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中山舰可以说是中国最为有名的军舰之一，有“浓缩的中国现代史”之喻。它原名“永丰舰”，是清政府在1910年以68万银元向日本三菱造船厂订制的钢木结构炮舰。战舰于1913年建成，舰长65.837米 ，宽8.8米 ，型深4.5米 ，设主副炮8门，最快航速每小时25公里。
武备平常的中山舰却与诸多历史事件有关联。1922年，军阀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炮击总统府，图谋加害“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孙中山在深夜突围后即登上“永丰舰”指挥平叛，历时55天，使此舰成了他的流动总部。
1924年11月，孙中山最后一次搭乘“永丰舰”，转赴北京共商国事，次年3月在京病逝。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3月30日 广州国民政府将“永丰舰”改名为“中山舰”，并于同年4月13日举行更名仪式。一年后，中山舰又因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而再度闻名天下。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为破坏国共合作，夺取革命领导权，蓄意打击和排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事件。对于这次事件有多种猜测。有人认为是蒋介石故意将中山舰调动又矢口否认以制造借口打击中国共产党。也有人认为这是和“西山会议”派关系密切的“孙文主义学会”成员欧阳格(欧阳钟的叔父)等故意向李之龙假传蒋中正的指令，两边离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逝世后，亲共的汪精卫成了中国国民党中政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并坚决地支持联俄容共政策。1925年11月，中国国民党部分资深党员召开西山会议，反对容共。苏联顾问季山嘉和蒋中正的合作关系因苏联企图使中国共产党化而急速恶化，也因此季山嘉竭力拉拢亲共的汪精卫企图联手推翻掌握军权的蒋介石。
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第一任的校长，虽然掌握了实权和军权，也实在不愿意看到国民政府可能共产党化。但在中国共产党逐渐坐大、日本和苏联对中华民国的觊觎之种种不利的情况下，仍勉予支持亲共的汪精卫，反对西山派的主张。
按照共产党的说法：李之龙事先得到汪精卫的指示要将一些水兵调离，以防蒋介石重新夺回海军，而蒋介石则听到了一些谣言，说李之龙要将他绑架到海参崴。
欧阳格、陈肇英奉蒋介石命令占领中山舰，并在家中逮捕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机关，扣留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周恩来等中共党员，严密监视邓演达。中山舰舰长换成欧阳格。
蒋介石表示这只是针对个别人，联俄容共政策并未动摇。“西山会议派”给蒋中正发电报“以迅速手段，勘定叛乱，忠勇明敏，功在党国。”但蒋介石立刻回电表示自己“唯革命是从”，继续反对“西山会议派”。不过这显然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投下阴影，为一年后的四一二政变打下伏笔。
关于中山舰事件的另一个版本：
开始执行反共政策的蒋介石，设计将中山舰调出广州，随后又以该舰未接命令擅自移动为名诬其阴谋暴动，随即下令逮捕该舰长、中共党员李之龙，并展开一系列的清共行动。
李之龙接令后，随即通知中山、宝璧两舰于1926年3月19日晨 开往黄埔，向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请示任务。邓却回答:不知道有什么任务(邓反对蒋介石独裁，是国民党中比较坚定的左派。李之龙接到的命令是以邓的“电话”为名为转达的，此实为蒋等人玩的一箭双雕之计)。因此，中山舰等当天下午返回广州。
这时，蒋介石和属于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开始放出谣言，称“共产党要暴动”、“李之龙要造反”和“共产派谋倒蒋、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等。
同时，蒋介石开始大举逮捕共产党人。1926年3月19日深夜 ，
蒋秘令逮捕李之龙、解除中山舰武装，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以及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住宅以及全市共产党机关，还扣押了军内国民党左派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40多人，严密监视邓演达。当广州市内一切布置妥当后，蒋介石电令驻扎潮汕的第一军，将全军党代表撤销并驱逐，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该军。
至今海内外学者对其中内幕尚有存疑另一种假设：
“中山舰事件”源于一场误会，是蒋介石误以为自己会被劫而采取的过激行为。
不过仅仅十几个小时之后，即事变当天下午，当蒋介石意识到这完全是自己的主观猜忌后，他就取消了戒严，下令交还收缴的武器，并放回被软禁的党代表，重新恢复常态。
但这一事变涉及国共及苏联的关系，性质是严重的，因此蒋介石思想压力极大。据说，事变当天下午，何香凝径直去见蒋介石，质问他派军队到处戒严，究竟想干什么?斥责他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义?蒋介石“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
历史真相和人们的固有认识，差距真是太大了。
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另一值得关注的是：汪精卫中山舰事件后为何突然要出走，蒋介石挽留也没用？
中山舰事件之后，作为当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最高领袖的汪精卫先是悄然隐匿，继而秘密出走，经香港转赴法国，其原因，颇有值得考究之处。
中山舰事件的当天，蒋介石曾经给朱培德写过一封信，说了一些对汪精卫不满的话，朱培德将这封信交给汪精卫看了。其后，汪精卫即表示准备出国，蒋介石则表示挽留。
汪精卫给蒋介石写信的第二天，陈璧君也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为汪精卫的准备出国提出了一项新理由，即可以使蒋介石“反省一切”。
函称：汪精卫的病，固然在于肝、心、甜尿等症，但是，精神上的痛苦要比身体上的痛苦更剧烈，“思之思之，不得已乃出于一行，固以疗病，亦足令兄反省一切，过去、现在，并勉力于未来也。”
信中，陈璧君并对蒋介石提了一条看似平淡而实则语气严厉的意见：兄平日好阅曾国藩《家训》，此书不但不能福兄，只有诱兄日即于伪，掩其天赋之良好、真纯之精神耳。
函末，陈璧君并对蒋介石说：见到此函时，您是发怒扔到厕所里，还是作为座右铭，“均所不计”，云云。
历史当事人对他们自己行为的解释，有时相当准确，有时则不可轻信。政治斗争的本质是力与力的较量。汪精卫、陈璧君的信，用来说明他们在政治斗争失败以后的牢骚、怨愤、无可奈何以及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复杂关系则可，用以解释汪精卫的悄然去国则不可。
那末，什么是汪精卫隐匿、出走的真实原因呢？对此史家们各有解说。有专家曾根据苏联驻华使馆代理武官拉宾事后向莫斯科提出的报告及当事人回忆，提出过一种看法：汪精卫原本主张联合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军的力量，组成“反蒋联盟”，以武力打倒蒋介石。但苏联方面不仅不支持这一主张，反而撤去原先最积极支持汪精卫的顾问季山嘉（即古比雪夫）等，使汪精卫失去靠山，不能与蒋介石抗衡，因此，汪内心不满，负气出走。
去年三月二十日的事，汪精卫同志本欲免蒋介石的职，用谭延闿、朱培德同志的军队去打倒他。那时因为民众莫明其中真相，汪同志恐因此弄巧成拙，反惹起党内纠纷，民众怀疑，故此举未实现。而汪同志没有办法，以致托疾辞职。
施存统曾在上海和陈独秀一起发起组织共产党，后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26年在广州黄埔军校任教官，1927 年在武昌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官，兼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他是有可能了解有关情况的。不过，他所述汪准备用军队打蒋以及“没有办法，以致托疾辞职”等均属事实，而担心“弄巧成拙”，未能付之实施等情则并不全面。之所以说不全面，是因为施完全没有提到起关键作用的苏联人的态度，但这是不难理解的。当时，武汉国民政府还和苏联保持合作关系，不少苏联顾问还在为武汉政府工作，因此，中山舰事件时苏联人不肯支持汪精卫倒蒋的事实自然还不宜透露。
李玉贞教授编译的《从俄罗斯密档看中山舰事件》，其中谈到汪精卫对于苏联方面决定向蒋介石让步感到意外，“委屈”，认为自己“丢人现眼”，“为季山嘉的被召回而不快”，没有告诉苏联人就“蜷缩起来”，等等。
关于中山舰事件，诡异多测；汪精卫隐匿、出走的原因，其实也难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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