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展开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在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竞争者，权力在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三人中角逐，因为孙中山生前认定他的同乡广东人比其他省份的人更聪明，更富于革命性，不想外省的一匹“黑马”取得最高权力。
孙中山一边与当时的背叛和种种欺骗行为进行斗争，一边继续带头表现出高尚的品质和对他人的淳朴的信任。在他58岁及随后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再次将精力集中到基本理想的实现上。
每个人都知道孙中山的革命意味着推翻清朝统治，取消不平等条约，保障中国的主权和统一。但孙中山这些雄心抱负是模糊不清的。
少数完全坚持自己思想观念的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这些共产党人知道自己所要做的是什么，并且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在立法措施上得到了良好的指导。
然而，什么是国民党自己要做的呢？什么是国民党自己所确切主张和坚持的呢？
孙中山的三项原则——三民主义——已得到表述，但却未得到解释。孙中山试图吸收包括像卢梭、杰佛逊、马克思等人在内的外来的政治思想，使之适应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实际条件。尽管孙中山所做的关于三项原则的十四次演说只是偶尔才显示出朴实真切，而且无法与体现政治哲学家才智的最伟大的著作相比，但它仍不失为凝聚中国人民共同情感的好方法。
孙中山对中国和西方制度进行的最有独创性的结合是政权结构的新形式，即五权分立的政府，其五个分支机构是立法、司法、行政、考试和监察。虽然，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经选举而产生的委员会(中文称“院”)，但人民主要是通过运用以下四项“权力”来实现其主权的：投票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一个严重的不足是孙中山没有制定任何细节来详细阐明人们怎样使用上述四种权力。
在当时混乱和野蛮行径充斥的情况下，孙中山的政治主张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然而，在1924年，对孙中山来说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如何规划他那遥遥无望的三民主义乌托邦，而是如何有效地控制和领导他所发起的这场革命。他在1924年4月12日 颁布的“民族复兴大纲”中简单叙述了其革命的方法，这个大纲制定了运用武力排除障碍、以和平方式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避免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原则。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4日 至19日在广州举行。这次会议是在孙中去世之后举行的。汪精卫、蒋介石、李大钊、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均出席了这次会议。陈独秀留在上海没有参加。苏联顾问鲍罗廷对该会影响重大。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58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占优势。
大会议决接受“总理遗嘱”和“一大”所定的政纲，重申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
大会宣言指出：中国之生路，“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土豪”。关于达到后者的“必要手段”，“一曰造成人民的军队，二曰造成廉洁的政府，三曰提倡保护国内新兴工业，四曰保障农工团体，扶助其发展”。大会议决继续执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会议谴责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给西山会议几个顽固分子以开除、警告的纪律处分。西山会议首要分子邹鲁、谢持被永远开除党籍；居正、石青阳因列名“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由国民党老右派冯自由、马素等组织的右派团体）予以除名；对林森书面警告；对戴季陶也发出了“促其猛醒，不可再误”的警告。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为此次大会发表宣言，指出大会的责任，“是要规定发展工农运动的计划，确定对于工农运动的正当态度及决定对于破坏工农运动的党员给予严厉的处罚;希望大会”能使国民党在左派领导之下发展为一个群众的政党，能使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
会议还通过由共产党人提出的联络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开展工农运动等决议案。
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36人，其中有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谭平山、戴季陶、李济深、林伯渠、李大钊、宋庆龄、何香凝、吴玉章、恽代英等，其中中共党员7人；选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人，其中有白云梯、毛泽东、王乐平、夏曦、邓演达、董必武、屈武、邓颖超、何应钦等，其中中共党员有毛泽东、邓颖超等7人。中共党员谭平山、林祖涵继续担任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当代历史学者发现有资料表明，外事部部长彭泽民也是中共党员。各部做实际工作的秘书均为共产党员。同时，各地方党部大多数由共产党员主持。
国民党“二大”坚持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方向，坚持了革命的三大政策，打击了右派，对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但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右派人物仍被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
会议决定以孙中山的遗嘱作为国民党永久的基础。宣布孙逸仙的在天之灵永远是该党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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