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从广东退居上海，绝境中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
苏俄代表越飞在北京，同上海的孙中山的代表，互相访问和交换书信。孙中山曾派张继去会见越飞。经过张继的联系，1923年1月17日 ，越飞从北京南下，来到上海，去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的住宅，首次同孙中山会面，倾谈颇久。
此后，双方经过几次会谈，于1月26日 联名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
越飞是老资格革命党人，1908年就同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1917年十月革命时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2年8月，他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来华担任全权大使，肩负两个方向的使命:在北方，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实际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中东路和蒙古问题，维护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帮助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
在重温历史时，中国人可以大骂军阀吴佩孚，但不可否认的是：面对苏俄的撂地企图，吴佩孚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
越飞在北京半年，其图谋毫无进展。于是他重点转向发展与南方政府的关系，实行以南压北的方针。
孙中山还亲笔修书一封，交由越飞带回莫斯科。
这一在上海签字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与苏俄合作关系的建立。过去国内一些反映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作品常提到此宣言，却只讲题目不引述其内容。
这是孙中山与苏联大使签署的一份宣言，因为在宣言里，苏联承认“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孙中山则承认外蒙古独立……
这是一份国民党人经常引用、共产党人很少引用的宣言。
后来出现的国共分裂及共产国际以苏联利益为中心干涉中国革命的倾向，都能从这份宣言的字里行间发现阴影。
其实《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现已刊于各种党史资料汇编。这一历史文件原文如下：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党主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切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到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1920年9月27日 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新确认此项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夺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约中，包括关于中东铁路之各项条约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7条曾特别叙述之)。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始克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就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之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及特别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向孙逸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思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阻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敌对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
对第一段文字，若打开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国民党统治区报纸，在相当多的自首书中都可看到。许多脱离或背叛中国共产党的叛徒都加以引用，以此为自己抛弃共产主义信仰来进行巧辩，并说明“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事实上，从1920年开始，苏俄代表就积极帮助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组建共产党组织，在他们帮助起草的中共文件包括第一次代表大会纲领中，就宣布了“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可是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样一个外交文件中，却又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表示“完全同感”，确实不能不令否认这一事实的中共党史研究学者们显得尴尬。
当时苏联当局同意发表这样一个与其意识形态相矛盾的宣言，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当然也应该包括掠夺中国土地和资源的企图。
从当时苏俄领导的政治信仰和奋斗目标来说，当然是想扶助中国共产党并在全中国取得共产主义的胜利。可是此时的中共刚刚建立，地盘没有一点，更谈不上有一兵一卒，要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还何其遥远。从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需要出发，由于正处于西方列强与日本的封锁包围之中，急需在东方找个盟友，以便在亚洲大陆上冲开个缺口。为此苏联领导人瞩目中国有实力且能联俄的集团，找来找去只有国民党。
因为孙中山毕竟手下有数以万计的党员，在广东有几万军队并占有一块地盘。尽管他们不赞成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却是唯一能够与之联合的实力派。
正是出于这种国家当前利益与意识形态及长远目标的矛盾，苏联一方面确定联台孙中山并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表示迁就，一方面也对《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持淡化态度。
1923年1月下旬这一宣言签字后，作为一项重大的国际问题，苏联官方虽然在新闻报道中向人民说明有此事，然而报上刊登的文字却语焉不详，有意回避了谈及“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的内容。
后来许多年里的苏联和中国官方出版的历史书和文件汇编中，恰恰也对这一重要宣言只说题目而省略具体内容。
《孙文越飞宣言》也集中体现了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估计判断。
宣言第一条:“……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
孙中山不信共产主义，一半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一半出于对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所以他一定要用宣言的形式肯定“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
越飞的不信共产主义，则全部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为了换取孙中山对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的承诺，以实现以孙压吴、以南压北。
苏俄竭力想回避的这一问题，日后国民党人却耿耿于怀。当1926年至1927初大革命风暴兴起时，面对着共产党大力发展组织并得到苏联支持，国民党要人们便马上指责这违反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国共两党日后必然发生冲突，其实在这个宣言中就已露端倪。
不过在那个宣言刚刚签订之时，国民党人感兴趣的还是其中许诺的“俄国援助”，特别是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问题还在其次。
孙中山与苏俄全权代表越飞的这一谈话纪要，前三点表明当时苏俄政府对孙中山南方政府的支持，因为当时苏俄政府初建，国际上相当孤立，再加上反资本主义的国家性质，苏俄很难在资本主义占主流的国际社会中寻求承认，因此只能把目光投向遭受外国资本主义蹂躏的中国来寻求支持。
当时吴佩孚政府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对苏俄毫不松口。孙中山的态度与吴佩孚却完全不同。在这个事关民族和国土完整的大事上，苏俄在《宣言》中表示了对外蒙古的态度:承认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立的一部分，但维持在外蒙古的驻军。从这一会谈纪要可以看出，当时苏俄是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的，孙中山先生之所以同意苏俄在外蒙古驻军，是因为当时中国北京政府根本没有能力统治这一地区，否则将造成该地区的混乱，甚至可能造成该地区的“独立”，这将对中国及苏俄都是不利的。
应该说支持中国共产党是苏俄最大的心愿，但当时中共很难短期内取得中国的政权，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中共书记陈独秀意见相左。只有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是合法政党，而且又带有明显的反封建反外国资本主义的特征，与孙中山的合作便成了当时苏俄最好的选择。
作为中华民国精神领袖的孙中山先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争取苏俄对中华民族的平等对待是他能与苏俄合作的前提，当然苏俄对孙中山的支持也换来了孙中山对苏俄的承认，更重要的是换来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孙文越飞宣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没有这份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然后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
《孙文越飞宣言》既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判断和规定。也是新生的苏联将其斗争中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转向苏联利益中心的启端。
通过这份宣言，苏联在中国第一次完成了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交换。这个宣言的发表，标志着苏联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结成联盟，从此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苏联政府接到越飞带到的孙中山的信件后，即刻回电一一应承，并敦请孙中山尽快派团赴苏考察军事，以备筹建军校。
值得研究的是，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人却被蒙在鼓里。当时没有任何人想到要拿这份宣言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孙文越飞宣言》埋下了日后国共斗争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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