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86）

 

第16章 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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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韧不拔是是中国人号召的民族精神，宽阔胸怀依旧是中国人停歇的港湾，中国人对那些政治人物的谆谆教诲，仍然不曾遗忘。文革岁月的流逝虽然使那些两鬓添霜的老人们，感慨万分，有诅咒，也有怀念。时间能带走一切，长年累月会把你的名字、外貌、性格、命运都改变。时间同样会改变国运。时间会匆匆流去，但回忆，永远存在。

一日无二晨，时间不重临。很多我们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忘掉的事情，就在我们念念不忘的日子里，被我们遗忘了。如文革的那段历史，大多数人表达了憎恨与愤怒，但还有少数人依旧怀恋，希望文革复活，有些人甚至穿上了绿军装，唱红歌，跳红舞，没人说这是犯法。

但是，李大道似乎代表了另一种人的心态，对文革的历史刨根究底，非要查出个真相才能出口怨气。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二十世纪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是怎样发生的？应该怎样认识它，评判它？它还会不会再次发生？至今，答案众说纷纭，笼罩在这些问题上的仍是一层神秘的面纱。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由他本人的重大决策失误和“路线错误”引发的政治反弹的全面镇压；毛泽东在党的权力核心层建立新的平衡、并对全国各级党政权力构成进行重新洗牌的尝试；一场由一党政体的最高领袖为维护自己的最高权力而引发的全国性的政治动荡和社会灾难。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过程都非常复杂，有许多必然和偶然的因素相混合，但其总的历史脉络的形成是由毛泽东为解除本人在党内面临的权力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决定的。顺着这条脉络，也许可以找到文化大革命内在的历史轨迹。

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继续实验“三面红旗”一路造成的恶果，到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划上了一个句号。

七千人大会是在全国饿死了两千万人、钢、粮、棉、煤等主要产品产量和国民经济各项指标急剧下降的背景下召开的。大会的初衷是解决迫在眉睫的饥荒问题。这样一个将与会者延伸至县委书记和各重要厂矿企业的党委书记的中央工作会议，所要解决的决不仅仅是中央下面的“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问题，它必须对几年来实践“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进行反思，它必须解决这些严重恶果的责任由谁承担的问题，同时它还必须拿出一个摆脱困境、寻求发展的完整的思路和办法来。

面对这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毛泽东的确是头脑清醒的。他深知，全国饿死了上千万人，出现了“信阳事件”这样妇女几乎人人穿白鞋、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恶性事件，正如刘少奇所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都是要“上书”的，下“罪已诏”的。作为这一系列巨大灾难的始作俑者，作为全党最高领袖，他无疑负有不可推卸主要责任。

问题是，毛泽东以什么方式来承担这些责任，承担到什么程度，党的核心层中的其他人对他的错误和责任怎么看，党的各级负责人又是怎样想的，在“纠正”这些错误中，人们会怎样想，怎样做，怎样对待他，这些问题，毛泽东心里无底。

毛泽东到底是毛泽东。他不想把这些尖锐的、不可回避的矛盾和问题遮着、掩着，他不想让七千人大会沿着解决所谓分散主义和集中统一问题的方向走过场，他不想自欺欺人，他要把这些问题彻底弄清楚。当然，毛泽东这些想法很可能是在看了会前急急匆匆送给他审阅的大会报告稿前两部分后迅速明晰起来的。

这个报告是由刘少奇、邓小平负责主持起草的，为此，还专门搭了一个起草班子。这个报告怎么写？其实在大会前12月20日的小型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为大会定了调子，当然也为报告定了调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调子呢？即形势基本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过去的经验教训主要是有了总路线，但缺乏一整套完整的的具体政策，就是说，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不容怀疑；过去的错误中央要首先承担责任，其次是省委、地委、县委。

可见，按照这个调子，实验三面红旗引发的恶果不会上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毛泽东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无法动摇。这是毛泽东坚守的底线，只要不突破这个底线，毛泽东是迟早准备全线退却的，他不仅要让中央承担三面红旗造成严重失误的责任，而且自己也准备承担主要责任，不这样做，他就无法继续维持在党内的权威和威信，就无法继续取信于党内广大的党员和基层干部，个中利害，毛泽东是非常清楚的。一方面向常委、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们吹了风，定了调子，亮出了自己的“底线”，另一方面准备进行最大限度的退却，主动承担责任，毛泽东自以为留足了回旋余地，他不再担心大会报告会违背自己定下的调子，也不再担心大会会脱离预想的轨道发展。

当然，总的看来，报告并没有突破毛泽东的底线，也是按照毛定的调子起草的，但其中一些“关键词”的斟酌上出现了某些模棱两可的倾斜，某些用意难辨的暧昧，使毛泽东感到意外和不安。

而这一切，都和刘少奇在主持报告起草过程中的“强硬”态度有关。在报告起草中，刘少奇一反常态，多次要求报告要“成绩讲够，缺点讲透”，强调对“四年的错误、缺点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要下猛药”，并指出四年的错误和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党内过火斗争、缺乏民主生活、只批右不批左有关。

刘少奇的态度，反映在报告初稿上，就出现了如下几个和毛泽东的“调子”不和谐的“音符”：如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没有突出或单独讲；而讲错误、缺点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等等。依毛泽东多年政治斗争磨练出来的敏锐的政治嗅觉，虽然也找不出什么明显的“大错”，但却嗅出了事态的严重，产生了“后院起火”的不祥的预感。于是，毛泽东决定把报告交由大会讨论。

从1957年反右、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形成的一贯思想和作派来看，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可能有如下几种心态：其一，报告初稿中出现的不和谐“音符”决不可能局限于政治局常委中个别人的想法，它在党内各级干部中肯定有相当的市场，必须把党内各级干部的真实想法弄清楚，才可能为坚守“底线”作出相应的对策；其二，仅仅在中央核心层解决几个常委或政治局委员的思想分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引起党内广大党员干部的不服。相反，如果大部分与会者的意见拥护他的思想路线，那么这对中央核心层中少数人的反对意见，将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而对于绝大部分与会者的“愚忠”和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对他的拥戴，毛泽东是坚信不移的。这种撇开中央核心层而直接求助于党内中高层干部的支持，也是毛泽东独到的政治谋略之一。其三，在广大与会者充分发表意见之后再让常委逐一表态，不失为摸清他们真实思想状况和真正政治立场的最佳良机。摸清“敌情”，辨清“敌友”，一切就好办了。

在七千人大会上，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毛泽东只打算退却，不打算“进攻”，退，而且要退够，这一方面是对自己重大失误的“赎罪”，一方面是继续取信于党员干部必须付出的代价，还有一方面是坚守自己政治底线所必须作出的让步。

回忆，一片片凋零。迷茫的红尘，如烟的往事，像萧瑟的秋风，擎着回忆的叶子。这段历史的回忆就像是一面镜子，但这个回忆只属于无奈而又让人迷茫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