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六一六兵变与孙中山蒙难
沈阳先生 撰稿
第一节
1922，孙中山拒绝履行辞职下野承诺
1922年2月，孙中山颁发北伐动员令，开始北伐，任命朱卓文为石井兵工厂厂长，航空局改组，仍由朱卓文兼任局长、张惠长升任副局长，飞机队改称航空队，原有两个队的队长不变，并新置J.N.-4型陆机4架。华侨飞行员陈秀、陈艺、杨永安、张爱同、胡汉贤、朱慕飞(女)、余启诚、林安(携飞机一架)、陆露司、余百炯、陈炎长、陈神护、张子璇、黄定远等相继从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地归来投效，分别派在局本部和队上服役。
时年3月，杨仙逸和招收的航空地勤人员林伟成、黄光锐、黄秉衡、杨官宇、聂开一、吴顾枝、李逢煊、邓亮、黄旋等先后抵穗。孙中山任命杨仙逸为大元帅府航空局长兼飞机制造厂长，以黄光锐为第一飞机队长、林伟成为第二飞机队长，杨仙逸在美筹款共购飞机10架，在滞留渥伦时被北京政府买通奸细烧毁6架，仅余4架经澳门运抵广州。稍后，又有周宝衡、胡锦雅、梅龙安、马瑞麟、陈协民、陈卓林、关荣(以上两人各带飞机1架)等人归来效命。
1922年4月上旬孙中山督师回粤，准备取道江西北伐。
4月，张惠长、陈庆云率领飞行员蔡司度等5人和地勤人员驾飞机7架从广州出发，转场韶关、南雄一带，协同陆军北上作战。稍后，飞行员陈艺驾机赶飞韶关归队，途经英德附近上空时突遭旋风吹袭坠地，伤重身亡。
1922年4月，孙中山回抵梧州，陈炯明忽来电表示辞职。孙中山知陈炯明非出至诚，未遽允之，复电陈炯明请其来肇庆面商。
陈炯明未即奉召前往，仅托廖仲恺（时以财政次长代理部长）先往试探孙中山意见。孙中山以陈炯明不来，谓其已无诚意解决问题，即决定下令免陈省长兼粤军总司令职务，但命令尚未发表（后闻得主张免陈职最力者为蒋介石、胡汉民两人）。
廖仲恺获悉孙中山态度，意恐关系一旦破裂，可能酿成事变，影响北伐全局，于是匆匆返省力图转圜，劝陈炯明亲往肇庆，向孙中山当面解释一切。
陈炯明当时态度犹豫，曾一度准备偕林森（时任建设部长）前往，但其左右亲昵力谓安全可虑，阻陈炯明不宜冒险前往，陈炯明遂迟疑不行。
廖仲恺对此很焦急，曾嘱罗翼群说：“汝速电展堂告以竞存即来肇面商，请其转报先生（中山先生）收回免职成命，以免发生变故。”但旋得胡汉民复罗翼群电称“先生不能收回成命，借重竞存之处尚多，仍请竞存来商”云云。
陈炯明获悉胡汉民电，愤然不语，旋入内室与其亲信马育航、钟秀南、钟景棠等密商后（当时团长陈铭枢亦在总司令室），即表示决不赴肇，当天下午即离穗赴惠州，而另密令叶举等原留驻广西各部队向东移动。
陈炯明临走之际曾嘱罗翼群留广州看孙中山态度如何再通知他。
当时粤军总部不动，只陈炯明率少数人员离去。
陈炯明走之后，罗翼群即电告孙中山谓陈炯明已称病赴惠。
孙中山回电委罗翼群为广东宪兵司令（时总部原有宪兵二营向由参谋长直接指挥），着会同第一师代师长梁鸿楷维持广州秩序。
罗翼群接电后尚未就职，翌日晚孙中山已返抵石围塘车站，并以电话召罗翼群前往询问情况。时在座者有胡汉民、蒋介石、胡毅生（大本营参军长）、古应芬（省署政务厅长）及李文范等。
罗翼群向孙中山报告陈炯明离穗前后情况和陈部粤军恐有不稳。
孙中山反问罗翼群：“如此应如何应付？”
罗翼群说：“光竞存个人去就虽不大影响北伐大计，但其所部叶举、洪兆麟等辈，类多利禄之徒，平日与陈结纳甚深，过去对援桂之役，已有分歧意见，对北伐意义向少认识，宜劝竞存回来加以说服，以防彼辈发生事变。”
孙中山亦以为然，乃决定派古应芬、李文范前往惠州劝驾。
古应芬、李文范二人以从来未到过惠州，情形不熟，希望罗翼群能同行并以粤军袍泽关系疏通陈炯明的左右。于是孙中山遂决定派罗翼群、古应芬、李文范三人于翌日首途往惠。
罗翼群、古应芬、李文范到惠后与陈炯明会见于西湖百花洲，谈至深夜。陈炯明一味推说劳瘁多年，暂须休息，坚决不肯出。这些自然非陈炯明由衷之言。
罗翼群、古应芬、李文范等以商谈无结果，越日即离惠。
陈炯明之秘书黄居素同轮至石龙，他转火车赴香港，罗翼群、古应芬、李文范等返省向孙中山复命。
在途中古应芬告诉罗翼群说：“昨夜陈部副官长练演雄等拟将你加害于百花洲，其理由说是你在总部任参谋处谍报科长，平日与中山先生通风报信，对改道北伐，必然知情而不报告，故中山先生至肇庆即任你为广东宪兵司令云。幸为竞存所止而罢。此乃黄居素途中密告我的，黄还嘱我转告你切勿再赴惠，免蹈不测云。”
先是，孙中山在肇庆令免陈炯明职，同时已另任伍廷芳为广东省长，并令裁撤粤军总司令部，所有粤军统归大本营直辖，而仍留陈炯明陆军部长、内政部长两职，以察后效。以陈炯明既坚决不来商谈，一切遂照原定步骤进行。
伍廷芳就省长职后，复以廖仲恺兼任广东财政厅长，由于陈炯明已去，不能在财政上再加掣肘，旬日之间，即筹拨北伐军费国币三百万元，使各军能及时向韶关集中候命。孙中山以布置就绪，即赴韶主持一切。
孙中山于5月6日 在韶关誓师北伐。各部队陆续向赣边移动。
当时部署情形如下：以李烈钧率赣军、滇军（朱培德）任中路，从南雄攻大庾新城；以许崇智率粤军第二军及梁鸿楷第一师和李福林任右翼，从南雄出乌迳进攻信丰、南康；以黄大伟（粤军第一路司令）军任右翼，从仁化进攻崇义上饶，以会攻赣州为第一阶段。
正当北伐军前锋行将接触之际，叶举率驻桂粤军五十余营已陆续东下分布粤垣。
孙中山闻讯，即于6月1日 由韶回穗镇抚。时叶举总指挥部设在白云山下郑仙祠，叶举等扬言要求恢复陈炯明粤军总司令职，并向省方索饷。
孙中山即命廖仲恺筹款清发叶军饷项，又遣罗翼群陪同孙夫人宋庆齡前往白云山郑仙祠等处慰劳叶举等。此外，孙中山并设宴招待叶举等各将领，拟顺便晓以大义，但叶举等毫无礼貌，临时借故不来。
在这一时期里孙中山与陈炯明因政见不合，已产生了分裂。
1922年之夏，当时的孙中山因收到汪兆铭、马君武的报告，尚不疑陈炯明竟敢叛变，认为自己返穗既可镇慑，又可使北伐将士认为后方无变故，可以安心北伐。乃命胡汉民留守韶关大本营，遂于6月1日 自率卫士返回广州。
孙中山回到广州后，打算召集叶举等当面谈话，解决军饷和移防问题。孙中山率领两个营的警卫从韶关返回广州，结果被粤军重重包围在广州。
叶举不见孙中山，先一天离开广州到石龙去了。
在这6月2日那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中国会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孙中山竟然公然拒绝履行承诺、拒绝辞职下野。顿时，社会各界大失所望。孙中山之前的“护法”革命口号，也因此而露馅，大失民心。
甚至段祺瑞都对曹汝霖说:“以前，孙文以临时约法被蹂躏为旗号，闹革命，可是，现在临时约法已经恢复，孙文却还要坚持造反，从今以后，就变成是他不对了。”
陈炯明也对孙中山表示不满，说:“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
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因护法运动(这里的法是孙中山1912年3月11日 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合作，又因政见分歧而决裂。
陈炯明主张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建立与欧美民主国家相仿的联邦政制，逐步走向全国和平统一，这个主张，史称
“联省自治”。
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他主张“中央集权”，要以武力“北伐”来统一中国，以便自己夺取政权并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
孙中山怒上加怒，曾密令海防司令陈策开炮轰击“陈家军”，又被左右劝阻作罢。
孙中山于是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孙中山宣布说：
“我北伐的目的，在于打破北方武人的专制，不料广东军人武武相护，反对北伐。陈竞存（炯明）本人出身秀才，他反对北伐可能是由于政见不同，他的部下反对北伐，却是为了拥护武力。我出兵八月没有获得进展，问题在于武人专制，在后方掣我的肘。我改道江西北伐，是由于湘赵（指赵恒惕）表示服从，成为我们的友军，所以取道湖南，我们必须走到岳州才能遇见敌人，出兵江西，则走出广东一步就可以遇到敌人。不料陈竟疑心改道是为了要对付他们。我由广西回到广州后，北伐军乘车向北江出发，陈竟存才知道我并无不利于他的企图。但是陈家军由南宁开回，在浔州举行秘密会议，歃血为盟，他们一定要恢复陈总司令的职权，否则誓不罢休。他们经过肇庆、三水、河口开到广州，其兵力共有六十营，这时，北伐军义愤填膺地请求我回师平乱，我劝他们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伐，后方问题由我负责处理。我回到广州已有十多天，而陈竞存和他和部下没有一个人前来见我，却用兵力威胁，向我索讨军饷。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不应当罢免他们的总司令。各位都知道，废督裁兵是我回到广东定下的大政方针，总司令是变相的督军，陈竞存没有反对裁撤总司令的任何理由，何况总统有用人行政之权，任何人都不应反对。我今天委曲求全，派陈竞存以六军总长兼办两广军务，算是仁至义尽。而陈系军人却继续张牙舞爪，我回广州如果自己没有把握，决不会投入陈系六十营军队的大包围中。我为了保全广州秩序，今天特请舆论界来讲讲道理，希望你们在十天内将陈系军人不法行为尽量揭露，告诫他们全部移驻广州城外三十里，听候宽大处置，否则我一定顺从民意，加以驱逐。有人叫我孙大炮，我以前用炮打过莫荣新，今天将以同样的大炮去打这些不听命令，目无法纪的陈家将！”
孙中山发出了狠话:“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 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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