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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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悲伤的历史，记载那些随风飘扬的过往，而那些悲伤的经历，就飘飞于由岁月缔造的伤痕之中，从而缔造出更悲伤的痕迹。何家福老了，如今却是那样安详、那样平淡，一切似乎都已伴随时间的流逝而淡忘，唯独面对自己收养的外孙南山云，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他……回忆从前的日子，是那样的痛苦和无奈。何家福为了让自己的外孙南山云平安地度过一生，劝说他一定要远离政治，他讲述了“四清”运动那些事。

毛泽东为防止中国会出现苏联的悲剧，他决心在中国城乡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开展“四清”运动。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毛泽东主席指出：“在最近几年滋长起来的许多损害社会主义的现象，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一切贪污盗窃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罪行”。他号召：“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的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讲话，实质上就是“四清”运动的性质。毛主席把它看作是阶级斗争。在此期间，毛主席号召党的各级主要领导人，其中党中央领导人，都要下去“蹲点”，亲自抓“四清”运动。

从1964年开始，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督促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由试点转向全面铺开，成了全党全国的一项中心政治工作。各省、各中央机关都动起来了，派出了大量工作队。各级领导亲自带头，下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刘少奇1963年一直忙于国际事务和反修斗争方面的事，对“四清”运动没太管。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重点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和河北省保定地区搞“四清”的经验。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从这次会后,在全国约有三分之一的县、社进行了四清运动。这个运动是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的运动,既是为了整顿经济生活中的“混乱秩序”,也是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大跃进”以来的群众运动建设方式,使经济范围内出现了混乱现象。在宏观经济中表现为一些人倒买倒卖国家紧俏物资;在微观经济中,则表现为管理混乱,多数企业、社队财产账目不清,干部多吃多占很严重。通过行政手段治理这种混乱现象,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四清运动是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重大行动。关于这种政治目的,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即有明确的说明。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四清运动不仅在方式上“左”的色彩很浓,在内容上,也完全受已经形成的“左”的理论的支配,将阶级斗争突出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理论上极力强调阶级斗争在运动的各项具体内容中的中心地位和重大意义。《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强调:“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则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运动的实际内容上,则把展开阶级斗争和“夺权”作为中心内容。

而作为全国“夺权”典型的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的所谓“反革命两面政权”的冤假错案,即产生于以上背景中的社教运动。

1963年夏天,河北省委已经在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蒲蓝大队搞过了“四清”试点。同年冬,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四清”工作队根据省委的指示,参照蒲蓝大队试点的经验。这个工作队是由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带领的。

工作队拟定了工作计划,大体分了几个步骤:先搞扎根串联,讲“双十条”,初步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然后搞“四清”,“洗澡放包袱”;再搞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

王光美在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并不仅是由她作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又称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工作队进村以前,先在秦皇岛学习了一个星期,在该地订的初步计划是3个月,可是进村后“越搞越复杂”,实际上搞了5个月。

在刘少奇、王光美合创的“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像比比皆是。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燕飞”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它很可能就发源于“桃园经验”！

1964年以后，刘少奇的注意力才开始转到“四清”运动上来。1964年5月至6月，中央开了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会上进一步强调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主席在会上说：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刘少奇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提出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成立全国“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并主持修改《后十条》。这样，指导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刘少奇的一项重要工作。

为了实现“反修防修”的战略目的,也由于对基层干部的问题估计得较为严重，四清运动采取了和以前的政治运动不同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运动的领导，不是由原单位、原地区的领导人负责的，而是由上而下派遣工作团(队)全权负责；在工作方式上,则采取了战争年代开辟新区的做法，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进而在此基础上“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再进行清查和“夺权”斗争。固然，从清查经济问题来说，由上而下是必要且正常的，否则自己查自己，自难有结果。但一开始就以对待“阶级敌人”的方式对待基层干部，扩大了打击面。

刘少奇对“四清”运动的看法和做法，同毛泽东截然不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对“四清”运动性质提出的看法是：（一）“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二）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

196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刘少奇的上述提法。同时，否定了刘少奇主持制定的《17条》，重新制定了《23条》。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争论和斗争的焦点是“四清”性质问题。

1963、1964、1965年，三年中下去“蹲点”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大区（含大军区）领导干部、中央各部委领导干部不计其数，写给党中央的“报告”如雪片飞来。情况确实十分严重。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者绝没有料到毛泽东刘少奇之间会有如此严重的分歧和冲突。其实，这场斗争由来已久。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当时）原因。

这是从 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来，党内主要领导人之间又一次最严重的争论和斗争。毛泽东改变了对刘少奇的看法和态度，把刘少奇当做赫鲁晓夫看待，开始下决心搬掉刘少奇。

何家福对外孙南山云说，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王光美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老毛的文化大革命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老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首先，“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老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桃园经验”也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

然而， 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的“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

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对夫妇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毛泽东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

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过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不再完美。有些事，经不起再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