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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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林子里，何家福和他的外孙南山云去探望柴健华途中，路上偶然结识了老汉儿李天道。三人同行，在穿过林子时，意外地发现了大饥荒时代的留下的无主墓葬群，原来这里曾是游魂饥鬼的地狱。

才18岁的南山云好奇地问外公何家福：“这大饥荒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无主墓地？”

何家福叹息道：“要了解大饥荒到底是怎么回事，恐怕还得从信阳事件说起。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当时的河南省信阳专区，包括今天的信阳市、驻马店市，出现了大面积饥荒，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这一事件，也就叫信阳事件。

1950年代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信阳地区浮夸盛行，伴随人民公社运动，频现的“卫星运动”掩盖了浮夸风下粮食产量严重的虚报现象。庐山会议后在河南省反右倾风潮下，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即使如此，粮食征购目标仍难以完成，整个事件最终成为大饥荒时期典型的地方饥荒事例。据河南信阳地方1961年呈报中共中央报告显示，该事件至少造成1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何家福回忆起信阳事件，如今有了深刻的反思。他说道：为响应1957年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的“大跃进”号召，1958年春，时任遂平县农业工作部副部长的陈丙寅向信阳地区提出了合并农业社的想法；嵖岈山乡则发动村民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口号游行，请求成立大社。与此同时，中共高层也开始酝酿工农结合的基层组织单位人民公社。嵖岈山乡合并大社的想法和高层设想的人民公社一拍即合，陈丙寅的想法被立即批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单是固始县的七一公社就有46161户，201075人，为河南省最大。信阳遂平县嵖岈山第一座人民公社在“大跃进”的风潮下很快获得关注：虚报、高报的农业产量“卫星”和韩楼大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3821斤等报导相继登上《人民日报》。

何家福说道：1959年3月，中共中央置当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的事实于不顾，在上海会议上决定按照1958年的标准，在全国征购粮食1350亿斤，1350亿斤的征购粮便成为了信阳大饥荒的根源。全国农民人均留有粮在1959年和1960年已急剧减少，从1957年的250斤减少到174斤。1959年粮食减产11%，征购数却增加了14.7%。主要原因在于老毛在庐山会议大批彭德怀，并在全国各地发动反右倾，干部怕被当成右倾分子，级级相逼，用专政的手段强行从农民手中搜刮走他们的基本生活口粮。

何家福说，我还记得那时的民谣：

 

干部好似阎王爷，

大队好似阎王殿；

只见活人去，

不见活人还。

 

1958年，河南全省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281亿斤，而河南省委却鼓吹为702亿斤。而在今属驻马店市的原信阳地区遂平县的粮食收成由于大炼钢铁等原因而误了农时，小麦未能及时收割，导致10%左右的粮食损失。1959年的自然灾害致使欠收，信阳全区粮食产量32.58亿斤，比1958年减产46.1%。但在全国大跃进的背景下，信阳地区各县都虚报产量，信阳地区汇总后将产量虚报为72亿斤，进而在仅有大约32亿斤粮食存量的全信阳地区按照72亿斤的标准来征购粮。

基层干部难以完成征购任务，就逼迫农民上缴粮食，对农民的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11月底，河南密县已经出现饿死人的现象，1959年1、2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内务部、粮食部接连收到民众来信，反映河南东部地区的夏邑、永城、虞城、鹿邑等县，发生严重浮肿病和死人现象。

1959年8月，中共河南省第一书记吴芝圃庐山会议后回到郑州，立即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各县市层层揪“小彭德怀”，在全省内又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高潮。1959年河南粮食和经济作物继续减产，全年粮食产量只有210亿斤，但吴芝圃仍然举着高指标，强调估产为450亿斤。另一方面，随着反右倾的开展，党内人人自危；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挨批斗，而哪个农民若交不够粮食就会被捆起来吊打、关押拘留甚至拆毁房屋。

1959年信阳地区粮食欠收，实产粮食20多亿斤，但在反右倾风气下各县不敢据实上报。地委办公室将各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汇总后得到72亿斤的结果，地委常委（9人）讨论时，仅有专员张树藩一人认为欠收年总产量可能只有30多亿斤，最多不超过40亿。最后地委按50亿斤产量上报省委。据此，河南省委分配给信阳地区9亿的粮食征购任务，下面各级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层层加码，征购数达10亿斤。根据“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动用了民兵，指挥各县委挨家挨户搜查“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的粮食”。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余人，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圆满完成。信阳全地区征收了16亿斤粮食，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只剩100多斤，仅够食用4个月，潢川、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3个月。

五十年代曾经担任过上海市财政局长，因被打成右派而被下放到信阳地区商城县劳动改造的顾准，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粮断伙，农民开始逃荒。

1959年冬，尤太忠将军回到了故乡信阳光山县探望病重的母亲，他目睹当地乡民饥荒的惨状，所以心情极为痛苦。而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美籍学者崔琦，他的双亲都是信阳人，就是在1960年饿死的。

何家福为了核实一些数据，打开了手机，搜索信阳事件的信息。相关信息显示，在引起中共中央注意后，1960年12月，信阳地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

据初步揭发，正阳县原报去年冬今年春死1万8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8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3万来人，现增加到近10万。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很严重。西平县原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全县十三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十二个公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600余人，现揭发死人近4千，占总人口10%，有的队人口死亡达30%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12个中学，有8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关高中和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学生达28人，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受了极大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

相关报道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看完中央工作组调查报告后，对信阳的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分子当权的结果。他提出，信阳地区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彻底清除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老毛在召集各级中央局负责人的会议上对信阳事件定性说：“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了领导权。”进而推论全国到处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

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表示，信阳地主阶级复辟了，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地富反坏和国民党残余猖狂的原因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让信阳人民来个第二次解放。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派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陶铸、王任重等来到信阳开展“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央和河南省的干部主持鸡公山会议，表示信阳干部都不行。中央从各部委抽调452名干部、河南省委抽调1844干部，信阳地委抽调1483名干部对信阳地区进行整风整社，这些新来的干部接替原来的地、县、公社、大队的领导人职务，并且还集训了8000多原先的干部，特别集训5000多人，斗争和批判了10000多人。983人被撤职查办管教反省，275人被逮捕法办。 

1960年冬，河南省委改组了光山县委，派出工作组纠正“五风”错误，也就是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和强迫命令风。12月，信阳地委在发给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有这样的句子：“由于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这期间，信阳的8位县委书记被捕，除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由死刑改判为“死缓”外，其余几人被判2-3年徒刑。

196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受中央委托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其中有一条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允许农民保留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手机上有关于非正常死亡的数据。

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的死亡人数为38万，信阳地方志统计的死亡人数是48.3万。时任中央调查组处长的李坚和李正海两人向中央报告的数字是105万。1961年1月13日信阳地区呈报中央最后一次统计数字显示：全区总人口808万6,526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数107万321人，占到总人口13.2%。   

2012年，来自南京大学的研究者将因饥荒而没有出生的人口和因饥荒而外流的人口纳入统计，并分析认为，信阳事件在该地区造成了约125万的人口损失。

何家福说：“信阳事件被揭露后，也有过问责及追责。”

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承认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100多万，承认他“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不过吴芝圃没有受到严重处分。1966年8月文革开始后，郑州大学内出现了《千刀万剐吴芝圃》的大字报，大字报中称，“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之后，前往四川任职的吴芝圃被革命群众一路押回河南批斗，最终死于1967年。但1979年，吴芝圃获得了官方平反。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还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邓小平在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邓小平称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时任信阳地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第一政委路宪文在管押期间，因“能坦白认罪，愿意悔改”，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豫法刑一字第15号刑事判决书按渎职罪从轻处理，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从1960年11月16日起至1963年11月15日止。路宪文1975年重新入党，1979年任河南省百泉农业专科学校（现河南科技学院）校长，恢复副厅级高干待遇，1993年病死，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文革后其曾经多次上告要求平反，但被胡耀邦点名批评。

何家福对外孙南山云和老汉儿李天道说：“我和老战友柴健华那时流浪到信阳，信阳为了封锁消息和阻拦人员外逃，采取了严格的人员管控措施。但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信阳饿殍越来越多，以至于尸体无人掩埋，人吃人的现像也不断发生，仅固始县官方记载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县委以‘破坏尸体’为名逮捕群众。活着的人为求生计，开始大量外逃。”

何家福回忆道：“那时，老中医柴健华的父母先后病死。柴健华在战友的帮助下逃到了香港，他的弟妹也先后离开了信阳去了武汉。那时我和柴健华都30岁出头。柴健华去香港前，将自家祖传的一个旧宅送给了我。我因贫穷，又缺了一条腿，没能娶上媳妇。孤独地在信阳熬过了那段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