说。”

何家福说：“我虽然不关心政治，但也会听一些朋友说起那些事。柴健华知道的事远比我多，我也只是听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