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1923年7月下旬离开中国。步其后尘，莫斯科很快派来了另一位“马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莫斯科给这位名叫鲍罗廷（M. M. Borodin）的新代表的指令当中所提出的要求，与马林路线几乎毫无区别。
这份由苏联中央书记斯大林（J. Stalin）签署的指令当中写道：“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斯大林这意思明明白白，就是鲍罗廷的工作还要像过去一样，以孙中山的国民党为中心。如果鲍罗廷只是像越飞那样，纯粹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倒也说得过去，问题是鲍罗廷同时也受命担任共产国际在华南的代表。
过去马林只因为帮助越飞做了一些外交性质的工作，就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强烈批评，如今鲍罗廷本身就是苏联驻华外交使团的正式成员，共产国际东方部却仍旧不得不接受他为自己的代表，其地位之尴尬显而易见。
当然，对于共产国际来说，鲍罗廷与马林还是有所不同的。这首先因为他是俄国人，16岁就参加了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1903年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站在多数派一边，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他不仅政治上可靠，与包括列宁在内的众多俄共（布）领导人也都有很好的关系。
鲍罗廷之所以被莫斯科看中并派往中国，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英语很好，曾在美国从事社会主义运动12年之久，而且自从共产国际于1919年成立以来，他就一直参与共产国际的工作，并负责指导过英国共产党加入英国工党的联合战线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私交不错。
当加拉罕受命前往中国，接替越飞担任驻华全权代表之后，加拉罕立即就想到了鲍罗廷，把他推荐给斯大林，建议由鲍罗廷担任孙中山的首席政治顾问，以便于他能够全面掌握中国南北方的情况，灵活协调对华外交。
鲍罗廷8月由中国东北入境，先后到达北京、上海，并在上海与张继及陈独秀交换看法。
鲍罗廷到达当天，孙中山就接见了他。而这个时候，恰值孙中山因军费窘困，强行截留广州海关的关税余款，正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发生冲突之际。
几个月来，“广州几乎无日不在叛逆势力的围困之下与骄横军人的蹂躏之中”，“财政困难达于极点”
，广东根据地的这种危急形势使孙中山增加了争取苏联援助的紧迫感。
与以往小心翼翼地不愿与莫斯科扯上关系的情况相比，孙中山这时的态度变得异常坚定。此外，孙中山之所以格外重视鲍罗廷，还因为他注意到鲍罗廷与马林有很大的不同。鲍罗廷不仅是老布尔什维克党员，在莫斯科有良好的人缘，而且是苏联驻华外交使团的正式成员，受到曾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现任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的高度信任。对鲍罗廷给予高度礼遇，将有利于对苏联的对华政策施加影响。
孙中山其实并不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国共合作后他曾想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从孙中山的一些表示，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多少有些无可奈何的味道。
孙中山曾组织一个“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考察苏俄，思量再三，他选中蒋介石做这个代表团领队。
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有一个意外的结果，那就是客观上成了蒋介石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蒋介石在事件发生后不久，辗转登上孙中山所在的永丰舰，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得到迅速上升，奠定了日后他在国民革命中的政治地位。
在陈炯明叛变时，蒋介石还随侍孙中山左右，有过一段共患难的经历。这种种原因，使孙中山在考虑组建军校和新军的领导人选时自然选择了蒋介石。
蒋介石对赴苏考察的委任欣然受命，于1922年末启程率五人代表团赴苏。团中还有两名中国共产党员，即张太雷和沈玄庐。他们到苏俄住了三个月，细细考察了苏联红军的步兵学校、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海军机器学校、海军大学等学校，目睹苏联红军官兵关系融洽，组织严密训练有素，感唏不已。
然而蒋介石在称赞苏俄的军事组织和技术的同时，对那里的政治却表示不满，回国后即给廖仲恺写信骂中国共产党是“俄奴”。
孙中山之所以会接受俄国人的干预和劝说，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虽然有欣赏共产党人能力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却还是由于“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
孙中山认为，倘若一方面允许共产党保持自身的组织独立性和批评自由，另一方面又要求共产党员像所有国民党员那样服从自己，这实在过于困难。
如果说孙中山开始时还没有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的话，那么他这时显然早有领教了。他之所以能够对马林脱口而出地表示：“如果我（因为）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而要受到苏联的干预），我就可以不接受（苏联的）财政援助”，就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陷入到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
当然，在孙中山看来，事情还没有发展到必须做出抉择的地步。万一逼不得已，他还是能够做出壮士断腕的举动的。
孙中山曾经明白告诉共产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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