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安庆师范学院朱洪教授撰文《中共二大为什么是一次紧急会议》说解了中共二大召开的背景和动因。
1921年11月，陈独秀签署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提到举行中共二大前要做的工作：“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72页。）
根据这个通告精神，中共二大于1922年7月召开，是计划中的事。另一方面，这次会议又具有紧急会议的性质，具体表现在：
1．参加会议的代表没有经过各地支部的正式推选。1922年７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高君宇、王尽美、向警予、施存统、邓中夏、张太雷、项英、邓恩铭共12人出席，代表全国党员195位党员。（参见沙健孙：《中国共产党通史》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73页。）另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版社2011年版第79页记载：出席代表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这些代表不是各地党支部推荐的，据1955年李达回忆：“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由陈独秀、张国焘指定从莫斯科回国的是那省的人就作为那省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84页。）
2．代表人数少于中共一大代表，并且分布不均衡。为了抓紧时间，中共二大未在各地代表中推举代表，以致在二大时的党员（195人）比一大时的党员（50人）增加近3倍的情况下，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12人）反而少于中共一大的代表（13人）。参加中共二大的代表所代表的各地支部不均衡，依据沙健孙提供的名单，具体为陈独秀（上海）、张国焘（北京）、李达（上海）、蔡和森（留法）、高君宇（北京）、王尽美（山东）、施存统（东京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向警予（留法）、邓中夏（北京）、张太雷（北京）、项英（湖北）、邓恩铭（山东）。
3．毛泽东没有出席中共二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缺少湖南党支部代表参加，显然是不妥的。毛泽东本应代表湖南党支部出席中共二大，但为何没有出席呢？
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88页。）时间过去了十几年，毛泽东的回忆存在误记的可能，因为：（1）据李达回忆，中共二大第一次会议地点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寓所），毛泽东经常出入李达家，不应该忘记这一地址；（2）张国焘回忆中共二大在上海成都路中共中央租的一所房屋召开，毛泽东也应知道这个地址；（3）毛泽东说中共二大是“冬天”召开，但实际是夏天召开。
另据张国焘回忆：“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州代表都没有如期赶到，使会期展延了几天。”（《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95页。）此说法表明，毛泽东不是“忘记”地点，而是没有来得及赶到上海。所谓“展延了几天”，也说明大会仓促，不能久等。
4．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和信件中，只字未提半个月后将召开中共二大。1922年6月30日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写报告，汇报中共“现在状况”、“将来计画”(《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95页。)，内容很具体，却只字未提半个月后将召开中共二大。当天，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个人的信件中，也只字未提将召开中共二大。这就存在两种可能性，可能性之一，陈独秀当时还未考虑要召开中共二大；可能性之二，陈独秀有意向共产国际隐瞒即将举行中共二大这一计划，若此，则更证明中共二大是一次仓促举行以应对马林和共产国际的紧急会议。
迄今为止，除了1921年11月的中共中央通告中的一句话外，会前没有任何中共中央文件或个人通信提到中共二大，这都表明此次大会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议。
5．议材料准备仓促。陈独秀在1922年4月22日 就反驳马林提议给维经斯基写的信中明确地说：“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呢？一大未形成党纲，陈独秀的这句话就成了空话。因此，制定一个党的纲领，为反驳马林提供文件依据，成为当务之急。
张国焘1922年6月中旬去北京，向李大钊汇报《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之后（约在6月下旬）回到上海。他在《我的回忆》中说：“我在北京耽搁了约一个星期，又回到了上海，将经过情形报告中央。中共中央根据党章每年举行一次大会的规定，正在积极筹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94页。）这说明中共二大的筹备，是在1922年6月下旬和7月初。其中，张国焘关于“根据党章每年举行一次大会的规定”这一回忆有误，因为第一个党章正是中共二大通过的，当时还未形成。
大会期间，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起草委员会。陈独秀亲自参加，说明他十分重视。如此重要的文件不是在大会开幕之前经过充分准备起草好，而是在大会期间短短的一个星期内进行起草，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共二大事起仓促。
陈独秀一人起草了《宣言》，蔡和森和张国焘两人提了修改意见。张国焘回忆说：“起草一个政治宣言确是这次大会惟一重要的任务。我和蔡和森又推陈独秀先生为执笔人。他花了约两天的时间起草好了第一次的初稿，提交起草委员会讨论。起草委员会又连续开了好几次会议，蔡和森提出了许多补充和修正的意见，我也参加了一些意见。”（《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96页。）
6．没有共产国际和苏俄共产党代表参加。中共二大的一项内容，即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加入共产国际，而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大会，居然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也是异乎寻常的。
一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三大，维经斯基、马林出席；四大，维经斯基出席；五大，维经斯基、罗易、鲍罗廷等人出席；六大，就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布哈林出席。唯独中共二大，没有邀请或等候共产国际派人参加，甚至是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离开中国的空隙举行的。
有的学者认为，“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出席了这次大会”（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这个说法有误。因为马林本人在1922年7月11日 出席了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并在会议上作报告。当时，从莫斯科到中国，路上一般要花一个月的时间，甚至更多，因此，马林无法出席五天后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此外，中共二大决议是反驳马林议案的，如果马林出席了这个会议，这样的决议案能够顺利通过吗？
有的学者注意到马林没有出席中共二大，认为“没有外国人，便于隐蔽”（卓爱平：《里程碑：确立明确革命纲领的中共二大》，《党史纵览》2011年第2期。）。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其他党的会议，如一大、三大、四大、五大等，都邀请了外国人参加，为什么没有考虑“隐蔽”的问题呢？
种种迹象表明，只有把中共二大理解为一次中国共产党希望独立解决与共产国际重大分歧的紧急大会，一切疑惑才能迎刃而解。
安庆师范学院朱洪教授撰文《中共二大在哪些方面反驳了马林》，对陈独秀与马林的分歧进行了解析，重点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要点。
1．强调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革命性质、目标不同。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认为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是通过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宣言》将民族资产阶级仅作为“革命动力”中的最后一部分，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并不居于主要地位，这个观点，与马林抬高国民党（当时认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地位，有根本分歧。
《宣言》规定了党的最低纲领是走向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从而在两党的目标上，与马林的认识有本质区别。
《宣言》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就从党的最高纲领的高度，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性质严格地区别开来。
2．以“联合战线”代替马林的“党内联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肯定了共产党与民主派联合（党外联合）的必要性。这个思想与马林强调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党内联合）有重大区别。
为什么共产党不能加入国民党呢？因为陈独秀认为民主派只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迟早要和共产党分家。这个思想在《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也得到体现：“民主派打倒封建以后，他们为自己阶级的利害计，必然要用他们从封建夺得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既然民主派未来必然压迫无产阶级，共产党和民主派的联合，就必须是有独立性的联合。《宣言》旗帜鲜明地说：“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第313页。）
这段话表明，陈独秀与共产党尽管同意与国民党（民主派）合作，但共产党“决不能投降和附属与合并”于民主派（国民党）。
针对马林关于“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宣言》强调了无产阶级在联合战线中的独立性，旗帜鲜明地说：“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在本党旗帜之下去加入此种战争。我们须告诉他们：无产阶级加入此种战争，不是为了民主派的利益，做他们的牺牲，乃是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眼前所必须的自由而加入此种战争，所以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第314页。）
3．提出了建立“联合战线”的具体措施。为了防止马林和共产国际修改中共二大关于联合战线的精神，《宣言》强调“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认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发表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是能够应付时势之急迫的要求的，今后更应扩大此主张”（《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第314页。），并提出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三个具体措施，如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等。
以上表明，中共二大通过的全部文件，每一句话都有明确的针对性，即坚决反驳马林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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