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61）

 

61

 

柴健华为了躲避烈日，回到了屋内，但仍然静不下心来。他将那本《生命大劫难》小册子搁在床头，想睡个午觉，却无法合上眼。大跃进时代的往事仍在折磨着他的记忆。

1958 年 11 月 21 日，老毛对中共高层讲：大跃进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有大炼钢铁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并大讲死人“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人死应开庆祝会”，“死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解放后”最早提出、应用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被誉为“毛时代唯一的思想家”顾准，甚至认为发动大跃进是一场有预谋的人口灭绝，他在 1959 年 11 月亲历农村苦难时的日记中写道：“强迫劳动，慢性饥饿与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

郑州大饥荒研究者郑兢业向笔者提供了他收集、整理的一系列大饥荒资料（本文有若干引用），包括河南商城县档案馆收藏的1961 年 1 月县委整风办公室成文的一份基层干部以酷刑残害农民的 45 个案例——钟铺公社三教洞大队治保主任彭启民称社员陈祖更、徐正舟杀牛吃，把他们拉到大队部扒光衣服捆绑起来，架上干柴活活烧死；上石桥公社冯寨大队中队长蔡文清把因没饭吃而杀猪的社员蔡德宇弄到大队，用锄头猛打其脑门致头破血流当场丧命；余巢公社马糟大队长×瑞江令人将社员雷显生衣服剥光抬起来摔掼，并用火剪把耳朵夹掉，活活折磨死；伏山公社连二塘大队副支书把社员范守琴的嘴用大针粗线缝起来，缝的鲜血直流，伤重而死；何店公社四顾墩大队有个孕妇落月时因没饭吃骂了一句，大队支书王克干马上在竹园里砍一根竹子，弄成弯弓形插在孕妇嘴里将嘴撕成两半；钟铺公社三教河大队支书阮永安把雇农余培×15 岁的儿子用称钩子从嘴里勾进去，从鼻孔里兜出来，当场钩死；上石桥公社一姓潘的社员被大队支书刘炳荣将两个大拇指拴在一起，吊了一天一夜，连吊带打致死；城关公社新华大队妇女主任梁秀英把一社员拉到大队斗争，逼迫两人抬起头朝下摔死；钟铺公社三教洞大队支书徐荣品把社员谢昌玉拉到厕所逼迫吃了一堆屎，谢于次日死去；上石桥公社干部李长彬派两个民兵把老社员胡学信手脚捆在一起，用杠子抬着跑路致死；余集公社雷冲大队治保股长刘义民把社员花某等三人的耳朵用大针扎通，用麻线串在一起拴在牛尾巴上任牛甩动折磨，当场整死一人；上石桥公社中队长马

成良把社员岳德雨衣服剥光五花大绑，推在外面淋雨带冻而死；县工会主席朱德田在上石桥公社张畈大队把一个偷了点菜的小孩衣服扒光，推在雪坑里冻死；伏山公社连二塘大队副队长陈恩建将身患浮肿病的贫农社员万忠文抬到山上，用锄头猛砸头部，接着埋掉；钟铺公社平塘大队队长李奠忠把两个摘豌豆的小学生拉到山上挖坑活埋，幸被人发现而得救；达权店公社前湾大队队长石大喜在食堂打饭时，12 岁小学生吴长先扒在缸边拾了几粒饭吃，石即将小学生两腿提起头朝

下塞在稀饭缸里活活烫死……

一个普普通通的县，短短时间即发生一系列丧心病狂残害农民的惨案，足见中国的大跃进已搞到了何等残忍、血腥、惨绝人寰的程度！

为了高举“三面红旗”，全国公安也搞起了杀、关、管、斗的大跃进。北京提出要把政治和治安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成都一个派出所宣称一天破了一万件案子。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披露，安徽1957 年逮捕 8000 多人，1958 年中央下达给安徽捕人指标 45000 人，全省实际逮捕 10 万多人，逮捕人数同比上一年猛增 10 倍。1960年全国公安机关为了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层层揪右倾分子、抓“小彭德怀”，安徽又一举逮捕 50000 多人。

尹曙生说逮捕的人大多是无辜的百姓，他们或因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刮共产风等说了牢骚话，或为了活命吃青、分吃生产队的粮食，或外出逃荒被当作“流窜犯”拘捕。这些被拘捕的人员有近三分之一（31%）惨死在关押场所。

尤其是在反瞒产的暴力运动中，往往都有公安上阵甚至动用武装力量。信阳地区为向农民逼粮，仅由公安机关出面正式拘捕的即达 21000 多人，其中 800 多人死于关押。

1959 年 9 月 17 日，遵义地委在湄潭县绥阳公社召开“捉鬼拿粮”（反瞒产私分）现场会，当地抓到 48 名饥民关押在供销社一间仓库里，除一名小瘦子晚上从铰链锁的门缝挤出逃生外，其余 47 人全被活活饿死在仓库。后来为捂盖子又把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押，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 36 人，并组织人力把尸

体丢在土坑消洞里。附近两个大消洞里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没断气的扔下去还在哇哇大叫。

香港大学历史教授冯客（ Frank Dikotter)，一位出版了 9 部中国现代史专着的荷兰学者，说他在查阅内地档案写作《毛XX 的大饥荒》（英文书名《毛的大饥荒》）一书时，有三个意外的惊人发现——大跃进时期频繁滥用酷刑，包括对孕妇和儿童；很多人不是直接饿死的而是由于被强制剥夺了吃饭的权利而饿死的；一切灾难是由一个可怕的执政系统发动并导致人民的道德堕落。

冯客从研究分析解秘的档案资料发现，大跃进期间的高压、恐怖和制度性暴力无处不在，活生生把人民推入了死亡的绝境。他推算大饥荒罹难者不少于 4500 万，其中 6-8%的人即至少 200-300 万人死于酷刑或直接处决——河南新县白雀园的逼粮现场会上，一名大队干部报不出交粮数字被用五匹马套住四肢和头部，当场实施了古代酷刑“五马分尸”。光山县收割庄稼时多人被指偷吃麦粒遭毒打，一个寡妇连同孩子们一起被活埋；一个叫吴德荣的农民说了句“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被斗、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熊湾生产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吊在大队食堂房梁上毒打并撕掉其耳朵，很快即死亡；该队张芝英交不出粮食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其当场死亡，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商城县何店公社宫畈大队生产队长涂×荣把一个妇女衣服裤子扒掉，用松枝扎阴道，扎开后撒上青灰，再扎再撒，活活折磨致死。湖南一个农民被逼着活埋自己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偷了一把粮食吃，接着这位活埋孩子的父亲因极度伤心而死。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嵖岈山公社韩楼大队一个老头饿极偷杀了一

只羊，被捆起来游街示众后吊在树上，老头不停惨叫求饶，没人理睬，直至死去；袁庄大队饲养员刘志兰、袁志红饿极弄死了一头小猪崽吃，被生产队长发现后开会批斗，活活打死；李尧大队饲养员宋和偷食了一只死母猪，大队长翟某带人把他五花大绑押到大队部吊起毒打后游街示众，直至倒地而死。

1959 年 11 月，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大队黄西店小食堂停伙两个月了，全队社员为了活命，共同商议把本队一头牛杀了分吃，大队干部发觉后率领打手队，把 17 名参与杀牛的社员绑到大队部吊起来毒打一整天，其中 6人被活活打死。

许多地方就是以惨无人道的酷刑打压，织就了草菅人命的天罗地网，使得广大饥民逃无可逃，只有死路一条。

广西环江县 1958 年 9 月放出水稻亩产 13万斤的“粮食卫星”（可能是人民日报上最大的高产“卫星”），10 月又放出日产万吨的“钢铁卫星”。在环江反右倾反瞒产运动中，武装收粮队荷枪实弹挨户抄家，没粮或不交粮就把人捆起来吊在屋梁上严刑拷打。打人的手法五花八门——反手背吊：双手反过背去五花大绑，吊上屋梁；倒挂金钟：用绳子捆紧两脚大拇趾，悬挂上房；吊死猪：称钩穿进肩胛骨，吊在树上；用马刀在人身上一块块割肉，问一句割一刀；耳朵中塞炮

仗，不交粮就点火燃爆……环江龙岩公社粮管所干部抓到一个饿急偷粮的 12 岁小学生，决定就地枪毙，杀一儆百。小学生在枪口下苦苦哀求饶命，哭喊声撕心裂肺。因枪枝老旧，换了三次子弹，扣了八次枪机才打响，小孩鲜血四溅，不治而亡。吉祥公社北宗大队捉到一个偷粮的小孩，毒打一顿后关进密不透风的仓库里，待其父母闻讯赶来时，这个饿得皮包骨头、打得血肉横飞的小孩，早已被活活闷死。

另据 1961 年春中共中央会同湖南省地县四级联手对湘潭县的调查，湘潭县被打的老百姓达 34466 人，当场打死 52 人，打后死亡549 人，扣饭饿死 400 多人，打后自杀 125 人，被打致残 332 人，打后流产的妇女 187 人，因被打和扣饭外逃 12676 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似乎也没享受到多少浩荡皇恩，但 1960年耗资一个多亿修建滴水洞行宫，还是为伟人家乡的 GDP 做出了贡献。若把建滴水洞行宫的钱用于救济湖南省饿死的 200 多万人，他们全都可以活下来……

天气热得象蒸笼，人都快变成包子了。天气是那样炎热，仿佛一点星火就会引起爆炸似的。原想睡个午觉的柴健华躺在凉席上，感觉自己就像是铁板牛柳。天热得发了狂，就象那疯狂的大跃进时代，使人觉得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