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一节 革命党的反清运动

第三章

孙中山和革命军航空队

沈阳先生　撰稿

第一节　

革命党的反清运动

以清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 。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 。

辛酉政变后，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清廷政局逐渐稳定下来，慈禧太后的统治地位也日趋巩固 。1895年中日战争后，英、俄、美、日、法、德等国争先恐后地夺取侵华权益，迅速形成了瓜分中国的局势 。

与此同时中国革命党反清运动拉开了序幕。

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 。

1896年，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同年9月23日，清廷从海底电缆侦查到孙中山从美国纽约坐船到英国，当时孙中山是钦犯。一星期后他在英国利物浦登陆。10月11日，孙中山被公馆抓住 。

12日到14日，孙中山设法与老师康德黎(James Cantline)取得联系，但全都失败了。他扔出去的小纸条由于地理原因没有抛到街上，反而被人发现。清使馆决定以“遣送疯子”之名通过水运把孙中山送回中国。

但是17日，租船之事在公馆仆人间传开，基督徒的女管家贺维太太知道后于心不忍，便送信至康家。康德黎知道后，连夜寻找参赞马格里并且报案，但是马格里不在，警察也不管此事。次日，再次去苏格兰场警察局报案，并无所获。康、孟前往外交部告知此事，另外告知《泰晤士报》。

康德黎担心公使馆可能连夜把孙中山弄走，专门监视公使馆动静。19日，外交部已经开始行动--康、孟对此事并不知道，直到20日。外交部录口供，申请开庭，监视水运。22日外交部转守为攻。马格里称需要公使放人才好，他夹在中间确实难做。但驻英大使龚照瑗拒不放人。当时英国首相梳士巴利勒令中国使馆释出孙中山，否则将驻英大使龚照瑗及一众外交人员驱逐出境。《地球报》揭发这一消息，舆论力量介入。至此，有研究称英庭因为舆论压力才放孙中山之说也不成立。

10月23日，孙中山终于被放。康德黎资助了孙中山50英镑，出版了《伦敦蒙难记》 。“伦敦蒙难”成为当时震惊世界的政治迫害案，是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转折点，使得他从默默无闻变成了世界级的政治流亡人士。自此之后，在反对清政府的革命阵营中，再也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超过孙中山 。

1896年，清政府与沙俄签署了以日本为假想敌的《中俄密约》，这使日本政府感到极大恐慌，为了对付中俄同盟，日本感到亟需扶持中国内部的反清势力，先是对维新派极尽快笼络之能事，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政府转而动起利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的念头，而孙中山也是从这段时间开始，把活动基地设在了日本。

兴中会成立初期，革命党人中非常缺乏富有文采的人，他们所宣传的材料，仅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 ，以及选录明朝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内的《原君》、《原臣》 。与康有为、梁启超保皇改良派的宣传相比相形见绌。但是仍然留给了年轻人深刻的印象，影响很大，乃至流传到了南方新军与北洋军 。1900年以后东京留学生逐渐受自由平等学说的熏陶，接受革命排满学说的人也逐渐增多 。革命出版物开始兴起，在1903年上海《苏报》案发前后，革命党人的书报进入全盛时期 。

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 。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公开倡言革命。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1903年11月，黄兴建立华兴会。以后，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团体。

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 陈天华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

8月中旬，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月20日，中国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

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 。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民报》创办后，汪兆铭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 。

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中国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 。

1907年初，孙中山因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赠款，留给总部的办报经费又相当之少，终于激起了中国同盟会内部的反抗，章太炎、陶成章、张继等人要求孙中山辞去中国同盟会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总理。

宋教仁是支持章太炎等人主张的。后因黄兴、刘揆一极力劝阻，为大局计，宋教仁才改变态度。然而，革命阵营的分裂局面已经出现，让宋教仁忧心忡忡。该年2月28日，当他闻知孙中山与黄兴因国旗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时(孙坚持用青天白日旗，黄认为该旗与日本旗相似，万不可用。孙不让步，黄提出辞职) 。

2月，广州新军举事失败之后，悲观失望情绪笼罩整个革命阵营，革命党人信心大减、斗志衰弱，而中国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却对革命矢志不渝。坚持不懈。为了挽救革命，该年5月，趁孙中山来日本之际，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人请求孙中山改革会务，扩大民主，减少决策失误。可是孙中山却对宋曾经支持章太炎耿耿于怀，态度十分横蛮，而且极不负责任。他冷冷地对宋教仁说:“同盟会已经取消，有力者尽可另树一帜。”

宋教仁等人对孙中山彻底失望，为了让革命不至于半途而废，宋教仁、谭人凤等人于该年6月，在东京研究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部，调整革命策略、重整革命队伍，以期早日革命成功。会上，宋教仁以政治家的胆识，彻底否定了孙中山在两广沿海地区零敲碎打的自杀式会党策略。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部在上海成立后，宋教仁作为中部总部的灵魂人物，领导革命党人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革命重心，加强与各革命团体的联系与联合，并制订了1913年在两湖及江淅同时起事的战略部署 。

1911年3月，武汉新军各标营均已经建立起文学社的组织。共进会主要集中于新军八镇第16协第32标发展会员。武昌起义时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革命组织，新军士兵是发动革命的潜在力量，文学社和共进会一直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