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57）

 

第11章 瞒产

 

57

 

夏天的天气是炎热的。太阳尽情的把热洒向大地，就连风也懒得吹了。

因为人们害怕炎热，害怕火辣辣的太阳，都躲到舒适的空调间去了。

老中医柴健华回到了屋内，打开了空调。但他还是定不下心来。他闲坐在空调下，又阅读起那本那本王长才撰写的《生命大劫难》小册子。

他在《生命大劫难》小册子中看到了大跃进时代“大办水利”的数据，联想到刚才他在院子里玩手机时看到的世界各地环境灾难，为了了解大跃进时代的中国环境建设情况，他开始认真阅读这本小册子了。

《生命大劫难》小册子中记载：大跃进还未开始，全国就按老毛的号召搞起了“大办水利”。

“大办水利”肇始于 1957 年 10 月。1958年开始，一亿农民被投入大大小小的堤坝、水库、水渠工程。那时全国总人口 65994 万人，其中农村人口 55303 万人，农村劳动力约有 2.65 亿人。一亿农民搞水利，相当于每2.65 个劳动力就有一个人上了水利工地，那些有大型水利工程的地方投入的劳动力更多。在很多地方，每家都有人长期陷在水利工地上。到 1958 年 4 月中旬，全国农民投入水利的劳动日达 130 多亿个，完成土石方 250多亿立方米。有人计算，如果将这些土石方铺成 1 米厚、66 米宽的大路，可以从地球铺到月球。

作者王长才写道：1958 年大跃进开始时我还上初小，同城镇大人们一起时常被派各种“义务劳动”，下乡“大办水利”是干得最多的活，大多是挥舞锄头、铁锤、钢钎建“蓄水池”。山坡地薄薄的土层下面全是岩石，全凭下苦力拼消耗，一点点打碎了挖出来……后来发现那些千辛万苦建成的蓄水池及沟渠，由于胡乱选址及缺乏配套等原因，几乎全都成了无用的废石坑还损坏了自然生态。

全国四年“大办水利”移动的土石方，相当于建造 950 条苏伊士运河。主力军自然是农民，使用的工具大多只有手工的锄头、榔头、铁铲、扁担、箩筐，靠农民自带。劳作时吃的东西也得自己出，经常在露天搭起棚帐安营扎寨，长年累月变相劳改在工地。肚子空空的农民们一天劳动十多个小时，或挑着一百来斤的担子奔跑，或挣扎着飞快地挖土。工地上的干部作风极为恶劣，对农民任意打骂摧残，打死饿死累死等各种死人司空见惯，老毛也时常把劳动量同死人多少挂钩。1958 年 4 月，老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两省第一书记）：“吴芝圃讲搞 300 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 200 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甘肃副省长等干部把这样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换来的”，被打成了右派反党集团。

1958 年 6、7 月，上海奉贤县在“大办水利”中，提出“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全县范围内普遍发生捆绑、吊打、乱罚、乱斗、乱关等现象。据调查，该县在水利工地有 4 人被活活打死，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死的 95人，昼夜连续劳动不准休息而累死的 131 人，生病不准就医而致死的 205 人，不准父母回家照看致使生病儿童死亡的 411 人，其他因严重强迫命令造成死亡的 114 人。另有被各公社私自劳改的农民 4000 多人，还举办了变相劳教的“儿童集训班”，受“集训”处罚的儿童最小仅 6 岁。

1959 年庐山会议“反右倾”致全国进入饿毙高潮后，在各水利工地上变相劳改的农民基本上是饿着肚子服苦役。中央调查组王从吾（中央监委副书记）1960 年 12 月在河南省的讲话中披露，仅固始县三个水利工地上就累死打死饿死了 17000 多人；上蔡、新蔡、罗山、遂平和豫北等水利工地上打死饿死人也极多。固始县七一公社上元大队 200 多精壮劳动力上水利工地，结果死了 160 人，有一家父子兄弟 6 人都去了，全部死光。

付出如此巨大牺牲搞的“大办水利”，并未收到应有的效益。大跃进初期上马的 500多座一亿立方以上大型水库，一年多即减少到 200 座，建成的也大多成了隐患工程，不少水库后来相继垮塌。

令柴健华十分惊讶的是：除了公社化、大办水利和放高产卫星，1958 年中央北戴河会议安排的战斗任务还多着呢：要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一切“白旗”、“灰旗”、“黄旗”统统拔掉，制定更大的增产丰收计划，掀起更大的生产高潮；要把土地全部深耕一遍，标准是一尺以上，丰产田二尺以上；要突击积肥、造肥，分层施肥；要继续除“四害”，创造出更多四无乡、四无县、四无省……

样样都是党中央和老毛的重要指示，样样都必须全力以赴、坚决完成。共产主义的临近煽起了幻想和热情，强大的政治压力、暴力逼迫扫除了障碍，一切狂想和胡闹畅通无阻、愈演愈烈，每个人都被大跃进的鞭子驱赶得团团转。

创造人间奇迹的方法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战斗，是不分白天黑夜、通宵达旦强迫下苦力。炼钢铁、修水库、电站、铁路、公路、工厂，仅修建半途而废的岷江电站和成灌铁路，温江地区就调集了 10 万民工。一批批男劳力离开了田土，妇女、儿童、太婆、大爷以及残废人、卧床不起的病人都被赶起来，一路上娃儿哭女人叫，在冬季的凄风苦雨中“奔赴战场”。河南农民劳力大量转移到水利工地、地方工业，后来又炼焦炼钢铁，劳力十分缺乏，所有妇女、老幼被驱使到生产一线，庄稼勉强种了也收不回来，更没法干家务照顾家庭。

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劳动战斗化的国家农奴制，使得干部的权力无限扩张，生产瞎指挥、欺压百姓、打骂农民成了家常便饭。四川温江县农民龚明通出工慢了点被分支书记罚扣饭 15 天，龚挖了些红苕充饥被打成重伤逼死。大明管区分支书记强令病员肖有根从公社背米回管区，肖走得慢了些，就以“磨洋工”罪名暴力折磨，致肖上吊自杀，肖父活活气死，肖妻精神失常，幼子无人照看也很快死亡；周玉明得了肿病，管区主任仍强迫其出工，周昏倒在地，被指抗拒劳动，遭毒打后致死。荣昌县李洪英患了严重肿病，干部强令他下水田干活，其妻苦苦哀求不要派李下田，结果被干部打耳光还扣饭两天，李洪英下田几天即命丧黄泉。广东南雄县始兴公社对不积极的社员“抽三筋”：打瞌睡的抽眼筋，不卖力气的抽腰筋，听报告不站起来的抽脚筋。

四川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搞“大兵团作战”，把全区七个队的几百个劳动力集中在一起搞“深耕”，180 人挖一亩多的一块田，拼命挖了一天一夜，麦种用了 60 斤，最后的收成还没有种子多。劳动力集中以后，其他各队都误了生产季节，造成了大量荒地，四队共有田 129 亩、地 172 亩，1959年小麦只种了 40 多亩，而且是在农历 11 月才播下去，结果小麦产量比 1958 年减少了63%。在农业大忙季节，还把大量劳动力调往水利工地，插秧的季节也误了。一些公社把这个队的人调到另一个队去插秧，把另一个队的人调到这个队里除草，致使大片土地抛荒。成都市金牛公社荒芜土地 5400 多亩，插秧季节已过而没有插的有 1000 多亩，插秧后因管理不善而没有收成的有 4000 多亩。

上海奉贤县在深耕秋播中，强迫群众将已经成熟、即将收获的棉花 78891 亩统统翻掉。四川乐山县棉竹公社第二管理区一些撒了谷种并且发了芽的秧田，由于不符合上级“整齐好看”要求，命令农民把发了芽的谷种一粒粒拾起来重新整田撒种。43 亩没有按统一规定种植的洋芋地，苗已经长出了四五寸，有的已经结了小洋芋，也要挖出来重栽。插秧则必须带尺子和绳子，不合整齐划一要求的一律返工。气温已经很高了，还强令社员用火温床育红苕苗，结果烤坏红苕 11000

斤。规定霜降前不准挖苕，结果霜降过后气温骤降，大量红苕烂掉。春耕大忙季节本应

集中力量插秧，却让大批劳动力去搞“园田化”，错过了水稻直播季节。170 多亩深田、冷浸田，本来只适合种中稻，上级却强迫种了早稻；100 多亩适合种红苕的地却强迫农民种了包谷，仅这两项起码少收粮食 40000 多斤。

柴健华陷入了困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