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孙中山于1923年春重返广州并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8月由中国东北入境，先后到达北京、上海，并在上海与张继及陈独秀交换看法。10月6日 ，鲍罗廷到达广州当天，孙中山就接见了他。而这个时候，恰值孙中山因军费窘困，强行截留广州海关的关税余款，正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发生冲突之际。
这几个月来，广州几乎无日不在叛逆势力的围困之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财政困难达于极点。这种危急形势使孙中山增加了争取苏联援助的紧迫感。
孙中山自复任大元帅之职后，即在廖仲恺的赞勷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筹备改组国民党，制定三大政策。
此时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除积极培养革命武力，如筹设黄埔军校、建设专材；组织广东大学和继续肃清陈炯明叛军残部。
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国会附逆；东江战局逆转，讨贼联军接连溃败。
11月间，陈炯明曾大举进犯，滇、桂、粤各军前线均失利，正面退出博罗而至石龙附近，大元帅行营转进至石滩。此时溃兵有冲至石滩，不能制止，总参谋长李烈钧请孙中山乘火车先回省城调援，而自己代孙中山驻石滩指挥作战。
罗翼群那时已卸却兵站总监职务，将后勤任务移交军政部长程潜兼管，而以大本营参议随帅驾东征。是晚与行营秘书长古应芬亦继孙中山后由石滩回省城。
孙中山抵省城后，忙于抽调生力军增援前线，适豫军樊钟秀部赶到，孙中山即饬令以火车运赴前方，另令滇军旅长杨廷培收容沿铁路溃兵，一面又命罗翼群星夜向各方筹借得港币二万元交大本营会计司以应前方急需。
唯此时军情紧急，传闻叛军有一部分已进至龙眼洞附近，广州市面顿呈恐慌，军政商民，将图逃避。
至此，廖仲恺托罗翼群向亲友设法借款应急，日间由省署负责筹还。罗翼群乃归而谋诸妇及一些至亲好友凑足港币二万元，星夜送至帅府并报告孙中山。
此时形势虽甚恶劣，但孙中山态度如常，指挥若定，卒使广州转危为安。
唯此款省署一时未能筹还，廖仲恺乃又为罗翼群划一策谓：“现在局势尚恶，吉凶未定，万一失败，此款便无可偿，我拟由你用一日商名义出借，我饬由财厅承借，倘不幸我们失败，再度亡命日本，将来也可由日商代向继任财厅索回此款，帮助革命活动费。”
罗翼群甚以为然，即往商之与素有些贸易关系之沙面三井洋行，得该行行长堀田稔和买办冯渭访（黄埔人）二人同意，但他们认为款额小，无须由三井出面，于是乃介绍日商土居节商定以土居洋行名义与财厅订一短期借款合约，以六个月为期，月息二分（偿付时并酌送一些与土居作为酬劳费）。但此款经时一年多，五易财厅，均未清还，以迄革命政府改组，廖仲恺遇难，不久，罗翼群亦赴日本养病，便视同冻结了。直至1931年，范其务长财厅时，始予免息清还。当时何以广东财政穷困至此，主要原因是各军霸占税收影响了财政的统一收入，即至政府改组后，财政仍长是入不敷支远甚之故。
先是，东路讨贼军在博罗休整后，虽曾分担一部分东征任务，但实力不充，作用不大，且曾有一度与桂军同时失败退出博罗。
1923年，陈炯明叛军在西路讨贼军进攻下退出了广州。
1923年年底，周宝衡、黄光锐、杨官宇与陈友仁意见不合，均一度离职转任市公安局交通督察，陈秀继任飞机修理场厂长。
其间吴敬恒（稚晖）曾来谒孙中山，并进言谓：长此相持，北伐之师已老，可否准其调人往海丰见陈炯明谈和？孙中山先生表示可以。
吴稚晖向孙中山请示条件，孙中山说：“无须提什么条件，只要陈炯明一纸悔过书便可。”
然吴稚晖终于徒劳往返。此可以见孙中山之宽大，而陈炯明则始终反对孙中山的北伐和党政军合一体制的治国方略。陈炯明始终未能与孙中山走到一起。
11月中旬孙中山领导广州保卫战，击退来犯陈炯明军后，旋向列强要求收回粤海关关余，向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挑战了。这次挑战史称“关余事件”。
孙中山接收广东海关关余事件发生于1923年12月间。
此项关余先前经海关方面同意交给以岑春煊为首之七总裁军政府，截至1920年3月止已收过六次。后因军政府内部分裂，海关方面又停交付。
1921年，孙中山回粤即屡令海关照付，惟海关总税务司秉帝国主义列强之指示，与北京军阀政权勾结，不肯继续付给广州之革命政府，企图在财政上牵制革命政府之发展。
1923年孙中山先生再度回粤，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名义屡催无效。
孙中山深知对付帝国主义绝不能示弱，乃决心采取强硬措施。但孙中山幕下有不少人存恐外思想，当时军政府外长伍朝枢及广东交涉员兼粤海关监督傅秉常（伍之戚）亦以担心发生事变为借口，不主张采取强硬态度。
这时国民党中少壮干部罗桂芳闻讯，即向孙中山自告奋勇说：“请给十支驳壳（盒子炮），我便把粤海关接收过来，何况关余！”
罗桂芳为广东顺德人，平日喜作大言，时人目为大炮罗。因此当时人多嗤之。
惟孙中山断然任命罗桂芳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粤海关监督，并使率兵十名前往就职接收海关。
当罗桂芳率武装前往海关时，海关外籍税务司果慑于兵威，不敢抵抗。罗桂芳遂顺利接收了粤海关。照章，税务司应受关监督之监督，不过那时的中国人自己放弃了职权。
沙面外国领事团闻讯，即声言以外舰炮轰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帅府为威胁，其时停泊珠江沙面之外舰十余艘均卸下炮衣，以炮口向正河南的广东士敏土厂帅府。
孙中山见状，即命广东交涉员传语：“如果外舰胆敢开炮，我即命陆军占领沙面，收回主权，使逞强者无立足之地。”
孙中山这一招，让沙面领事团气馁了。后由北京公使团出面调停，即将全部关余如数交付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事始寝息。
事后，孙中山笑说：“谁谓罗桂芳大炮，其实罗桂芳有胆有识，你们一般人怕洋鬼子怕惯了吧！”
其实，当时广东海关二、三高级职员是洋人，其余中国籍员工，多数平日厌恶洋员欺负，同情革命。
孙中山面对当时的局势，坚定了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也更坚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孙中山从1920年(民国九年)开始与苏俄人士接触。1921年(民国十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接着出师广西，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准备以两广为根据地北伐。12月，孙中山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建立革命党和革命武装问题。
1922年(民国十一年)4月，孙中山又在广州与苏俄的全权代表会见，从幻想向帝国主义寻求援助转而希望联俄。6月，因政见不合与陈炯明决裂，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再赴上海。此后，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3年(民国十二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政策的基础，随即派廖仲恺赴日与越飞谈判。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各军，综理政务。与此同时，逐步加紧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准备工作。8月，派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10月，聘请苏联派来的鲍罗廷为顾问，接着，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组成新的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3年11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进一步说明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和改组的基本要求。接着，国民党便在广州、上海等地开始党员登记，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推动国民党改组，1923年11月24日 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会议解决了党的三大没有解决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决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应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就是要争取领导地位。为此，要积极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同时，还决定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组织自己的党团，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发挥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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