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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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回忆再美丽，终究只是回忆。我们要清楚的明白，个人的回忆，只是一个人的回忆，只属于自己的回忆。但对历史的回忆，时光会静静地离去，往后想起那些过往，想起那个时代，想起那个时代的那些伟人，只能在回忆里哭泣了。因为原来寄托过的梦散了，突然感觉一切都空虚了，突然感觉周围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了。回忆七千人大会就有这种感觉。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前就曾提议，每个政治局常委在大会上都要讲讲话。但几个常委的讲话，都是安排在大会的后期。对毛泽东来说，常委们在讲话中讲出了什么，是真话还是假话，讲出了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思路，对他至关重要。因此他不主张照本宣科那一套，要即席讲，随意讲，讲出真心话，讲出自己的观点。

在常委们的讲话中，有三个“亮点”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一个是刘少奇的讲话；一个是林彪的讲话；最后一个亮点，是最应该在大会上讲话的经济工作的“行家”陈云，在毛泽东的邀请下却拒绝讲话。

先看刘少奇的讲话。概括起来，刘少奇的讲话中有多处触动了毛泽东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但最让毛泽东难以接受和不能容忍的是他对“三面红旗”错误性质的尖刻评价。“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样的评价并不是刘少奇直接作出的，而是通过借用老百姓的口说出来的。

从刘少奇下面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是十分赞成老百姓的这个评价的：“……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的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加上那个“水塘有水”的验证，基本上表明了刘少奇是赞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的。这和毛泽东用指头比喻成绩和错误，显然是背道而驰，大相径庭的。

另一个“至于某一个省……”在毛泽东看来显然又是玩弄的那种“全面肯定，局部否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惯用伎俩。然而，刘少奇慷慨激昂的讲话似乎一发不可收拾，已经不满足于“含蓄地唱出反调”，而要“直抒胸臆”了。且看他是如何把矛头直指毛泽东的“指头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

总之，刘少奇亮出的这一系列观点，使毛泽东一眼看清了这个跟随他多年的搭档、他预定的接班人的真实面貌：从建国初两人就产生的关于坚持新民主主义阶段还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分歧，多年来不仅没有弥合，裂痕反而越来越大，已经到了是否考虑分手的时候了。

而林彪的讲话恰好成了刘少奇的对立面。和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暧昧态度不同，林彪旗帜鲜明地强调三面红旗的正确，强调毛泽东思想路线的正确，强调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地位不可动摇，连措词都让人感到突兀和反常，但在大会引起的反响几乎和刘少奇的讲话一样强烈。请看他对毛泽东的曲意奉迎，如何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这类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式的曲意奉迎，在中国皇权历史上倒是屡见不鲜的。但此刻已经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毛泽东，极需要有人撑他一把，林彪的讲话，无疑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其他常委讲话后，毛泽东不做任何评价，惟独林彪讲话后，毛泽东则赞赏有加：“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

林彪瞅准刘少奇因情绪冲动暴露出他在思想深处和毛泽东产生的分歧、并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不满的最佳时机，跳出来和刘少奇唱对台戏，是有极深用心的。他当然知道，如果毛刘近20年的联盟出现裂痕的话，那么分裂的结果总要有人对刘取而代之。可以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因必须承担全国性灾难的责任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孤立。这种孤立并不是有人有意地想排挤他，否定他，而是绝大部分人因为良知而无法绕过毛泽东的严重失误和他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其时，只有无视事实、颠倒黑白、良知尽失、信口雌黄的人才会用阿谀之词把毛泽东的罪责推得干干净净，并能把脓疮说成灿若桃花。但当时只要能这样做，在获得毛泽东信任这一点上，就能取得奇效。

毛泽东后来终于以林彪取代刘少奇“接班人”的位置，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应该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当然，林彪吹捧毛泽东，绝不是从这次大会才开始，毛泽东对林彪的赏识，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总之，林彪的讲话，如同在开始倾斜的天平上，往毛泽东这边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大会前毛泽东布置几个常委讲话，大会中毛泽东又亲自提请陈云讲话，陈云却以“工业调查没有做完、没把握”为由，加以婉拒，没有讲。陈云是党内经济方面的专家，曾长多年负责全国的经济工作，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自称他没有陈云懂，还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没有陈懂，可见在毛泽东心目中陈云是党内经济工作的一号“权威”。既然七千人大会是经济工作会议，讨论全国性急需解决的经济困难问题，那么作为党的核心层的经济工作的一号权威，陈云当然是最应该讲话的了。然而，偏偏是最应该讲话的人没有讲话，这多少有点蹊跷。陈云不讲话，对其他的常委或与会者来说，也算不上什么，顶多有点遗憾，但对毛泽东来说，就不是遗憾的问题了，这里面有戏。

张素华分析陈云不讲话的三个原因，即陈云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在解决困难的思路上与毛泽东有着不同的观点、陈云不想说违心话，以引起毛泽东的难堪、以前因“反冒进”挨过毛泽东的整，加上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教训，怕毛泽东秋后算账，都是言之成理的。但陈云的这些想法完全是从自己角度考虑的，他没有揣摩、也没有摸透毛泽东的想法。其实，既然陈云是党内经济工作的权威，1961年他又对工业、农业作了长时间的调查，那么如果他讲话，对大会定下的形势估计和解决困难思路的调子有着举足轻重的压轴作用。

毛泽东希望陈云讲话、希望他讲出自己完整的意见，至少有如下几个心理因素：

其一，尽管在大会上他承受了较大的压力，但大会定下的调子却没有离开他的总体思路，即经济形势已经退到谷底，并开始回升，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接下来应该制订一个10年规划，大干起来。对这个基本估计和总体思路，虽然毛泽东很有信心，但心里没有底，实际上是很不踏实。因此，他希望陈云讲话，支持他的判断和观点，有了党内一号经济专家的赞成，就如吃一颗定心丸，他的底气要足得多。同时，更重要的，是能镇住党内那些不赞成、不支持他的人，让他们心服口服；

其二，毛泽东有没有想过陈云会不赞成他的判断和思路？当然想过，而且肯定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即使这样，毛泽东也希望陈云把他的反对意见毫无保留地讲出来。其实作为党内的二号人物刘少奇的讲话已让毛泽东难堪了，再来一个陈云算不了什么。如果陈云的反对意见真有道理，毛泽东还可以调整自己的思路，修正自己的判断，还可以掌握主动权。几年来毛泽东在全国性经济工作的总路线上走了麦城，留下了诸多教训，他绝对不会继续执迷不悟，把麦城走到底。

因此，如果陈云在大会上真的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估计毛泽东是会倾听他的意见，在坚守自己底线的前提下对原来的总体思路作一些调整，而不会像后来发展的那样，陈云在大会上不讲，竟在半个月后的西楼会议上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且和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定的调子大相径庭，结果把毛泽东搞得很被动，很恼火。

其三，无论陈云是唱赞歌，还是唱反调，在与会的党内核心层、高层和中层干部中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一部分人的反对。党内两种思路、两种观点、两种判断的阵线分野、力量对比，就会一目了然地出现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这一点，对毛泽东如何坚守自己的底线、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威、如何调整自己的策略，如何展开党内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可是，陈云偏偏拒绝讲话，这使毛泽东感到非常意外，也忐忑不安。在他意识深处产生的党内一场新的权力博弈即将来临的预感中，陈云不讲话，是一个令人不安、扑朔迷离甚至高深莫测的盲点和未知数。

回忆这段历史，恍然幽梦，怅然泪落。回忆只让人沦然肠断，凄然醉歌。往事不可追，回忆彷佛冷风吹。战友情已绝，香尽，烟消，灰飞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