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孙中山为何选择了联俄政策
沈阳先生 撰稿
第一节
回放孙中山的革命起点
《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9月曾刊文《孙中山革命的起点》，极为详细地叙述了孙中山早期从事革命的经历，其中很多细节鲜为人知。
从檀香山回国后的几年，孙中山辗转于香港和广州之间，学医、从医，结交有志青年，热议国事；而上书李鸿章失败后，他对清政府抱有最后一丝希望的改良梦想，也消失殆尽，从此，他头也不回地走上革命之路。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檀香山作为他革命之路的起点。
在郑观应的帮助下，1894年10月，孙中山从上海踏上驶往檀香山的航船。此时的他28岁，再也不是那个负笈求学的懵懂少年。再次去檀香山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对此，美国历史学家史扶林分析：在檀香山，“他可以依靠他的哥哥的影响和财富”，除此之外，在檀香山的广东人很多，“对他来说，这个社会是不需要介绍的”。
这次距他上次离开檀香山，已经9年，当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夏威夷1893年发生革命，王后被逼退位，君主制已变成了共和制。那时夏威夷数万华人中绝大部分来自广东，广东人中又有八成是中山人，他们之间直接或间接都是孙中山的亲友邻坊。尽管如此，当时的革命宣传工作极为艰难。有一次孙中山在华埠路过，有华侨指着他的背影叫他“疯子”。孙中山后来在回忆中也不无痛心地说：“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邓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
孙中山很清楚，革命需要一个组织，他便利用自己的医术边为人治病，边宣传革命的意义。陈少白后来说：“孙先生那时候革命思想很厉害，碰上一个人就要说这些话，就是和一个做买卖的人，也会说到革命。”
据《檀山华侨》描述，当那些入会者由孙中山带头，各以左手置于一本打开的《圣经》上，右手举向天时，一个受过较好教育的会员李昌便朗诵誓词：“联盟人×省×县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誓词中用了“合众政府”一词，而不是后来孙中山常用的“共和”。“合众”，即“联邦”或“联合”之意，在美国历史学家史扶林看来，这一提法很显然是以美国的共和形式的政府为蓝本，“因为有理由认为孙中山是在夏威夷最先受到美国的影响”。
成立兴中会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将来的中国革命筹款。为此，组织者们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两种筹款方式，一是规定每位会员要捐5块银元；另一种是发行股票，每股10元，承诺革命成功后每股偿还100元。可是人们对此的反应并不像预期那样热烈。客观而言，很多华侨本身就是去美国谋生的，条件并不宽裕，说服他们掏腰包支持在那时看来还虚无缥缈的革命，实非易事。
兴中会创始人何宽的曾孙何宇锦至今还生活在檀香山。出生于1950年的何宇锦并未见过自己的曾祖父，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曾祖父的研究。何宇锦说，何宽是通过孙中山的中学同学钟工宇而相识孙先生的，两人一见如故，由此成为孙中山革命最为忠诚的追随者。1931年何宽在夏威夷去世，孙中山的儿子孙科特意向何宽的墓地敬献了花圈。
作为兴中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又是在银行供职，为人诚实守信的何宽，自然成为孙中山最为可靠的“财政大臣”，兴中会的一些支票，都要由他跟孙中山共同签字方可生效。据何宇锦介绍，从1894年11月24日 到1895年9月2日 ，先后有112人陆续加入了兴中会，这些人的名字和缴纳的会费，都被何宽保留在了“兴中会会员及收入会银时日与进支数簿”中。根据账本记载，兴中会成立一个多月后，共筹集1388美元。
在此关头，此前一直对弟弟孙文的革命活动有诸多阻挠的孙眉慷慨解囊。孙眉以极低的价格卖掉了一部分牲畜，并以当地华人首富的身份，带动了周围20多人，捐赠了5000美元。
虽然檀香山的华侨们在提供资金上的反应令人失望，但是他们中的一小部分政治热情被激发。这部分华侨大部分是商人、店员、农民和工匠，他们历来处于传统的中国政治舞台之外，这一次，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和孙中山的事业联系起来，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这群人中，邓荫南是其中一位。他本是当地的一位商人兼农场主，在介绍了14位成员加入兴中会后，他更是变卖家产，捐出资金，随孙中山回国参加革命。另一位华侨宋居仁也将自己的餐馆变卖，带着两个有夏威夷血统的儿子回国参加起义，并为国捐躯。
这是孙中山第五次造访檀香山。时隔7年，这里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自从梁启超到檀香山后，他宣扬的“保皇与革命原属同流”，使很多人都受蛊惑，大部分兴中会会员都转向保皇党。尽管康有为诅咒过那些领导群众起义的“叛徒”、“土匪”，但是保皇派们要恢复权力，保证自己的政治前途，唯一的希望就是借用孙中山的策略——在华侨中募捐。
梁启超显然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使命，获得许多华侨捐款，不仅如此，他们还出巨资，赞助出版保皇党的机关报《新中国报》，这张报纸大肆鼓吹保皇，攻击反清革命。在保皇派的猛攻下，兴中会成员减少到只剩下10人，几乎被彻底摧垮。
孙中山看到这种情况，决定再一次征服这个群岛，向梁启超的宣传才能及他作为西方政治理论独一无二的解释者的身份挑战。
孙中山在檀香山逗留期间，在群众大会上向成千华侨发表演讲，阐明他的革命和共和目标。数千华侨头一次发现了孙中山的演讲才能，孙中山也引起了西方记者的注意，他们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就刊登了演讲的消息。
美国作家夏曼(Lyon Sharman)在《孙逸仙》里这样记载：“英文报纸的记者被那位穿着一身亚麻布衣服、剪短了头发的演讲者的洋化了的外貌吸引住了，他的听众都穿着中式服装，留着长辫。在这些新闻记者看来，孙中山不像个狂热者，而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演说家，他用有力的手势来强调他说的话。”
夏曼把孙中山描绘成一个“天生领袖”，当他谴责清政府、说到要竭力效法美国的共和制和选举总统时，听众都为之欣喜若狂。
这一次，孙中山还生平第一次利用报纸攻击他的政敌——他把一家老式的中文商业性报纸《隆记报》改为兴中会的党报，本人亲自做主笔，写了《驳保皇报》一文，和《新中国报》展开论战。
此时的民心也在发生微妙变化。1900年汉口密谋的失败，此后又没有任何勤王的起义，这些都削弱了华侨对梁启超的信任。与此相反，孙中山轰动一时的惠州起义的尝试和史坚如的奇袭广州衙门，都让华侨对革命的支持态度更转向明确。
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关系于是也再难修复。1903年12月17日 ，孙中山在《复某友人书》中指斥梁启超：“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彼见风潮已动，亦满口革命，故旧金山之保皇党俨然革命党”，“今日之计，必先破其戾谬”。他认为梁启超“以一人而持二说”乃是“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矣”。
兴中会与保皇党，实际上开始了在华侨中争夺政治影响和经济支援的严厉对抗。当时一家报纸提及：“康同璧女士(注：康有为之女)及欧某至各埠游说运动，务以拒绝革命党为事。而孙逸仙医生亦遍游各埠，意在解散保皇会，并欲筹饷50万金云。”
那时孙中山的名望仍然比不上他的对手——1904年底，康有为穿着紫色袍褂来到美国。在华盛顿，他获得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在费列得尔菲亚市，穿着蓝色漂亮军服的保皇会两个连的候补士官生，手持黄龙大旗和美国星条旗做他的随从护卫，雇用的军乐队为他开路，沿途保皇党徒大放鞭炮，夹道欢迎。
不过，在孙中山的猛攻下，保皇派对檀香山3年之久的垄断终于被打破。孙中山展现出来的革命气魄和个人魅力，也为他本人和革命运动赢得了更多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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