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1903年9月，廖仲恺与何香凝在日本东京结识了孙中山，被他伟大的气魄、坚定的革命信念深深打动，向孙中山表示“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
廖仲恺是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是国民党左派的光辉旗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
廖仲恺擅长诗词、书法，著作编为《廖仲恺集》、《双清文集》上卷。
廖仲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1877年4月23日 ，廖仲恺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旅美华工家庭。广东省归善县陈江镇鸭仔埗乡窑前村人(现广东省惠州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幸福村)，祖居广东梅县程江镇。
1893年，父亲廖竹宾在旧金山病故后，随母亲回到中国广州，投奔时任清政府招商局总办的叔父廖志岗。
中日甲午战争后，廖仲恺倾心西学。1896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
1897年，在叔父的安排下，他与香港地产商何戴的九女儿、同为国民党左派的何香凝在广州结婚。由于经济上尚未独立，廖仲恺与何香凝新婚后，便与他的哥哥廖恩焘一家合住在广州市三官庙的廖公馆，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夫妻二人在二楼屋顶的晒台上搭了一间小屋作为自己的居所。在简陋的新居里，这对不曾相识的夫妻逐渐相知、相爱。廖仲恺和何香凝，这对革命伉俪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毕生精力，在事业、生活中相互支持、志趣相投。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族，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市民。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等大旗，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戊戌变法失败后，很多青年出国留学，希望学成归国后，改变中国危亡局势。出洋留学的风气盛极一时。廖仲恺结束了香港皇仁书院中学生活后，也有了去日本留学的愿望。
为了支持丈夫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遭到娘家人和廖仲恺嫂嫂的坚决反对，何香凝毅然把陪嫁的珠宝首饰和所有的细软及家具等卖掉，连同私蓄总共“凑得三千余金”，资助廖仲恺赴日留学。
1903年1月，廖仲恺暂别何香凝，先行赴日。之后何香凝又把所有的杂物都卖掉，在同年4月抵达东京，开始了夫妇二人的旅日留学生活。当年9月，廖仲恺与何香凝在日本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后，就坚定的站队于孙中山。
廖仲恺、何香凝二人遵照孙中山指示， 在日本“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此后，夫妇二人便追随孙中山，踏上了艰辛的民主革命之路，也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04年3月，廖仲恺考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学习，既而入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并与有志青年相互激励，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两人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租住一套公寓，并命名为“觉庐”。
中国的科举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变，于1905年被废除。到了民初，高等教育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北大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
社团组织在民国初期得到了发展，如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等。
1905年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协助孙中山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并先后入会。廖仲恺担任同盟会总部的副会计长和外务部干事、外务部副部长，而作为同盟会的首位女会员，何香凝担负了革命党人的联络和勤务工作。夫妇二人在东京的家，也成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联络站和聚会场所。
忙碌的学业与革命工作期间，女儿廖梦醒和儿子廖承志的相继诞生，给夫妇二人紧张的生活带来温馨的家庭乐趣。而这期间廖仲恺多次奉孙中山之命，潜回国内到天津等地进行秘密活动，从事联络革命志士、宣传革命道理、筹设革命机关等工作，根本无暇照顾家中妻儿。何香凝在参与革命活动的同时，独挑家庭重担。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爱国救亡、民主科学、文化启蒙成了时代精神，“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是当时的响亮口号。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已打开了新民主主义的大门，社会主义思想也成了时代新潮。
1906年，廖仲恺翻译了一些早期社会主义学说，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以“屠富”、“渊实”笔名在《民报》发表译作《进步与贫乏》、《社会主义史大纲》等。廖仲恺是最早介绍和探索社会主义问题的中国人之一。
1907年春，廖仲恺转入东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
1909年廖仲恺在日本中央大学毕业后回国，考取法政科举人，在吉林巡抚处任翻译。武昌起义后在广州就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廖仲恺夫妇追随孙中山回到祖国继续革命事业。廖仲恺先后担任过广东枢密员、财政司长兼国税厅长，广东任都督总参议、总统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等职，对建立和巩固新生的广东民主共和政权作出诸多贡献。
1912年5月任广东军政府财政司长，实行地税换契法、整理财政和税收等措施。宋教仁案发生后，廖仲恺赴北京运动国会议员反袁。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廖仲恺与孙中山等亡命日本。
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同年9月，北京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1、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2、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 3、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北京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后被北京学生痛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对德宣战，与日本同为战胜国，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仅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扩大了，这一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
1918年6月廖仲恺随孙中山到上海后，与朱执信、胡汉民等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发表《三大民权》、《<全民政治论>译序》等文章，宣传和研究革命理论。同时翻译孙中山用英文写的《实业计划》第一计划。
从1918年11月的“公理战胜强权”庆典，到次年1月的巴黎会议，短短两个月时间，当时的中国充分诠释了“自古弱国无外交”的定律，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
面对这样屈辱的局面，从1919年5月1日 开始，北京的学生纷纷罢课，组织演讲、宣传，随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工人也给予支持。5月4日 ，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等对抗政府，这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后被史称“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注意这里的“封建”一词是泛化的封建观)，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廖仲恺在五四运动发生后赞扬和支持学生运动，称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
1919年10月，廖仲恺时任中国国民党财政主任。但他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准备与朱执信等赴苏俄学习俄文和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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