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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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2日到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扩大会议。

1959年7月17日下午5点到夜里10点，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谈话，说：“关于总路线，真有70%拥护就不得了。真正骨干有30%也不得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昨天晚上，我在组长会上谈了，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1300万吨钢来之不易，就是完不成，也不要如丧考妣。只要真正鼓足了干劲，成绩讲够很重要。”他又从彭德怀的意见书讲到了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说华北军分会不同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

7月19日，黄克诚在小组会上发言说，工作中的缺点除了议定记录上讲到的之外，还有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和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等，并谈到了可能造成的后果。黄克诚还说，对人民公社，搞与不搞都可以，长远上有利，短时期内不搞更主动些。他还指出，现在一些地方作风上的突出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

同一天，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候补委员周小舟发言支持彭德怀，称彭德怀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个别词句可以斟酌。他认为，这次会议应该在肯定成绩后着重总结经验，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他说，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浮夸作风，与上层计划偏高偏大有很大关系。他认为，总的成绩是伟大的，但从具体来说，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都有，要分别讲。

7月20日凌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时，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7月21日下午，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作了三个小时发言，用了更精确的理论术语，支持彭德怀。他的讲话涉及13个问题：“大跃进”的成绩、缺点、缺点的后果、对缺点的估计、产生缺点的原因、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政治和经济、三种所有制的关系、民主和集中、缺点讲透很必要、光明前途问题、关于彭德怀的意见书、成绩和缺点的关系。他不光指出“大跃进”的种种缺点，还从哲学高度指出缺点错误的产生主要在于“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批评一段时间来在政治和经济关系“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和含混不清”，揭示“对生产关系理论认识的偏颇”的危害，并从“党内民主作风”问题方面来探讨“产生缺点的原因”。

张闻天强调应多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探讨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反对不讲条件、不合乎实际的“主观主义、片面性”，“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在党内民主作风上，“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为此领导上要“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

在张闻天的发言中，有人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仍然坚持讲出自己的意见。

对1958年高指标政策造成的后果，与会者在认识上出现了分歧，柯庆施等强调“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虽然承认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并不严重，并认为通过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工作，问题已经解决。应当鼓足干劲，继续跃进。但党内中下层干部也多有怀疑和埋怨，认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砸了，党外民主人士多有非议，也被苏联“老大哥”认为是错误的。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以及彭德怀的信在挑战“三面红旗”，动摇全党、全国继续跃进的信心。

7月22日，柯庆施等人向毛泽东提出“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和毛泽东的。于是，老毛藉此信，发动了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再次激起人们的“革命干劲”，实现工农业的生产大跃进，从而扳回1958年的败局。

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话，会议主题从纠“左”转到反右。毛泽东在全体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称他们“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

毛泽东还提出了解放军跟谁走的问题：“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从此，庐山会议由反左转为反右，开始对彭德怀等人进行批判。

当天夜里，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聚在一起发牢骚，他们怀疑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只有个人独断专行，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还说，毛泽东不应在一线指挥经济建设，应该退到第二线，等等。

7月26日，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同一天，会议又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一个很长的批语：“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

在这之后，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明显升级，批判内容由会议发言转到包括清算“历史旧账”在内的全面揭发与批判。许多人在发言中指责彭德怀等人要在庐山掀起一场斗争，反对“总路线”。彭德怀等人在高压之下不得不在小组会议上检讨。

7月31日、8月1日开两次政治局常委会，林彪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会议对彭德怀进行批判。会议认定彭德怀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宣称彭黄张周四人结成反党集团，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

毛泽东说彭德怀历史上与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从哲学问题上称彭德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林彪指责彭德怀“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两次常委会后，毛泽东把列席的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留下来，又谈了一阵。说让他们列席会议，是为了受教育，不要再受彭德怀和那封信的影响。毛泽东对争取周小舟看得更重一些。毛泽东说，彭德怀他们是要瓦解党，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又说：彭德怀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

掌握了影响群体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毛泽东的艺术就是在关键时刻能整合围绕在他身边的群体。彭德怀输了，输在他没有毛泽东的统治和集群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