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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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福及他的外孙南山云一起去探望老战友柴健华，路上结识李大道，在即将到达高岭镇时，何家福和南山云与李大道分手了。

南山云对何家福说：“外公，这个李大道一路上讲了很多政治运动的事，我听了好生奇怪，中国怎么发生了这么多事，报刊杂志上却看不到这些议论。你为什么一路上一言不发呢？”

何家福犹豫了一下：“这个李大道所讲的事，确实存在过，但有些人在另外一些人的生命里注定是无关紧要的角色，不管怎么努力都超越不了。追求的梦想始终是个泡影，得到了什么了呢。付出的越多，却失去的更多。悠长岁月平静，无事亦是蹉跎……”

李大道认为：“梦想”，相信心的力量，循着微光去追求那份积存已久的渴望。轻轻地梵唱着，炽热的目光迎着扑面而来的陷痛，在潺潺流逝的时间长河里，只因用尽全力地追逐过，我无悔。

何家福望了一下外孙南山云，说道：“李大道说，没有多少年轻人会知道在中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这话没错。我为什么不对你说这些事呢？因为这些都 是很伤透心的事。我只希望你活在快乐之中，纠缠过去的痛苦，又有什么意义呢。”

何家福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歇凉亭，对南山云说：“我们在这小亭子里休息一下吧。”

南山云搀扶着何家福来到了歇凉亭。何家福在凉亭的条椅上坐下后，环视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对南山云说：“我这一辈子几乎都是在流浪中度过的。年轻时，我是个穷孩子，万恶的国民党将我抓壮丁给抓走了。我当时又气又恼。但很快就接受了国民党的洗脑教育，让我们当兵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这是为了国家，也是为了自己和家人。在国家危亡之际，好男儿理应担当起保家卫国的责任。我参加过与日本鬼子面对面的厮杀，我杀死过日本兵，我的腿被日本人炸了。我不是什么胆小鬼，我为了国家和人民，牺牲了自己的一条腿，也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我对得起这个国家。”

何家福在歇凉亭用自己的拐杖敲打着水泥地。他又说道：“内战爆发了，我和你柴健华伯伯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我们成了国军的逃兵。当新中国成立后，我俩也激动过，高兴过。可是接下来的镇反运动、大饥荒将我们吓呆了。共产党要清查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特务。我和你柴健华伯伯成了国民党的余孽，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地挣扎着活着。流浪，流浪，这是我们唯一能茍延活下去的选择。”

南山云又说道：“我又贫穷又残疾，我没能结婚生子。但我相信好心必有好报，我收养了你的养母何中兰，又和她收养了你和南阳生、南丽娃三个可怜的孩子。我总算有了一个家，有了你们的陪伴。你们让我不再孤单，也让我尽了一份天责。”

南山云的眼眶湿润了，但不让自己的泪流下来。

何家福对南山云：“云山，你长大了，有些事应该告诉你了。我老了，余生将烬，应该告诉你一些过去的事，记住过去，是活好当下。”

何家福告诉南山云：“我不完全同意那个李大道的说法，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因此对社会对生活的看法也不会一致。我曾经认识了一个叫韩梭的人，他满腔热情地积极报名参加了志愿军，但刚上战场不久就成了美国佬的俘虏。后返回国内，受到了人们的白眼，一生压抑。他对我讲述了朝战那些事，显然与李大道的说法有些不同。当然，我并不反对李大道先生所言。”

何家福开始向南山云讲述了韩梭回忆朝战的那些事：

韩梭满腔热情地参加了志愿军，也就是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在抗美援朝的隆隆炮声中开始了。韩梭的父亲那时在华东军区司令部后勤部的下属单位担任连级干部。韩梭的父亲告诉他，“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时温度并不高，只有80度，基本上是和风细雨。有一天，《人民前线》报发表了陈毅司令员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以及毛主席的批示。陈司令员说：“山高林密，老虎众多”。毛主席批曰：“打老虎，肃清贪污”！《人民日报》发表了天津市委书记张青山、市长刘子善因贪污受贿生活腐化被处以极刑。

韩梭的父亲说，1953年朝鲜战争边打边谈，国内剿匪仍在进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非常重视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军队必须由“小米加步枪”转变为“飞机和大炮 ”阶段。后勤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解放战争时期那种打到那里，吃到那里；武器装备、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取之于敌的方式已经结束了，“蒋介石运输大队长 ”“下岗”了，他跑到台湾“再就业”去了。我军必须建设自己的现代化的后勤保障体系。没有现代化后勤，就没有现代化战争。

1954年，全军仿效苏联军队的一套。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有苏军顾问团，他们西装革履，按时来上下班，来去都配有翻译。

当时毛主席号召我们“一边倒”。他说，我们学苏联，什么都照搬照套。“一边倒”学过了头就变成形而上学，为害不浅。毛泽东主席生气了，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决定在军内批判教条主义。代表人物点名萧克，时任国防部副部长。萧克后面还有人，刘帅挨批了，但不公开点名。批教条主义之后，刘伯承元帅就很少露面了。批判教条主义之后，情况有了很大改观，我军的传统得以发扬，生搬硬套苏军的那套做法被遏制了。六十年代中期，中苏两党由意识形态的分歧，发展到国家关系恶化。“一边倒”学习苏联老大哥不提了。党中央毛主席发出“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号召。

朝鲜战争硝烟熄灭，志愿军陆续回国。但是，韩梭的父亲看到儿子回国了，却高兴不起来。因为韩梭是美国佬的俘虏，是与美国俘虏交换后回国的。中国人尊重的是宁死不屈，儿子在朝战中没有立功，相反挂了个贪生怕死的恶名。

朝鲜战争结束，党中央、中央军委十分重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保卫祖国，保卫和平。我军即将停止供给制，实行军衔制和薪金制。大规模整编工作，审查干部工作，军官教育培训工作，部队齐装满员全训工作即将全面展开。各军兵种建设同时进行，我人民解放军面临历史性的大变革大建设大调整阶段。方针、路线确定之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干部。审干政策为有成份论又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成份重本人，历史看表现。“肃反”政策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重证据，禁止逼供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究，立功受奖。

因为韩梭是美国佬的俘虏，居然这事影响了他父亲的政治生涯。韩梭的父亲在审查干部时，受到了冷遇。1955年肃反运动结束后，虽然没有受到政治冲击，但内定不再重用。

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薪金制。党中央，中央军委制定了授衔的缜密政策，毛泽东主席曾经讲过一句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 

1955年8、9 月间，部队开展紧张的正规化军事训练，以迎接授衔。头戴大盖帽，肩佩军衔章，腰束武装带，足履大皮鞋的人民解放军军官，总不能再搞游击习气了吧！新的《内务条令》和《队列条令》对军人的举止动作和着装做了一系列规定。走路二人成伍，三人成行。迈腿摆手遵守章法。见到上级要敬礼，开口要报告，坐车要让座。许多老红军、老八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不能再“穿新鞋走老路”了。衣冠不整，歪戴帽子，吊儿郎当的样子要彻底整肃。在授衔时，很多同志被缓授，主要原因是审干“肃反”中有些问题没搞清楚。令韩梭的父亲感到万分失落的是他也列入了缓授军衔的名单。其实是一辈子丢失了军衔。

1956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那个时候，军官们谈论的话题多是衣、食、住、行。冬天做便衣要哔叽、华达呢、麦尔登，夏天要凡立丁、绫罗绸缎。看京戏要看《玉堂春》《龙凤呈祥》和《借东风》等等。梅兰芳和马连良也不时出现在南京的人民大会堂。有的营团干部不大参加这些活动，他们另有“任务”。什么“任务”呢？他们忙着“休妻”，争当陈世美。他们要“破旧立新”。

但此时的韩梭父子已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在韩梭记忆的脑海中，父亲可蔼可亲，朴实大方，深受战友们的爱戴。他的父亲给予他无限的关爱，他像一盏灯，为他照亮了前途。父子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但这一切都成了过去式，父亲开始酗酒，骂天骂地了。

父亲醉酒后，曾说在全国解放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向全党发出警钟，毛主席在“入京赶考”中说过，敌人打不倒我们，防备我们自己打倒自己！

为了树立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战斗队工作队思想，保持部队常备不懈，防止脱离群众。1956年，毛泽东主席委托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帅到各大区部队视察。四老帅视察后向毛主席报告，部队从大军区机关到团机关存在“五多”现象。“五多”是会议多、文件多、表格多、电报电话多、楼堂馆所多。缺乏面对面领导，缺乏现场办公，铺张浪费严重。遇到问题互相推委，互相踢皮球。没有认真树立为部队服务、为基层服务的思想。

这“五多”层层下压，最终导致条条小河归大海，把连队压得喘不过气来。一个连队无论那一项工作出了名，就会招来一场“灾难”。

比如射击冒了尖，军训部门就会来要材料、拍照片、搞采访、做报告。文件、电话、电报、会议不断。连队领导要陪着“小姐”读书，陪着“公子”舞剑。而且不敢怠慢。每顿吃饭还要增加一个炒鸡蛋。其他诸如：文体活动、食堂伙食、劳动生产、学习先进等等，凡是冒尖了，都要“三堂会审”。

连长、指导员成天忙于应付“五多”带来的迎来送往，那里还有精力和时间去考虑和解决连队存在的实际问题。它严重地影响了连队建设。

韩梭的父亲说对他说，我军的战斗力是在连队形成的。连队党支部建设，政治思想教育，各项训练工作，施工营建等，都需要连队的基层干部来抓。“五多”的冲击，把连队基本建设冲垮了。毛主席提出，打倒官僚主义，打倒当官做老爷，清除繁琐哲学。

韩梭的父亲说到这里非常气恼，他说总政治部要求各级领导机关要树立既对上负责，又对下负责的思想。并规定机关干部每年要有3/2时间在部队在基层。南京军区党委1956年秋，召开800人的党委扩大会议和工作会议，全面检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繁琐哲学。结果呢，我却成了被训诫的对象，我始终认真贯彻毛泽东主席的号召，怎么会成了“五多”的反面典型？

韩梭非常内疚，总感到是自己的不争气，伤害了父亲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