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解析黄埔军校与共产国际之关系
沈阳先生 撰稿
孙中山手创的广东革命空军，由民国六年（1917）起，以迄2018年的今日，以时日计之，已是近100年了。虽然广东革命空军于民国廿五年（1936）归并国民党中央后，所有过去的事迹，已告烟消云散，不复存在，先后为中国航空牺牲生命的几乎殆尽。但它过去所负的使命，以至于参加八年抗战，无可否认的已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广东可以说是中国空军之源。追溯这段历史，也就必然会涉及到黄埔军校的历史。但奇怪的是很少有人会系统地将黄埔军校的历史与共产国际联系起来。
我认为：只有读懂了共产国际，才能读懂黄埔军校。实际上黄埔军校是共产国际一手策划和组织的，孙中山之所以创建黄埔军校，与他的亲俄亲共密不可分。代表苏俄利益的共产国际是黄埔军校的真正操手和背后金主。
黄埔军官学校军事顾问组长契列帕诺夫撰写的《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详尽地介绍了他与孙中山的关系及他对孙中山的评价。
契列帕诺夫认为：
苏联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永远记得中国民主革命的首倡者孙中山。大家知道孙中山是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而斗争的英勇战士，是一位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民族解放和复兴事业的祖国人民的伟大儿子。
列宁对于孙中山的革命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为充满高尚英雄主义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在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孙中山碰到过无数的困难。但是，他的意志从未消沉，他的决心从未动摇，他以不可动摇的顽强精神去实现既定的目标。
伟大的十月革命鼓舞了孙中山。他把这次革命称为“人类伟大希望”的诞生。十月革命证明，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和农民阶级支持下，革命才能胜利，才能取得国家的完全独立和自由。孙中山懂得“中国革命一定要走俄国的道路”，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孙中山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着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
毛泽东同志说，孙中山的伟大，不仅在于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这次革命是旧时期的民主主义革命），而且还在于他善于适应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赞同群众要求，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他善于给三民主义以新的解释，并创造了包括三大政策在内的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深深地敬仰列宁。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传来了列宁逝世的沉痛消息。
孙中山在追悼会上说，在世界历史的许多世纪里，曾出现过千万领袖和擅长于美丽言辞的学者，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论从未实现过。你，列宁，是个例外。你不仅讲、教导，同时还把自己的话变成了行动。你创立了新国家，你为我们指出了共同斗争的道路，你在自己的道路上遇到了千万障碍，这些障碍在我的道路上也遇到了。我愿意走你的道路，虽然我的敌人反对，但是为此人民将会拥护我。你与世长辞了……但是在被压迫人民的记忆中，你将永生，伟大的人。在纪念列宁的亲笔题字里，孙中山写下了四个字：“良师益友”。
当然，远不是所有的国民党人都赞同孙中山的政策。在这些人中，有不少顽固分子坚决反对同共产党合作。孙中山曾经对这些顽固分子说：“如果你们不同共产党合作，我就要解散国民党，自己去参加共产党。”当某些顽固分子还是坚持他们的意见的时候，孙中山果断地告诉他们：“好，我要把你们开除出党。”
在领导广东革命政府时期，1924年，孙中山在黄埔创办了军官学校，并且聘请了苏联顾问。
“在现今的革命斗争中，十分需要学习俄国人，”孙中山说，“如果今后我党在革命斗争中不学习俄国人，那么它肯定不会成功。”
在1924年1月末，应邀到黄埔军校工作的第一个苏联军事顾问小组。《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作者契列帕诺夫与捷列沙托夫、捷尔曼、波良克，由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总政治顾问鲍罗廷介绍给孙中山。
契列帕诺夫回忆说：
孙中山坐在沙发椅上，手杖放在两膝间，双手交叉，放在手杖上，正和军事部长谈话。他们准备一起到军队里去。当我们走到屋里，孙中山站起来，把手杖靠在桌子上（桌子上放着他的盔形帽），迎着我们，缓慢地向前走了几步。他没有任何“中国礼节”，而是象慈父般地简单地和我们问好，然后就让我们坐下。我们的拘谨很快就消失了，觉得自己好象是同朋友在一起。
在这次谈话中，孙中山特别强调说明，中国人民最恶毒、最强大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本着“分而治之”的原则，豢养中国军阀，嗾使他们互相混战；各系军阀也只有依靠帝国主义才能存在。如果我们把帝国主义者赶出中国，那么，不必费多大力气，就可以肃清国内的敌人。我们应该重整自己的国家，把帝国主义者连同他们的帮凶——军阀一起驱逐出中国去。我们要按照苏维埃的军事制度来组织革命军队。要在南方建立北伐战略基地。你们在从国内驱逐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得到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些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学员——革命军队未来的军官们。
契列帕诺夫在黄埔军官学校担任顾问组长的时候，曾经多次见过孙中山，多次听到他耐心地、有理论根据地、通俗地阐述他提出的和正在贯彻的政策。契列帕诺夫发现，听众总是贪婪地听他演说。
契列帕诺夫不只一次地看到，孙中山为了安全，被迫和最亲近的战友一起到黄埔军校来逗留几天，离开自己的“同盟者”远一些。
在1924年，契列帕诺夫看到英帝国主义者的间谍陈廉伯煽动“纸老虎”武装叛乱。他亲眼看到孙中山果断地下令镇压暴乱。契列帕诺夫还听到了孙中山对英国麦克唐纳政府提出的强硬的抗议……。
契列帕诺夫说，共产党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计划，积极地帮助他执行这些计划，发动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参加斗争。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不多，但这是一个战斗的、有组织的、团结的党。它在自己的队伍里拥有这样一些勇敢的革命者：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瞿秋白、林伯渠、叶挺、贺龙和其他许多人。
在直隶军阀失败以后，孙中山应段祺瑞、冯玉祥、胡景翼邀请，北上谈判。这时候广州已经组织起足够的革命力量，以便采取措施肃清叛徒陈炯明匪部。启程北上的时候，孙中山下令开始这次讨伐。讨伐开始得很顺利。但在1925年3月12日，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了。
革命部队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毅然决然实现孙中山遗嘱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彻底粉碎了数量上占优势的陈炯明的部队。在后来肃清广东省的军阀的各次战斗中，如广州和惠州近郊之役等，革命部队英勇奋战，获得了不朽的光荣。在这之后，革命部队便开始了神奇的北伐战争。
当时，由鲍罗廷和军事总顾问布留歇尔领导的苏联顾问，帮助了中国同志。
孙中山博士在自己的遗嘱中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致苏联遗书中，孙中山又说：“……我愿意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在契列帕诺夫眼里，伟大革命家的预言已经变成现实。在共产党领导下，孙中山的崇高理想已经实现了。
但孙中山事实上在其人生的最后阶段一直与共产国际保持着特殊的紧密关系。共产国际能帮助孙中山实现三民主义吗？孙中山的后继者蒋介石和汪精卫能继续沿用他的“联俄联共”政策吗？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
共产国际于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那时俄国无产阶级已经革命成功，建立苏维埃政府。共产国际初成立时各国支部差不多都是从第二国际原有的支部分裂出来的，即是说第二国际中的革命派发展为第三国际，正式抛弃改良主义，而号召世界革命。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二大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1925年与1926年，中国国民党两次向共产国际申请加入共产国际，但都被拒绝。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同年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决定。同年6月10日，鉴于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反对协约国而创，而美国此时成为苏联拉拢以反对法西斯德国的非常重要对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据历史解密，由于俄日矛盾和各自对中国的利益争夺，共产国际不会被中国和世界认同。事实上颂扬共产国际的历史，实在是一种谎谬。
回放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那段历史，就可以清楚地明白：无论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认同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派出的所谓中国代表们，大多成了“托派”，被关押或肃杀。共产国际代表们的大结局，应该给我们有所启示。
从历史渊源上看，“中国托派”的形成来自遥远的莫斯科，实际上也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权力斗争的产物。关于这一点1926年10月季诺维也夫在一次集会上说得很明白：“同志们，这应该理解为争夺权力的斗争。这是一个把过去的意见分歧和新的争论搅在一起的花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第1-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歧表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上。如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并在遭受国民党右派进攻时，要求中共妥协退让；而托洛茨基则“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中山舰事件后，托洛茨基则主张中共退出国共统一战线，独立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无法解释他促成的国共统一战线的优越性，又不敢承担指导方针失误的责任，从而导致苏共党内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部分中国学生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终于在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10周年游行活动中爆发。反对斯大林的群众和学生突然打出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旗帜。
毫无疑问，共产国际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权力斗争的产物。共产国际派出的中国代表也只是不同权力斗争者之间的政治玩偶。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政治、军事搅局，包括“地下”组织和情报收集，是苏俄为了防止日本对苏俄宣战，而将日华战争嫁祸中国的恶劣手段。
从研究共产国际的历史，再来重新审视黄埔军校的那些事，也许会得出一种新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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