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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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大饥荒，给了我们一段最凄惨而恐惧的回忆。回忆中的那座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却是通往折磨和痛苦的死牢。真正能伤到我们的总是那些回忆，

被遗忘的曾经，至少还是个回忆。但如今能回忆的东西，证明已经失去了。前辈们的回忆，也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年轻一代不会知道那些真相，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痛苦的回忆。他们更不知道自己目前遇到的所有不幸和苦难，正是过往的重复再现。

何家福对过去似乎非常麻木，他对李天道说：“如果回忆无法回去就让它过去好了。如果回忆能重现，那么我就会重新陷入痛苦之中。学会忘记吧，我正在学会忘记，学会不用痛苦的回忆去折磨自己。”

李天道则不然，他笑着说：“是不是回忆足够多，就会让我们重归痛苦？没有回忆的人生，未免苍白了一点。回忆，总有眼泪。但深浅不一的回忆，只要付之一笑就行了。回忆只是一场看旧了的时光。对这段旧时光，我越老越怀念，怀念那些逝去的流年，居然让我从折磨和死亡中依然活着走过来了。老了，我们老了，但我们的回忆可以告诉孩子们，让年轻人读懂过去，也读懂现在，其实，现在正重复着过去，忘记过去，也就没办法预测未来。”

李天道依然叙述着大跃进-大饥荒那个时代的故事。

早在 1958 年，大跃进造成的大灾难逐渐暴露，不少地方就已发出饿死人的信息，其中云南省当年 38 万多人患浮肿病，死亡 39万人。到 1959 年 4 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 15 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已达 2517 万人。这些省市的报告老毛不仅看了，而且都有批示。老毛亦因之提出纠偏，但老毛的一切纠偏措施以不伤及他提出及力主的“三面红旗”为限，而“三面红旗”恰恰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老毛不敢正视他自己“亲自发动和领导”

大跃进的严重错误，总是夸大大跃进的“成绩”，总把“成绩”和问题说成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纠偏时只能谈“一个指头”不能伤及“九个指头”，绝不能怀疑“三面红旗”，影响自己的主张和威望。

1959 年 7 月，大规模饿死人发生之前，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张凯帆听说其家乡——渔米之乡无为县左祸猖獗民不聊生，来到无为调研后提出解散公共食堂、退还社员房屋和自留地、允许农民养鱼虾充饥等救灾救命措施。无为人民庆幸终于能够活出来了，许多地方也看到了一线逃命的生机，变相剥夺老百姓吃饭权利的公共食堂在安徽省倾刻垮掉了 80%。

岂料老毛龙颜大怒，痛斥张凯帆“投机革命”、“大闹无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钦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在安徽的代理人，并株连到全省各级干部，仅批斗处分的无为籍干部就有 28741 人，张凯帆家人亲属被整死20 多人；农民稍有不满就被逮捕甚至遭枪杀，以致监狱人满为患。致使大跃进的祸害急剧膨胀蔓延，安徽不幸成为大饥荒死亡率最高的省，绝对死亡数仅次于四川。无为县总人口1957年底982979人，1960年底662557人，三年净减少 320422 人，总计饿死 30 多万人，相当于发生了一次南京大屠杀。

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挺身而出，如实反映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并希望认真纠错时，由于违反了老毛只愿对大跃进的一些细枝末节纠偏、绝不能全局纠错从而有损大跃进、人民公社和自己的威望，致使老毛歇斯底里勃然大怒，不但把彭大将军打落马下，而且使 1959 年春天的一切纠偏措施来了个急刹车，使 1958 年的那种错误政策进一步泛滥开来，从而使原本打算降温的大跃进更加疯狂，大饥荒亦因之猛烈加剧并持续到四五年之久。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灾难，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灾难。老毛在庐山会议上裹胁全党对彭德怀施以“机关枪、迫击炮及其他”的火力攻击时，曾经怒发冲冠地发下毒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

表达了老毛不惜一切代价将大跃进进行到底的决绝与固执。1959 年庐山会议从发现问题想予纠正的原意，转变为变本加厉扩大错误“继续跃进”，维护了极权制度，强化了皇权专制，起到了杀鸡吓猴、迫使中共高层面对国之大难也不得不盲从的恶劣作用，使得偌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再没有人敢对老毛的胡作非为说一个“不”字。

1959 年反右倾时，河南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开封地委书记张申等，因采取了一些救灾救命措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慧智被整得神经失常要跳洛河。郫县转业军人杨心田给工作组干部提了意见遭毒打被迫外逃，成都市公安局将杨作为流窜犯抓回来，被斗争后没几日就丢了性命。

1960 年代四川资阳县一位汪姓男子结婚，却拿不出什么招待客人，新郎为摆脱尴尬随口说了句玩笑话“我们最好成立个中国人民改善生活党”，当天夜里新郎、新娘和到场贺喜的亲友即悉数被捕，全部以“成立反革命党派”治罪，新婚夫妇双双判处无期徒刑。

1961 年，陕西“农民思想家”杨伟名联合几位党员干部写出《现在形势怀感》等文章，提出“初期社会主义”理论及如何发展农业经济的真知灼见，受到中共西安市委、陕西省委、中共西北局的高度评价，却引起毛皇帝龙颜震怒，杨伟名和妻子被逼服农药自杀……毛时代残忍血腥的皇权专制，迫使全体国民三呼万岁跪地为奴，包括一干党国大员也如同家奴、动辄得咎，与“站起来了”“当家作主”“主人翁”“为人民服务”的说教，有着多么巨大的反差！

“大跃进”是老毛狂热冲动的产物，是一场因“伟大领袖”好大喜功、狂妄自大而造成的民族大灾难。由于一党独裁变成了一人独裁，老毛的行为失去了任何制约，庐山会议不仅没有达到纠错目的，而且以“反右倾”继续放大错误，1959 年上半年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不仅停止实施，还当做右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进而将大跃进推向无底深渊，推动中国加速往火坑里跳，造成了远远超过庐山会议之前的生命大灭绝。尤其是1959 年秋冬至 1960 年春的短短半年时间，由于大搞“反瞒产私分”的暴力逼粮、酷刑打压，其所造成的打死逼死饿死等非正常死亡，绝对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哪怕是任何大规模的战争中短短半年时间所能造成的人口死亡。

而从社会背景和制度根源上看，建政之初以掠夺方式杀害了 200 多万农村精英、优秀种田人（地主等）的暴力土改，以镇压反革命名义和朝鲜战争掩饰实施的大屠杀，枪毙了诸多国军抗日将领、社会精英人士，加上以取缔会道门和迷信组织名义对宗教信仰的残酷打压，摧毁了几千年的农村人文生态，毁灭了传统的国民性，造成了普遍的道德堕落，从而为暴政和暴民的泛滥成灾首开先河；三五反、三大改造、反胡风、肃反等运动，接连不断整人害人，制造冤假错案，大搞暴力统治和政治倒退；迫使人民终生为奴的统购统销，户籍、粮油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消灭个私经济大搞穷过渡，从而把“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搞成了“全民枷锁制”、“全民空有制”；加上从物质到精神各个角落的严密控制、全面专政与穷尽古今的政治高压、思想改造、反复洗脑……

可以说古往今来没有任何极权制度能够将人类的彼此相残发挥到如此恐怖的极致。这也是这场使全人类笑掉大牙却又无比悲痛的大跃进-大饥荒之所以能没有阻力、顺利发生，以及出现各种丧失人性、互相残害，不断打死整死饿死人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如果不是老毛将一党独裁搞成一人独裁，如果张凯帆的救灾救命主张能获得起码的尊重而不是有违旨意就往死处整，如果彭德怀等正直党人反映人民疾苦和极左祸害的“为命请命”，能获得人性的对待至少不亚于正常的君臣关系（且不说民主），而不是以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丧尽天良、心狠手辣的流氓习性挟私报复打翻天印，从而不顾人民死活，将已经造成巨大灾难的“大跃进”进一步推向恐怖的深渊，何以会使大规模饿死人的旷世人祸持续四五年之久？何以会造成庐山会议后中华大地惨绝人寰的生命大灭绝！？

李天道在回忆中反省和自问。他说：回忆能让我们从噩梦中醒悟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