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10）

 

110

 

南阳生陪着外公何家福去看望老中医柴健华。这两位老人又见面了，共同的经历和坎坷遭遇，让他们无话不谈。

南阳生为了不打扰他们的谈话，独自去了屋外的院子里。他重新打开了手机，搜索作家方方写的另一篇日记。那篇日记的标题是『善良一生难道就会真有善报？』。

作家方方在日记中写道：

花伯伯家同我家是世交。这个交情一直得追溯到我母亲上中学的时候。花伯伯的妻子静湘阿姨是我母亲二姐的同学。当我母亲去九江一所教会学校读书时，母亲的二姐便将我母亲托付给了静湘阿姨。这大约是六十年前的事情。自此后，我母亲同静湘阿姨的友谊一直延续着，直到母亲去世。因为静湘阿姨的缘故，多少年来，花家对于我家来说，就如同一门亲戚。

在我见过的人中，再也没有比花伯伯脾气更好的了。我几乎从来就没有见他生过气。他哪怕跟最不讲道理的人或最顽劣的小孩说话也都是笑意满面，轻言细语。尤其对小孩，不论哪家的，在花伯伯眼里，都是自己的孩子，他在他们中间，脸上总会由衷地露出欢喜之情，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糖来。记得六十年代末，花伯伯带我上街，我难得一次出门，出去了便满街乱窜，花伯伯便跟在我后面在人群里跑来跑去，不阻止我也不批评我，仿佛随了我的意也是他最大的乐趣。这件事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当时甚至想到要是大人都像花伯伯这样多好呵。花伯伯对小孩的热爱，不分任何等级，也没有任何止境。或许是因为花伯伯是天主教徒的缘故。

花伯伯曾经在日本学医，回国后就当了医生。抗战期间，我父母在昆明时，花家也在那里，花伯伯开了一家诊所。常常有些穷苦的病人看病没钱，花伯伯便不收费。这且不说，他还经常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拿出来让病人拿去买药。我母亲常说，花伯伯这个人心肠最好了。

我家和花家有着不解的缘分。我父母离开昆明后，几经周折，搬到了南京，而花家竟也在南京；然后，我父亲又因工作调动到武汉，此时的花家也在我家之前先迁来了武汉。两家大人坐在一起时，就常常奇怪，说是职业又不相同，事先也没约好，怎么一走就走到了一起，竟一连走了三座城市，不晓得是什么缘故。在武汉几十年中，花家几乎是我家唯一可以走动的亲戚。

但在一九五七年，善良的好脾气的花伯伯竟被打成了右派，从此花家便生活在阴影之中。花伯伯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似是因为花伯伯喜欢写一些普及卫生常识的小文章。如果说这一类的小文章也能对国家造成伤害，真正是让当今人笑掉大牙。然而花伯伯却因了它们断送了自己的一生：他再也没有当医生的资格了。他的生活内容只剩下了“改造”。“改造”这两个字，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有着一言难尽的内涵。在这支庞大的“改造”大军里，花伯伯同大家一样，只能低头认罪，唯命是从。

六十年代末，花伯伯被安排在医院里负责挂号。虽然这样的事不应该由花伯伯这样的人来做，但被“改造”过的花伯伯竟也没有半句怨言。他带着他永远的笑容和谦和，很敬业很认真地做这份简单得不必有任何医学知识即可以做的工作，认真得让你觉得这个人怎么就这么天真呢？等到七十年代，花伯伯终于等来了平反的一天，但他却已经老了。而且很快就得了病。所有他应该得到的东西比方房子，都因了这“老”而不再有他的一份。老而病弱的花伯伯在床上躺了七年，一家人就始终住在两间很小很小的房子里，用着公共的厨房和厕所，很痛苦也很无奈。

我最后一次见到花伯伯时，他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那是在我一次出差的前夕。正是那天，我离开后几分钟，花伯伯便离世而去。当我出差回来再去花家时，便只看到了花伯伯的一份遗嘱。遗嘱上写着要把自己的尸体给医院留作解剖用，还写着他的丧葬费和抚恤金不必发了，请用那些钱买些糖果给幼儿园的小孩子们吃。读着那份遗嘱，我心里有些难过，也有些茫然，我想象花伯伯这样的人，他对他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怀着怎样的一副慈悲情怀呢？为什么生活对他那样恶，他却永远以善来回敬生活？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善有善报”。我曾经对这句话深怀敬意。然而，当我看到了花伯伯的善良一生却又坎坷一生的经历，便觉得生活给我们的感受和书本给我们的道理，相距十分遥远，甚至想，人一生总是善良是不是就对了？

南阳生在手机上，又看了作家方方写的另一篇日记『为什么你的脸上满是忧伤？』。

方方在日记中写道：

1966年，我父亲的单位贴出了一张告示，公布了一批必须退出“富余”住房者的名单。我父亲的名字也在其中。其实那时我家住房连厨房带卫生间也不足80平米，一家男女居住并不宽敞，但告示已出，想不退房也不行。所以，只好退了。退房后，何伯伯一家就搬到了我们隔壁，与我家门挨着门，共享厨房和厕所，就像现在的团结户一样。　　

刚搬来时，何伯伯并不在家，只有何妈妈和他家的小儿子何承志住在这里。因为都在同一单位，所以我们很快就知道：何伯伯是勘测处的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分子，已下派到外业队。记得乍听这消息时，我大大地吃了一惊。

何家有六个儿女，其中两个在新疆，另外三个也都没住在家。何妈妈是个很风趣的人，喜欢读书，又很会烧菜，两家人虽然一起共享厨房厕所，却相处得非常好。他们家儿女回来没有地方住时，便到我家来挤；而我母亲有时外出就让我在何家吃饭。真有一种亲如一家的味道。但何伯伯却是很少很少回家。何家人中，我最后见到的人就是他。只是从我第一次见到何伯伯起，就觉得何伯伯脸上始终有一种淡淡的哀容。

邻居做久了，我渐渐地了解到何伯伯一生的经历。这是很让一个旁观者觉得惨痛不已的经历。何伯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学的是地质，曾经做过李四光的学生。后来成为地质工程师。因要修建三峡，被作为高级人才专程请来武汉工作。我见过何伯伯年轻时的照片，英俊潇洒，并且脸上颇有几分傲气，与我后来认识的何伯伯在气质上有着天壤之别。大约在五十年代末，残酷的政治运动，使何伯伯从他一生的高峰一直跌到低谷，谁也没有弄清他到底是被什么原因弄成这样。他被下放到外业勘测队，从此便在那里的伙房里烧火做饭，一直到他退休。

退休后的何伯伯，沉默寡言，在很长的时间里，见什么人都客客气气，点头哈腰，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子，倘若相遇，他也是忙不迭地让路。无论旁人说什么，他都会温和地附和，仿佛已成习惯。在我成人后，一想起当年何伯伯的样子，就觉得“改造”这两个字实在是可怕。因为何妈妈身体不好，何伯伯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事情，煮饭买菜倒垃圾，他什么事都会做。除了他温文尔雅的说话外，你从其他方面很难想象得到他当年曾经是中国最著名学府的毕业生，更难想到他曾是一个颇有建树的高级工程师。

但更惨痛的事情并没有结束。何妈妈在何伯伯退休没多久便一病而去。因了何伯伯的问题而负气去了新疆的何家二哥也接着病逝。为二哥的死，何伯伯哭得非常伤心，因为二哥是何家非常出色的一个儿子。他长得很帅，多才多艺，学习又好，却因了何伯伯的问题，他没能上成大学，一气之下去了新疆。哭泣时的何伯伯一定是把儿子的早逝归咎到自己的身上。这或许是何伯伯一生伤痛中之最痛。

以后，何伯伯就同小儿子何承志住在一起，帮他做家务和带孩子。不知什么时候起，何伯伯开始写书，那一定是他当年就想要写的学术论着。他每天在做完家务之后，便趴在桌前不停地写呀写的，有时还跑到远远的图书馆查找资料。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何伯伯仍然坚持着书不停，真所谓耗尽心血。有一天，何伯伯终于把书写完，可是……可是……又有哪家出版社会出版这样一本书呢？

何伯伯终于因病住进了医院。那时我已搬家，很难同何伯伯见一次面。住院期间，何伯伯很想见我，何承志便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于是，我急急忙忙地赶去医院。那天何伯伯精神很好，但他已经不能说什么话了。见到我，他的脸上露出一点点笑容，但只一会儿，便又回到他以前满是忧伤的表情，这是在很多年里我所熟悉的表情。那副表情令人难以忘怀，也令我不停地自问：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一生充满痛苦和悲伤呢？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非要让一个人付出他一生的生命来作为代价呢？

何伯伯用心血写成的那本书，像何伯伯的命运一样悲哀：它无声无息地躺在某个角落里，恐怕永无出版之日。

南阳生在手机上看了作家方方写的日记『为什么你的脸上满是忧伤？』。他慢慢地站了起来，他想：外公何家福和老中医柴健华俩位老人的故事，应该能写一部书，但这样的书究竟是虚构的小说，还是夸大的人物传记？又有哪一家出版社敢于出版这样的书？

有的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就像是流星，瞬间迸发出令人羡慕的火花，却注定只是匆匆而过。时间会慢慢沉淀，有些人会在你心底慢慢模糊。外公何家福和老中医柴健华俩位老人的故事，只会永远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泪。

此时的南阳生突然变成了两个人，前者对未来抱有希望，相信靠自己的努力拚搏，会改变命运；后者对未来感觉虚幻，个人在社会群体中不可能有什么自由和独立，所有的人好像奴仆一样生活在主人的脚下，任何不满和反抗都会受到鞭子的惩罚。世界上最凄绝的距离，就是一个人瞬间变成了两个人，人生的前后距离居然相差很远，前者与后者几乎互不相识，社会会变，人心也会变。

现在的南阳生显然已经不是以前的南阳生了。他的思想发生了裂变，他对人生和社会的认知也发生了裂变。

莫名的失落，说不清为什么，只是在他的心里不停涌起一阵阵的怕。他怕看到自己会象外公何家福和老中医柴健华那样很快就老去，他怕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爱自己，也怕自己不会爱上谁。可他又在不停地找那一份真爱，不停地完美自己。怕身边那些交心的朋友们，一个一个离开。怕他爱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又不喜欢。特别是当他与自己的妹妹南丽娃和弟弟南山云交流后，他发现兄妹之间对社会的不同看法，会改变彼此对亲情的执着，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痛，有说不出的无奈，但是他又无法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如果越是这样，心里就越难受。

人生都习惯被爱的感觉，但在喧哗复杂的社会中，你我都是擦肩而过的过客，如果停住脚步，当所有的人都消失时，你唯一能看到的可能只是自己的影子，凝望着自己的影子，那影子会变幻，但也会远去，也会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