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五节 1926，加深国共危机的整理党务案

沈阳先生　撰稿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十八次党务会议上，蒋介石认为中山舰事件后内外谣言四起，众说纷纭，整个国内风言风语，一片混乱，为统一口径，蒋介石建议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至5月中旬，预定会期已到。而此时，蒋介石已完全控制住了苏联顾问，也解决了汪精卫、胡汉民的问题，能够从容操纵会议，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党”的意志。

1926年5月，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介石、谭延闿等九人联名向全会提出排斥共产党的《整理党务决议案》。 意图在于把共产党人排挤出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打击中国国民党左派，夺取中国国民党最高领导权。

这个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提案，蒋介石事先取得了鲍罗廷的同意。主要内容是:限制共产党员在中国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等。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即策划从中国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全面控制中国国民党的党权。

　　会议之前，蒋介石于13、14日分别与张静江、鲍罗廷、谭平山、张国焘等谈话，谈整理“党事”及国共“妥协”条件，对共产党的活动提出了严厉限制的条例。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出席会议共40多人,蒋介石、谭平为主席团成员，蒋介石为主席。

蒋介石宣布开会理由，矛头直指共产党，指责“自从先总理逝世之后，本党内部，日益纠纷，一般跨党党员，时有轨外行动”,“反客为主”,等等。随后，由蒋介石、谭延闿、孙科等九人，提出《整理党事案》，核心内容为四项原则：

一、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

二、纠正党内跨党党员之轨外行动及言论。

三、保障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

四、确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地位与其意义。

此案并提出组织“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席会议”,其目的

为“总期跨党党员不再有违背规约之行为”；而会议之议事范围，“为审查跨党分子违背纪律及两党之纠纷问题”。

在《整理党事案》之外，蒋介石又单独提出国共“协定事件”八条提案：

一、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之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或批评。

二、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中央党部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

四、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

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五、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

六、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的共产分

子，所发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

七、国民党党员未受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党籍而入共产党，以后不得再入国民党。

八、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

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以上四项原则和蒋的八条提案，是在改善和调整两党关系的表面文字之下，运用国民党的组织机制，通过中央的名义，公开地和全面地限制、排斥共产党。是两党仍有合作关系的前提下，公然对共产党的污蔑、歧视和压迫，最后共产党实行退让。

1926年4月1日，蒋介石与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等提出“整军肃党、准期北伐”的建议。

4月6日，蒋介石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案。中国国民党中央接受了蒋介石的提议。

鲍罗廷与蒋介石会商国共合作问题时，未经与共产党商量即同蒋介石达成“整理党务”的八项协定。

这时，张静江、吴稚晖、孙科等聚于广州，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制订整理党务案的具体计划。

邵元冲等西山会议派分子也纷纷云集广州四处活动。

5月15日至22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选举谭延闿、蒋介石和谭平山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蒋介石借口要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

《整理党务决议案》主要内容是:

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中国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委员数额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中国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中国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共产党对参加中国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方能下达等。

中国国民党左派何香凝、柳亚子等都投票反对。

但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张国焘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他们派张国焘等到广州指导出席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张国焘强使共产党员接受这个提案。上述两个提案在文字上略作修订，并分别正名为《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及《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于5月17日获得通过。

5月18日，蒋介石等又在会上提出《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中央常委是国民党二大新设机构，由九人组成，而没有中央常委主席之设置。当时大会秘书长吴玉章解释，这样做是为了使“此后凡百事务，当必以多数人负责之故，而进行敏捷”。

蒋介石这个提案，含有改变国民党中央领导体制的意义，其用意是进一步从组织上排斥汪精卫。国民党人称整理党务四个决议案中，以这个议案为最关键和最重要，关系到本党组织历史重心的重建。

这个提案被正名为《整理党务第三决议案》，获得通过，并“选举”张静江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张静江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蒋介石为了使张当选，竟在其提案中规定可由“监委”委员任“执委”主席，这也是因人设置的一个典型事例。

20日，蒋介石又在会上重新登记党员的提案（《整理党务第四决议案》），进一步控制共产党员的活动。

5月20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闭幕。

按照《整理党务案》的要求，在25日召开的第二十八次中央常务会议上，毛泽东（缺席）提出辞去宣传部代部长职务，林伯渠提出辞去常务委员会秘书及中央财政委员两职（未提辞农民部长职），谭平山（缺席）提出辞去常务委员会秘书职务（未提辞组织部长职）。

28日，张静江主持第二十九次中央常务会议，“照准”三人辞职。张静江提议：由蒋介石任组织部长，顾孟余任代理宣传部长，甘乃光任农民部长。

随后，原任中国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换上了中国国民党右翼分子。张静江代理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叶楚伧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顾孟余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元冲任中央青年部部长，蒋介石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随后，又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蒋介石开始掌握中国国民党最高军事权利。自此蒋介石一手控制了中国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从此，右派势力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占据了优势。

1926年6月1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致信共产党，提出根据“整理党务案”的规定，成立两党联席会议。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成立，完全是“整理党务案”的结果。

整理党务案出台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指派张静江、蒋介石、吴稚晖等为中国国民党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随后，中共中央指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中共出席联席会议代表。

在中国国民党联席会议代表中，几乎全是右派人物，这进一步加剧了统一战线破裂的危险。

1926年3月发生了中山舰事件，5月又发生了整理党务案，加深了国共合作的危机。