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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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气熏蒸，这夏天天气湿热的好像被蒸在笼子里一样。烈日赫赫炎炎，热不可耐。坐在室内的空调下也令人不可忍受这夏日的酪烈。老中医柴健华走到了院子里，枝叶茂密的绿树尚可遮住一些阳光。

95高龄的柴健华坐在树荫下，定下心来，又阅读起那本《生命大劫难》小册子。

柴健华突然想起了自己在信阳流浪时期的那些往事，这些往事已深深地留在了他的记忆之中。

1959 年庐山会议后，一场“反右倾”运动横扫全国，一举打了 300 多万“右倾分子”——大多是不愿从农民口中夺粮、相对心软的干部。邓小平 1962年 5 月说这次运动被整的“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总有几千万”——从而挟持党人们将已经造成惨重灾难的大饥荒进一步推向恐怖的高潮，种种令人发指、禽兽不如的暴行，终于把农民们保命的口粮搜刮一空，集体食堂也普遍停伙。河南唐河县还扒出农民棉被、棉衣、棉裤里的老棉花，来完成棉花征购任务。

地狱的大门打开了，恐怖的死神大张着双翼扑向束手待毙的广大农民，许多农村开始了成批成片的大规模死亡，多少社队十室九空，多少家庭死绝断户，神州大地鬼哭狼嚎，许多地方呈现出难以思议的末日惨景。

全国最先创办人民公社也最先曝出大规模非正常死人的信阳地区，活活打死、逼死 8 万多人，其中打死的就有 6.7 万人。将农民活命的口粮收缴殆尽，不长时间即饿死 100 多万人。据河南大饥荒研究者李素立“死绝村”调查披露的史料，“1959 年冬、1960 年春，信阳地区……死绝 5 万多户，村庄毁灭 1 万多个”；“仅息县就有 639 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 400 多个”；商城县“死绝村庄 453 个”。其中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饿毙。另据 1960 年 6 月中央工作组的调查报告，信阳潢川县死亡人口中，青壮年占 54.7%，固始县死亡人口青壮年占 67.9%，淮滨县六大队死亡的 1464 人当中，劳动力占 54.2%。

贵州湄潭县在 1959 年 9 月到 1960 年 4月的反瞒产逼粮中，使用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酷刑，活活打死 1324 人，关押致死200 余人，对干部戴上右倾帽子撤职并开除公职 1680 人，导致一年多时间饿死 12.5 万人，死绝 3000 余户。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王录生当年受命对遵义各县所做的人口汇总，遵义地区总人口 1957年底 370 多万，1961 年 310 余万，短短三年人间蒸发了 60 多万人。

甘肃通渭县提出“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口号，组织人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找粮，把反瞒产私分搞成令人恐怖的一连串运动，使用酷刑 120 余种，批斗农民 10000 余人、生产队长以上干部 1169 人，以公社为单位集中劳改 1637 人。逼粮过程中，马营公社架起12 挺机枪开斗争大会，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拷打群众 160 多人，当场打死 4 人，绑送劳

改 66 人。年仅 35 岁的县长田步霄到农村调查后说了真话，主张放农民一条活路，被打成反党分子“小彭德怀”整死。全县搜刮农民“瞒产私分”的保命粮 1100 万斤，致使三分之一的人饿死。鸡川镇东坡生产队几乎全部饿死，院子里全是死人没人埋，草都从骨头堆里长了出来。

甘肃大批农民逃到省会兰州要饭，很多人饿死在大街小巷、火车站，兰化、兰炼两大厂每天都要派出五六辆卡车去收尸。通渭县鸡川镇张锡珍回忆，当年拉着架子车到定西火车站后面丢死人，看到从沟口脚下到里面都是死人，男男女女，满满一沟，让野兽吃的半截子、胳膊、腿、烂衣服、烂被子，好大一个死人坑，就和电视上的南京大屠杀一样。

另据大饥荒调查者美籍华人依娃的记述：通渭县大牛沟大队党支书强拉辖下 16至 18 岁的三个未婚姑娘陪睡，并把不从的姑娘扒光衣服吊在房梁上，用擀面杖撑开姑娘的双腿，往阴道塞粗草绳再猛然拉出来，反复多次，折磨致死。

山东省饿殍遍野，尸横村巷，原省长赵健民称仅惠民地区就饿死 60 万人。早在 1958 年冬到 1959 年春，济宁地区就发生严重饥荒，农民挖麦苗、剥树皮充饥，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全区水肿病达67 万多人，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1959 年 4月，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在济宁地区调查时，给第一书记舒同——一位反右和大跃进都左得可爱的书法大家写信，谈到造成饥荒和死人的一些原因：很多地方将农民的粮、草、菜、锅等强行收缴归公；巨野、郓城县去年秋收时只准留三天口粮，其余全部入库；各县都实行移村并村，大量村庄和民房毁灭……郓城县樊作运说，潘庄刘学进的女儿饿死后，为多领一个人的饭，刘家把小孩尸体捂在被窝里好多天，从他家门口经过臭味熏人。

另据《往事微痕》引述：山东金乡县胡集公社一个大队党支书将饿死的儿子煮食，夫妻俩和女儿围着肉盆落泪，支书抹着鼻涕眼泪动员妻女：我当大队支书都敢吃，你们怕啥？吃饱了就是立即拉出去枪毙，也比饿死强。

当年在曹操故里——安徽亳县（现亳州市谯城区）政府办公室和县委生活办公室主持工作的梁志远据工作笔记与活页记录推算，亳县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在 20 万人以上，有近 3 万户彻底毁灭。1960 年底，他带人在亳县双沟公社王阁大队调查大王支庙等六个村庄，这里 127 户、575 人中两年饿死239 人，占原有人口的 42%，死绝 18 户，占原有户数的 14%。在五马公社泗合大队杨庄调

查，这里原有 68 人，除 4 人外流全庄仅剩 18人，两年饿死 46 人，死亡率达 70%。十八里公社羊庙大队幼儿园收养的 11 个孤儿饿死了10 个。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披露，1958 年凤阳县人口 402700 人，1961 年下降到 245262 人，短短三年净减员 157438人，饿死者占总人口 39%以上；全县死绝的人家 2404 户，消失村庄 27 个。改开之初按手印立生死文书率先搞承包的凤阳县小岗村，从 1959 年起共有 60 人饿死，6 户死绝，71人逃荒要饭，到 1962 年春全村仅剩下 10 户39 口人。原国家统计局干部杨德春记载：“安徽省太和县宫集区赵寺大队，1959 年冬至1960 年夏……全大队共死亡 1709 人，占原有人口的 36.3%，死亡人数中青壮年占 41%。”

另据管怀伦《肥东县大李大队 1960 年饥荒调查》，该大队 12 个生产队灾前 180 户 868 人，381 人在大饥荒中死去，其中 22 户死绝。 湖南澧县县委 1960 年 6 月上报文件中称：在反瞒产逼粮运动中全县农村干部摧残群众的手段非常毒辣，使用了吃屎喝尿、吊半边猪、针穿嘴巴、棍穿阴部、坐水牢、火烧、拔牙齿、滚雪球、逼女人赤身裸体、男女互咬生殖器、拔胡子、扯头发、吊鸭儿水、抬穿心杠、脖子上挂屎桶、跪碎瓦渣、剁指头等 40 多种酷刑。有的地方在抄家中还普遍采取连抄家带拆屋、抄后封门、扫地出门等。

初步统计，公社化以来全县先后体罚群众90268 人，扣饭 68868 人，打死 384 人，因打自杀 301 人，扣饭饿死 350 人，打残 1813 人，因干部作风问题外逃 15996 人。有的一个人就打过 340 多人，打死 15 人。澧阳公社荷塘大队干部潘启才规定打死人后不准家属收尸、不准哭灵、不准买棺材，甚至还强迫死者家属笑。 活活饿死、打死、逼死那么多人，难道真没有救命的粮食吗？

老毛时代国家征购的粮食都存放在各地的仓库里，但地方只能保管不能动用，只有中央才有权调配，因而许多地方宁可让老百姓眼瞅着粮仓里睡大觉的粮食而饿死，也不敢开仓放粮拯救灾民，这是以前历朝历代都没有的事。大饥荒中贵州江口县将近一半的老百姓饿死，几个公社书记带头抢粮库救命，擅自开仓放粮的江口县长在当局重兵镇压时饮弹自尽，虚报产量高征购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而死。四川古蔺县某粮站站长邹英杰不忍心村民被活活饿死，私自开仓分发一些粮食救济灾民被判处无期徒刑，文革中加判为死刑立即执行。

甘肃通渭县今寺子赵家山当年任大队干部的一位老人回忆：“当时村里已死人过半，可是生产队的仓里还有几十斤油渣、几十斤粮食，就是不敢分给社员吃。省委工作组来村查访时问：人都饿死了，为什么不把它分给社员吃？我们无言答对，心里却明白：谁敢吃呀，吃了也不得活呀！”当时和政县、通渭县庄稼正长着上方就不断催粮逼粮，人们无奈把未成熟的青粮割下来在锅里炒干上交，把没成熟的苞谷在炕上烤干交公粮，这么一糟蹋自己就更没有吃的了，有人藏在枕芯里的荞麦皮和裤裆里的谷子面也被搜走。有人晚上在仓房里打了 11 只老鼠，煮熟后全部吃掉。一个叫赵由素家的人天亮时一看，炕上死了一大片，一夜就饿死了 5 人。

通渭县有个叫曹玉州的，把 5 个娃娃都吃完了，还把衣服剥下来卖了换东西吃。 河南信阳是向农民暴力逼粮最残忍、活活打死人最多的地区之一，但当时信阳国库全是满仓，存粮多达 11 亿斤，如拿出其中的五分之一救济灾民，信阳饿死的 100 多万人全都可以活下来。当年任职信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的张树藩，一位主动发放救济粮救了无数信阳人的命而被打成右倾分子受到残酷迫害，最终冒险揭开信阳惨案黑幕避免了饿死更多老百姓的正直党人，去世前留下了一段催人泪下的遗言：“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民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老百姓为什么饿死不敢抢粮呢？因为谁都知道若抢国库难免一死，而且还要祸及子孙后代，没死的全都成了反革命亲属。

另有资料披露，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 12个月，国家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至少有403 亿斤，按当时的吃粮标准，至少相当于一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按历史上最常见的开仓放粮救灾，绝不会有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

当年信阳饥民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据说上面有规定“饿死不开仓”。

曾任张树藩秘书的余德鸿回忆：1959年……到了农历 10 月草根树皮吃光了，以后就大量饿死人。我家在淮滨县防胡，回去两次。阴历年前从包信到防胡几公里路边看到 6具尸体，回到离我家 5 公里的防胡两边死人一片，100 多具尸体在野外没人埋，走到河塘两边的苇塘里，又看到 100 多具尸体。外面传说尸体被狗吃了，还说狗吃人吃红了眼，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狗早被人吃完了，那时哪有狗？

余德鸿曾在其家乡淮滨县工作多年，任过副县长等职，他说淮滨县当年 50 万人，饿死的人不少于 30%。该县原防胡公社党委书记熊任宽回忆，防胡公社 5 万人左右，共饿死2.2 万人，占总人口的 40%多。其中吴砦大队（余德鸿家乡大队）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52%。冯庄大队小李生产队 13 户人家死绝了 9

户。黄岗大队马楼村原有 400 多人，饿死了300 人左右。杨围孜大队王庄生产队 207 人，饿死 107 人，其中死绝 6 户。……总之，凡是我所了解的村庄，死亡人数差不多都占半数左右。

淮滨县防胡乡余文海回忆：高庄生产队的高鸿文有 3 个孩子，高鸿文到明港修铁路去了，他老婆把 3 个小孩全都煮了吃了。

刚刚经过“民主改革”的西藏，也在大跃进中遭了殃。亲共的班禅喇嘛 1962 年写下70000 字长信，向周恩来反映西藏遭受的灾难，包括：“收购过头……对大多数家户，进行了搜查，把居民自己库存的粮食、肉类、酥油等，差不多都挖光了。”“人们恐慌着急，叫苦连天。”“由于这种藏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严重的饥饿之痛苦……有些地方有不少人因为断了粮而被直接饿死……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现象。”

老毛阅后勃然大怒，不久，班禅喇嘛遭受批判，1968 年投入秦城监狱，1977年方才获释。

柴健华坐在树荫下，已定不下心来，他用手合起了。夏日炎炎，火伞高张。椅席炙手，热不可耐。柴健华回到了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